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

作者：鲍雪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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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定门：从安定门看北京城墙，Felis Vito拍摄于1860年10月。西方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满足了我们那个时代对中国的想象，是“他”镜头带来的国家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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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家庭照片：中国人去照相馆都喜欢照相。这是《鲁迅家族照片》。鲁迅写了《论照相之类》，以摄影为入口，批判国民性，但鲁迅的故乡绍兴认为有关摄影的各种异端学说是“巫术”，直接证明了早期摄影观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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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演员胡迪埃肖像：由上海康照相馆拍摄的胡迪埃肖像明信片，制作时间是1930年前后。电影是人气胡迪的演员，展现了与传统中国审美迥异的正面、端正的姿态，展现了现代的氛围。这也影响了公众的审美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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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天津中华照相馆1935年前后拍摄的，这时拍照成为一种娱乐，有很多游戏手段。这是化身照片，伊人千面都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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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张婚纱照是1934年前后在上海拍摄得德照相馆。翻新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的“PS”。改建后，背景黑白不均，整体呈白色，人物亮度提高，面部光线更加柔和，新郎头上竖起的一把头发经过了翻新，看起来更加整洁。

《中国照相馆史》是收集照片、研究人员冰雪十多年历史影像收集和研究的最新成果。据记载，1859年在上海开设了照相馆，这成为了这本书研究的时间上限。此后，照相馆基本遵循从南向北从沿海发展到内地、从省城发展到中小城市的“规律”，超越了晚清、民国、共和国成立初期。沿着这个“时间线”，冰雪从众多个人收藏中选出了398张，论述了照相馆的介绍和开设、本土化探索的开始、参与社会互动等问题，最后以各具特色的事件描绘了照相馆的中国式绘画。

随着摄影术的传入，被认为是“巫术”、“灵魂摄取”。升起的照相馆都安装在玻璃房内，没有照明和其他人造光，完全依赖玻璃膜顶部的阳光。由于曝光时间长，为了让拍摄者集中注意力，一些摄影师大声朗读了《千字文》中的“天地现状、宇宙洪荒”、“严昌、景象可怕”等字句，孩子拍照后吓得发烧、胡说八道，母亲也返回。有宣传说，中国人对照片有很多误解，为了挑起中西矛盾，照相馆拍照就能拍出《衰云》，吸引了很多民众。当然，照相馆要真正发展，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中国照相馆开办时大都强调“中西结合”。1891年，上海致真照相馆在《申报》上将自家特色“广而告之”，表示“巧设山石树林，曲栏园庭，书斋绣闼，琴棋书画，零备古装、旗装、东西男女洋装，仙客名媛、僧道剑侠、一应俱全”。照相馆拍照理念也被中国人引进，如1930年英国摄影学者古罗斯沙氏在照相馆运营方面的论述，其中对如何抓拍顾客最自然的表情，时至今日仍不过时——他认为摄影师要“做一个深邃的观察者”，最重要的是“要有诚恳的态度”。

最初，照相馆馆名多含“昌”、“泰”、“宝”、“福”等字，且专注于写实，从拍摄祖宗肖像、个人与家庭留念照到团体合影，如当时一首竹枝词所写，“显微摄影唤真真，较胜丹青妙入神”，因此“真”字也为商家青睐，成为晚清民国照相馆名字选用最多的汉字之一。追求馆名中国传统意蕴的同时，这些照相馆开始追求画面的意境之美。正如仝冰雪在书中所写：“在照相馆中，从灯光运用、背景道具、人物姿态、表情抓拍等方面，摄影师在模仿西方摄影造型的同时，又把中国人所认同的庄重、内敛、隐逸等精神追求融入照片拍摄和制作中，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照相馆审美范式……”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照相从实用转向时尚，照相馆馆名也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包括“派拉蒙”、“百乐门”、“维也纳”等——即使在抗战大后方的贵阳、昆明等地，亦不乏时尚者流。社会名流尤其是明星如周璇、胡蝶等人的照片，成为都市风尚，普通百姓竞相效仿。“照相馆印制的大量明星、权贵肖像的商业销售及在大众出版物刊登，在普及摄影术的同时，其所代表的时尚品位和审美情调，也引领了大众社会生活走向近代化的嬗变；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审美，也必将从自觉的滥觞，一步步迈入流变之路。”

照相馆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理想肖像的期待从未停止，事实上，中国译介出版的第一部摄影业务专著《脱影奇观》的广告中，就明确表示照相术可以“再造容颜”，能够“令恶人化为西子，而仍不失本来面目”。这首先要依靠化妆，接着是“整修”——有如今天的PS，拍完照冲印的过程中，美化照片——清末时，顾客不喜欢脸上有阴影，就能通过“涂抹红汞”去除，以保持面部白净。后来，这项业务蔚为壮观，通过“PS”，可改变脸型的胖瘦、长圆，眼睛、鼻子、嘴巴的大小、正斜，颧骨的高低及眼窝的深浅，改头换面以至于亲娘难认。有人讽刺曰：“你瞧，这是照‘像’呢，还是照‘不像’呢？”

此后，时代剧变，日军侵华及“内战”，给中国照相馆业带来严重破坏，上世纪50年代末“公私合营”后，传统私营照相馆正式终结。公私合营最初，照相馆基本延续以往风格，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时尚风格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鬼怪思想招魂”，只好“代之以工农群众、劳动模范和妇女儿童等朴素大方、勤劳勇敢和活泼健康的照片”。1966年，“文革”爆发，照相业被定为“四旧”，很多照相馆更名为“红旗”、“延安”、“东方红”等；在时代的裹挟下，照相馆的艺术审美再不提及。改革开放后，甚至数码技术横行的今天，照相馆仍然存在，“但其精神内核已面貌迥异”。

“影像里的每一个因素构成，都体现着中国人的文化涵量和审美情结……我们应当去书写独特的中国早期摄影史，这种书写，是对历史的忠实，更是为了一个民族敢于正视自身历史的文化自信。”新书“前言”结束时，仝冰雪写道。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