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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奇：北京大学国关的地方国家研究
作者：唐时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资料来源：唐晶托克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编辑：2019年4月12-13日，在北京大学地区和国家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举办了以“面向21世纪的地区和国家研究：世界经验和中国范式”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唐思奇教授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科建设历史、学科布局、学科基础、方法论等问题”为主题分享。下面的全文是“Talk”。根据唐思奇教授的发言录音整理，得到了本人确认。
唐萨奇教授的研究领域有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思想和比较政治学。
同事们你好。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地区和国别研究中所做的一些工作。
当今天其他嘉宾谈论地区研究的悠久历史时，我意识到地区研究是比现在许多社会科学系建立得更早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当然是研究方面的后起之秀，所以没有进一步传授的经验。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多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取得了一些收获。我主要介绍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我们学科的历史。第二部分谈我们的学科布局。第三部分略谈我们在学科基础和方法论方面的思考。
第一是学科的历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是196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这是周恩来总理主导并向中央政府提出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和后来毛泽东主席指示的直接结果。实际上，同年北京大学还成立了外国哲学研究所、亚非研究所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室。当时全国三所高校成立了国际政治系，分别是人民大学、复旦、北京大学，他们之间有分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重点研究领域是阿比拉的民族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到1972年为止，正式设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室和阿比拉民族解放运动室。
严格地说，国际政治学学科成立初期的研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也不是政治学研究，而是对某种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理论和历史研究。但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因此，由于共同地域性而产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共性，当时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地域研究的特点。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反映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国别性质的研究得到了初步发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对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正常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直到1970年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开始，教学科研工作才恢复。国际政治系真正发展到文革结束为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系的学科部署开始具备规模，成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政治学、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关系、国际文化传播六个教研室。
后来，国际政治系经历了一系列的分合，包括1987年政治学专业成立了政治系，后来成立了政府管理学院。2001年，原国际文化传播交流科也与校内其他机构一起成立了新闻传播学院。在此期间，国际政治系的教育和研究更加集中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
1996年国际关系学院的建立是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飞跃性事件。国际关系学院由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研究所合并成立初期，是国际政治系、外交系、外事管理系、国际传播文化交流系、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在今后的发展中，除了国际传播文化交流学科和独立开放院外，国际关系学院还设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比较了政治学和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科。硕士专业有8个，博士专业也增加到6个，教育研究和国际化学水平也有了很大发展，这是我们简单的历史。
第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学科布局。国际关系大学目前的教学和研究大致分为四种。第一，区域国别研究包括区域和国家政治与外交、比较政治学。第二，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在内的国际关系第三，包括环境政治、非传统安全、民族宗教、移民难民问题在内的功能性研究第四，国际法、国际组织、全球治理等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国际公共政策研究。
就区域和国家研究而言，在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之前，国际政治学科就已经在苏联、东欧、东亚、东南亚、拉丁美洲、美国、西欧等国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日本研究在日本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支持下已经具备了规模。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以来，亚非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加入大大加强了对亚非问题及美国问题的研究。当然客观地说，并入国际关系大学后，可能会对亚非原来的研究方向产生一些影响。亚非研究所原来的区域国家研究方法比较传统，但合并到国际关系大学，
后，因为学院的主业偏向政治和国际关系，而且学院是一个教学单位，所以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原来亚非所的老师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的研究方向，改变他们的研究方法。加上一些年长的研究者相继退休，所以那些基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国别研究，以及从文化角度进行的国别研究就有些趋于衰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目前，国际关系学院教员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涵盖世界各大洲以及主要国家，包括美国研究、日本研究、东亚和东北亚研究、南亚和东南亚研究、欧洲研究，俄罗斯和东欧研究、非洲研究、中东和西亚研究等等。我们现在涉及到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本科课程有18门，包括美国政治与公共政策，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欧盟概论，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与外交，非洲经济增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东亚政治经济，伊斯兰世界政治发展，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等等。大家从这些课程名称当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传统，比如说政治外交研究等等。同时也有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加入进来，比如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等等。
第三个方面，我想谈一谈关于学科基础和方法的思考和困惑。对于国际关系学院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包括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等学科的基础和方法论问题，我们的学术自觉应当说经历了一个过程。由于国际政治系的前身是北大政治学系，其主业是研究外交和国际关系，而外交和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所以一直以来，人们都把理解国家行为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出发点，这也就意味着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基础是政治学以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另外，由于早期的国际政治系有相当一部分的教员具有历史学的学科背景，所以历史学也构成了国际关系学院相关研究重要的学科基础，并且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经常说，国际关系学院的基本特色，或者说国际关系学院的长项是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我想主要的一部分理由，也是来自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况。除此之外，国际关系学院的区域国别研究可能还受到两个传统的影响：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它强调经济基础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决定作用；另一个是日本的政治外交史的研究方法，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课程名称，都是某个国家的政治外交或政治经济外交，主要强调政治和外交的关系。
2008年，为了呼应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学术活动，我们原来的院长王缉思教授和我主持了一项题为“30年世界政治的变迁”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世界各地区以及各个主要国家，也算是对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与成果展示。该研究的成果已经发表，而且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通过这一项研究，我们也发现，学院区域和国别研究，包括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学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王缉思教授经常讲一个比喻：国际关系是冰山浮出海面的一个角。我们要真正了解国际关系，就要了解冰山在水面下的主体部分。这个主体的部分是什么？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剩下的部分就是国家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过程等等，因此对一个国家内政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在政治学系独立出去之后，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又建立了一个比较政治学系，目的是能够加强学生们在政治学方面基础知识的训练，同时甚至也加强学院老师政治学的素养。
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军事、政治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冷战结束以后，影响或者主导国家行为和国家关系的相关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国际同行的研究也都有所调整，这些都是国际关系学院在组织教学和研究方面十分关注的问题。比如，出于对全球化的进程、世界经济和国际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高度关注，所以我们在1999年新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我们去年新建立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则是为全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加的一种学术上的应对。此外，像上面讲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资源以及能源问题，民族宗教问题，难民和移民问题等等也都成为国际关系学院国别与区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样的发展态势来看，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学基础虽然很重要，但是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因素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角度出发进行区域与国别研究，到底更多是偏向政治学的专业性的学术研究，还是建立在不同学科专业知识基础上综合性研究呢？作为一个教学单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为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方法论基础和基本的知识结构。使这个问题更为尖锐的是，从国际关系学院的角度来说，虽然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研究、日本研究是我们的长项，但即便如此，我们的研究也还远远谈不上深入透彻。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研究又该从何谈起呢？
最后，希望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成立，通过进一步整合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的资源，在提升北大整体的区域国别研究水平的同时，在学科基础和方法论探索方面取得一些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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