读者在书展上购买古籍。金文照片/视觉中国

宋运斌资料照片

分以学校为基础的《史记》书影资料照片

原题：《建家学派》为什么整理了——古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呵护价值和意义？

[今天我们怎么整理古籍]

6月16日，在国立图书馆古籍馆举行的第一届宋运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原定在半天内完成，但时间似乎有点紧。一个月前举行的第一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评审委员会远远超出了主办方的期待。原定了一整天的会议接近中午，审查结果基本上定为尘埃。

顺利也合乎情理。摆在面前的候选人名单由近100多种古籍整理著作、40多名古籍编辑、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北京大学教授荣新强、清华大学教授刘硕、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等16位评委早早判断。几轮投票，没有太多争议，意见高度集中：积分校本《史记》修订，《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杜甫全集校注》图书奖，《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青少年图书奖，中国书店俞

颁奖典礼上获奖者们分享的不仅是感谢和喜悦，还对继承文化、引领学术的使命负有责任。学界前辈们表示的不仅是称赞和鼓励，还有期待古籍整理未来。在他们看来，由文史学者、编辑宋云彬的后代出资设立、学界推荐和选定的宋云彬古籍整理奖，与优秀学者和编辑同时提供基准。面对延续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和发扬。

一代成为一代学问

“现在社会上对古籍整理工作还有很多误解。我认为古籍整理工作只不过是校正文、标点符号、注释、翻译、古文。很多学校和科研机构把古籍整理成果排除在科研成果之外，奖项、申报项目等都不能用。点以学校为基础的《史记》修订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生军表示，古籍整理很有深度。深具独创性的古籍整理是难度大、含金量极高的研究工作。“今天我们津津有味地谈论‘间家学派’，建家先贤们做的事情并不是这样。谁能否认丹玉财团的《说文解字注》、王艳孙的《读书杂志》是卓越的学术著作？”

古籍整理工作应受到尊重，少不了优秀古籍整理著作的支持。现在有没有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优秀古籍整理著作？宋运彬古籍整理商给出了答案。

“校本《史记》修订期为8年，不仅收集了通校、参校10种宋元选本，还收集了六朝抄本、党史本等10种古籍残本，广泛采用了《本校法》、《他的校法》，吸收了学术界的新成果，增加了校正器3400多台。这是山东大学教授杜杰森对以学校为基础的《史记》修订版的评价。

“80多年的裘石圭老师带领10多名中青年学者，整整6年时间里，刷新了40多年前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数百个竹简木和50多种丝绸画。对此遗忘了近2000年。有关思想文化、手术方法技术、天文地理的早期文献从重新拼写开始。西汉初期“迷你图书馆”这一珍贵文献首次以完整的面貌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葛兆光向《史记》致敬。

“这本书是第一次全面搜索诗性杜甫的作品，严密调查，进行细致的注释和评价，是以集大成式整理杜甫的集大成式诗人作品的。这是200年来杜甫全集及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整理和总结。这本书的完成标志着杜甫研究达到了新的顶峰。”这是南京大学教授郑长灿对《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定位。

还有人说，重要的典籍前辈们大部分都整理好了，以后的古籍整理还能干什么？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书局社长徐俊认为宋云斌古籍整理奖也给了答案。随着学术的发展整理的重要典籍需要以学校为基础的《杜甫全集校注》修订版、《史记》等以后精制的新版。出土的文献，文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做一代人的学问。当代的古籍整理学者，对典籍的熟悉程度未必赶得上老一辈学者，但由于电子文献的出现和出土文献等新文献的大量面世，使这一代从事古籍整理的学人具备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认为，当代一些古籍整理的新成果已经超过了前人，“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杜甫全集校注》等古籍整理作品，既接续了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同时又充分利用新的文献条件，代表了这一辈学者的最好水平。”

越来越多的学者介入古籍整理

尽管大众对古籍整理的认知有待普及，从事古籍整理也难以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但徐俊发现，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介入古籍整理。

北京大学教授罗新是知名的历史学者。近些年，在撰写论文、专著的同时，他也负责着点校本《晋书》的修订任务，而且还主动进行北朝墓志、《十六国春秋》等基础典籍的整理工作。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李新峰，刚刚完成明代史料《纪事录》的笺证，就着手整理明代笔记《万历野获编》。

“文史研究到了一定深度，就会发现很多基本典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或者根本没有整理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新、李新峰等学者从各自的领域开始了古籍整理工作。”徐俊说，这些学者从事古籍整理，往往不满足于一般的标点、校勘，而是要做深度的整理，“《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可以视为一个典型。这部书对马王堆汉墓简帛的缀合、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含量。”

学者为了学术而进入古籍整理领域，而出版社也希望通过古籍整理作品的出版引领学术的发展。

“古籍整理出版，不仅是出版那些没有整理过的古籍，也不仅是简单地跟着学术热点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古籍整理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引领学术的作用。就像《甲骨文合集》推动甲骨文研究发展一样，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的出版，会让很多学者进入这个学术领域。”徐俊认为，应该通过学界与出版界的良性互动，让传统文化研究变得更为丰富和深入。

怀揣“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

古籍出版引领学术的责任，无疑落在了古籍编辑的肩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对古籍编辑的奖掖，颇具深意。

虽然只与林日波见过一次面，但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审金良年对这位青年编辑印象深刻。

“我写过一本古籍译注类的普及读物，此前已在某著名出版社出版并多次重印。凤凰出版社通过协商获得其主要部分的再版权，担任责编的就是当时入行未久的林日波。不久，他给我写信提出审读中发现的几个引用资料讹误。”根据林日波的来信，金良年重新核对了资料，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虽然问题不多，但假如不是一一核对资料，是断然不能发现这些问题的。责编一本著名出版社已经加工过的重版书，还能一丝不苟地再度编辑加工，这使我对这位还未曾谋面的‘小编’刮目相看。”

对于同事俞国林，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有着更为近距离的观察：在承担《顾颉刚全集》《全元诗》等重点或繁难项目之外，俞国林还亲自策划“近现代学人年谱长编”“近现代人物日记”等丛书，引起学界的重视，而其所编辑的《孟森著作集》《朱希祖文集》《容庚学术著作全集》《陈梦家著作集》，提出了近现代著名学者“著作集”的概念，广受认可。

“一个古籍编辑，如果自己没做过古籍整理，就没有体察，不知深浅，拿捏不好分寸。俞国林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出版了《吕留良全集》《吕留良诗笺释》等著作，并且参与制定‘古籍整理规范’的行业标准。”顾青说，俞国林在编辑、策划、整理、制定规范等各个方面都卓有成绩，称得上一位称职的古籍编辑。

保持着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敬畏，怀揣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林日波继续享受着与整理者切磋琢磨、慎思明辨的点滴快乐；俞国林常想起多年前一位长者送给他的那副对联“弘扬古学非难事，重振中华赖后生”，筹划着一个2000万字的古籍整理项目。

俞国林在颁奖典礼上宣布：为表达对宋云彬先生之敬重与对宋家人之敬佩，以个人名义向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捐赠十万元。这是他此次获奖的全部奖金。

（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