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点30分”，该怎么办

——长沙市学校课后服务报告

希杰妈妈没有想到，5年后，有1、1、1、2个孩子的她能再次回到工作岗位努力工作。

贾舰爸爸也没想到下午和自己一起上班的儿子到了大四以后，连续三年处于“和爸爸一起上班”的状态，突然就这样结束了。

和妻子分居的浩洋父亲在全家陷入“小宝不到1岁，大宝就大一了，60多岁的奶奶怎么照顾”的不安时，就像按惯例举行的新生家长会具有魔力一样，瞬间解除了全家人的不安。

赋予家长会“魔力”的是两个文件《长沙市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实施办法》和《关于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文件背后隐藏的是长沙市教育系统朝着“解决3点30分民生难题前进”的使命和决心的意志。

芙蓉区育才东屯小学教师指导课后服务手工课程

小收费，解决大问题

“放学了，谁能来接我？”

用8字简短的提问，最近几年成为了让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等各方为难的事情。因此，随之而来的“3点30分难题”、“银发族”拾荒现象、民间托管机构的两地失衡等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教育热点。

对此，部分城市推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长春，开始了“花蕾计划”，在市市区实行小学课后免费托管服务。天津、济南部分学校、弹性学校制度试行。北京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发挥高校聚集优势，支持中小学实施课外活动计划。

不断有城市加入“探索者”行列。但是到底该由谁主导，在国家层面，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2017年3月，教育部推出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明确要求中小学承担学生课后服务责任，充分发挥中小学课后服务的主要渠道作用，积极探索形成各自特点的课后服务工作模式。

“三点半”课后服务，学校要叫主人公。

用锤子定音后，各地纷纷推出自己的方案，开始探索各有特色的解决模式。与此同时，新的问题陆续浮现。

长沙市雨花区曾对家长的“3:30”课后服务需求进行过调查。俗不可耐的情况大致有两种。首先，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在有需求的群体中，每个家庭都有很大的个体差异。

有的家长希望学校提供“一对一”辅导，有的家长希望学校放学后服务能延迟到晚上7 ~ 8点，有的家长说学校放学后服务以发展学生兴趣的特长为主，还有的家长说“只要做作业辅导就行了”。

“面对如此丰富的个性化要求，学校一般压力很大。”雨华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刘祥贵对记者说，不仅难以满足家长的多元需求，学校也要解决内部的难题。

例如，学校日常教育和课后服务的时间冲突问题。根据常例，每天下午3:30，学生离校后到5:00教师下班前，学校一般用于开展少先队活动、教师例会、学科研究活动等。如果放学后开始保管，就意味着学校要打破常规，调整教师会议、教学研究等时间。

另一个例子是照顾自己的家人和照顾别人的孩子之间的矛盾问题。教师作为父母也有接送孩子的现实需要。因此，如果不能参加课后服务，这是有道理的。此外，课后服务不在义务教育必须保障的范畴之内，参与教师辛勤劳动能否从成果中获得激励也存在不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课后服务不是自习课或简单的“管理”。同样，教师们要劳动、备课、上课。另外，根据课后服务计划，对教师、场所、设备、管理等的要求不同，可能会给学校带来一定的负担。

以开复原清隋唐北辰小学为例。这所学校2019年秋季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人数超过了1000人。如果全部安排户外活动，占面积为31亩，建有3栋建筑物的小学，平均活动面积显然不够。

以上难题，寓言区，狗复原区，芙蓉区，岳麓区.都有。如果是普遍性问题，就要在市一级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

2019年8月5日，长沙市发改委市教育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以前是以湖南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为基础，结合长沙实际，对《长沙市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实施办法》作了更细致的规定。

《通知》明确了全市公立小学和中学学校提供课后服务，学生和家长可以自愿参加。该服务将从2019年秋季开学开始试行第二学期、非全日制寄宿生生活服务

此外，校内课后服务时间安排在周一至周五放学后，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开展体育、艺术、科普、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及社团与兴趣小组活动等。

按照公益性非营利原则，有条件的地区应加大财政投入，为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学校支持、适当收取费用等方式筹措经费，同时根据长沙实际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收费标准最高不超过每生每期1000元，各校具体收费标准由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审核课后服务工作方案时一并明确。

《通知》同时要求，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实行免费，优先保障残疾儿童、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单亲家庭子女、双职工子女课后服务需求。

“在自愿基础上适当收取费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财政的压力。”岳麓区人民政府主任督学李晓丽为记者算了笔账。以每生每期限价1000元计算，参与学生计8万人，试行两期，如果全部由区财政兜底，费用总计为1.6亿元。岳麓区的经济虽然处在全省第一方阵，但近几年，受城区新建小区数量急剧增加、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等因素影响，区内适龄入学儿童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为保障他们拥有充足、优质的学位，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巨额资金新建数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再加上教育日常运转所需的经费，财政能够用于教育的经费已所剩不多。

更重要的是，校内课后服务并非政府财政必须保障之项目，适当收取费用，既能较好地解决参与教师的待遇问题，第三方机构与学校、与家长之间的供需矛盾问题，又能方便家长根据各自家庭情况，理性做出“是否参与”的决定，从而避免参与家庭和非参与家庭间，在使用公共教育资源问题上的不公平。

抓细节，让管理更贴心

“三点半”课后服务，涉及长沙六区两市一县、数百所学校、数万名教师、数十万名学生、近百万名家长。推出的实施方案，怎样才能让需求千差万别的参与各方均能接受呢？

从市级层面来说，除了宏观政策的制定，长沙市还积极作为，妥善解决了基层反馈的部分现实难题。

比如，针对有关部门不能对乡镇中小学定价的矛盾，长沙市创新举措，参照物业管理办法，采取家委会审定或超过2/3家长同意的办法实施。由此，课后服务也能在乡镇中小学顺利开展。

区一级教育局，负责向本区内各学校解读《通知》精神，以及依据区内学情制定相应细则。更重要的，是帮助学校解决操作层面的一些难题。

以芙蓉区为例，去年秋季开学前，该区多次召集区内中小学校长开座谈会，了解相关情况。

针对校长们提出的，如何避免校际间提供的课后服务课程差别太大、怎么制定更加精确的收费标准等问题，芙蓉区进一步规范了课后服务实施细则。

全区范围内只允许两种课后服务模式，即“全基础服务”或“4+1模式”——5天作业辅导，或者4天作业辅导+1天个性化辅导。根据不同服务模式，该区制定了不同的收费标准：每人每学期800元，或每人每学期1000元。

芙蓉区火星小学校长何洁哲告诉记者，为规范流程，关于如何开展校内课后服务的每个环节，局里多次召开校长会，听取校长们的意见，“我个人参加的会议就有七八次。”

经过多轮校长会后，各区提供的“三点半”校内课后服务形式基本确定——作业辅导+兴趣特长为主；在每生每期1000元收费标准之内，可根据课程设置的差异制定收费标准；坚决不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集体教学。

△ 风车的运转原理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图片由雨花区砂子塘吉联小学提供）

2019年秋季开学前几天，一封《雨花区砂子塘吉联小学2019年秋季“三点半”课后服务申报书》，发送到该校每一位学生家长手中——

遵循安全有序、家长自愿、公益普惠三条原则；服务内容为作业、阅读、自习等；一二年级每次2小时，收费800元每人每期，三至六年级每次1小时，收费400元每人每期；此标准从2019年秋季开始试行两学期……

参与此次课后服务的长沙市各中小学校，在秋季开学前，面向家长发出了类似申报书。

“看完申报书，所有情况都一目了然。”在仔细阅读申报书的各项说明后，吉联小学三年级学生梓墨的妈妈选择为女儿报名参加校内“三点半”课后服务。

“外面的培训机构，鱼龙混杂。”接受采访时梓墨妈妈说，学校关于“三点半”课后服务的各项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感觉很规范，让人放心。”

“从接到《通知》之后，我校便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该校校长朱鸿雁看来，校内开展课后服务，是好事也是难事。怎样把好事做好，如何让难事不难，学校的态度是，先把服务做好，在实践中一点点地解决问题。

为把服务做细，吉联小学在开学前专门召开了教师头脑风暴会和解决问题会。同时，针对实际情况，以“走班制”形式开展课后服务，并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责任制，以确保“事事有人管，责任可追溯”。朱鸿雁笑着说：“感觉像又办了一所学校。”

再看明德天心中学的分级管理。该校建立的是校级、年级、班级“三级管理体系”，其最大亮点在于“班级”这一层面，每天由班长负责对校内课后服务内容、考勤情况、纪律、效果等进行记录。“这样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初中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规划意识。”校长杨智勇说。

而在开福区清水塘北辰小学，分级管理主要体现在“放学”这一细节。副校长黄玲玲告诉记者，自实行校内课后服务以来，该校每到下午三点半，学生便开始分四批次离校，一直要持续到下午六点。“之所以错峰放学，一方面是为了出行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条件。”黄玲玲解释道。

清水塘北辰小学地处人口密集的北辰三角洲，校园面积31亩，学生总数3000多人，参与课后托管人数则超过1000。为了给课后服务腾挪出活动场地，“我们专门规划了16块区域，兼顾常规体育课、课后服务和社团训练。”据该校党支部书记梁寒介绍，在“腾转挪移”好户外课程的场地之外，还需“见缝插针”地安排好室内课程场地。

“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兵”，由于所有教室都是滚动使用，课与课之间无缝对接，清水塘北辰小学最终决定错峰放学，以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课堂需求。

既然学生的课堂需求已得到满足，那么学校的“刚需”——教研会和工作会——如何满足？

办法总比困难多。

采访中，记者发现，多所学校通过统筹管理、前置安排，妥善解决了这一“刚需”。

比如，麓山国际实验小学，将语文教研集中安排在每周四上午，该时间段，教务处在排课前便自动“屏蔽”了语文课；天心区实验小学，则是把周例会改为两周一次；芙蓉区火星小学，将周例会改为月例会，同时借助网络布置工作；岳麓区博才咸嘉小学，将周五下午固定用于教师业务学习，课后服务课程由校外师资负责，等等。

无论是“在常规教学之外再办一所学校”，还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寻求突破”，考验的都是学校管理层的治理能力。在长沙，一所又一所学校的实践证明，通过规范的细节管理，可以让“三点半”这件难事不难、好事办好。

“基本实现了放学、下班无缝对接”“非常感谢学校尽心提供的多种课程”……采访中，数位家长均表示，课后服务大大减轻了他们的接送负担，“感谢政府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同样的道理，实施课后服务，客观上延长了教师的工作时间，增加了教师的负担。长沙市教育局坚持实事求是，出台了《关于规范市直中小学课后服务经费使用的通知》，明确可以付给教师适当的报酬，并制定了校内教师和外聘教师的课时补贴发放标准。

统计显示，自2019年秋季长沙市全面实施“三点半”校内课后服务以来，共有791所学校参与，占到长沙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的68%；参与服务教师30996人，参与学生317631人，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的36%。

优课程，让服务更有品质

如何保障课后服务的质量？

“学校必须严格把好‘四关’。”长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卢鸿鸣说，一是严把项目设置关，结合校本课程建设等工作，精心设置可供学生选择的服务项目，促进孩子个性发展；二是严把教师管理关，无论是选配本校教师、聘请离退休教师，还是第三方机构的外聘教师，都要严格准入，加强管理，不得出现违反师德师风纪律的问题；三是严把实施监督关，严禁将放学后的课后服务时间作为正常教学时间集体上课，变相补课；四是严把安全管理关，完善并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师生人身安全。

尤其是“课程”与“师资”，是家长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2019年8月，长沙市教育局下发的《通知》中，就课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提到，按照义务教育阶段“体艺2+1项目”的实施要求，各中小学校可充分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结合学生个性特长、兴趣爱好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培养。

按照《通知》要求，天心区实验小学制定了自己的“三点半”课后服务课程——以篮球、足球、健美操等学校原来就有的特色俱乐部为基础，将学校特色社团与课后服务课程结合在一起。

“我们一共开设了43个班，其中21个专业班，22个综合班。”校长黄迎浪告诉记者，区分两类班的依据是专业程度和课程类型。专业班根据专业老师人数来确定，主要集中在篮球、足球、健美操三个特色项目，参与的学生需要通过专业老师的选拔与考核，采取一个星期5天的训练模式；综合班由艺术、科技、美术等学科的老师带班，学生以自愿报名的方式参与。专业课每个星期只开2天，其余3天时间，学生回原班级进行作业辅导，也就是常说的“3+2模式”。

目前，长沙大部分开展课后服务的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采取的都是与天心区实验小学相类似的方案，即服务内容与学校特色相结合、与校本课程相结合。

如麓山国际实验小学，建构起涵盖文化学科类、美育体育类、公益类3大类“三点半”课后服务课程接近70种；砂子塘吉联小学，共计开展20多个大类、66个班的课后服务课程；枫林绿洲小学，设有56个社团班级开展课后服务，等等。

△ 基于兴趣开设的“三点半”课程，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图片由岳麓区枫林绿洲小学提供）

得益于近些年“体艺2+1”在校园的大力推进，长沙很多学校都开设了各具特色的体艺社团课程。因地制宜的相互融合，成为学校设置课后服务课程的主要方案。不过，对于部分学校而言，比起怎样让课后服务的课程丰富多彩，更难的是如何解决课程师资不足。

从社会上聘请有资质的师资，切实可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长沙各中小学校的课后服务课程师资，主要来自校内、购买服务和社会公益机构。不过，对学校来说，培养自己的师资仍然是第一选项。

在这一点上，长沙市实验小学的做法，值得借鉴。

该校课程研发中心主任陶源远说，学校10余年前开始开设社团课程。2019年秋开展“三点半”课后服务后，学校便将社团课与课后服务融为一体。“10多年的实践，我们找到了一条将课堂、课程、课题结合在一起‘三位一体’的师资培养路径。”

以篮球社团为例，学校篮球社按照年龄分段，开设进阶式课程，但本校体育老师无法满足所有年龄阶段的训练要求。“找外援”是肯定的，但是找谁呢？

学校想到了湖南省篮球协会（以下简称“省篮协”）。双方很快达成合作，现在学校U10、U12阶段的课程都由省篮协派来的教练任教。而学校呢，则做好课程内容设置，形成校本课程。课程能够复制后，“外援”可同时在多所学校使用。

对外，以课程换师资；对内，以课程养师资。

即，当外聘老师上课时，本校老师以助教身份，进行组织管理和课程监督。同时，助教也会深入课堂，吸收专业知识。借助这种模式，学校已经培养了12个国际象棋老师，且都取得国际象棋教练证。

“我们是把社团课也当成了教师成长的研究基地。”该校党总支书记柏山树解释道，常规课程时间容量小，拓展空间有限；社团课则不然，教师可立足本专业开设兴趣社团。

比如，语文组教师周耀赢，一直想尝试用思维导图方式来教学生识字，但常规课上内容被安排得满满的，她根本腾不出时间来进行实践。学校提出“‘学校课程+微课题’研究型老师”的概念后，周耀赢开出了自己的社团课。

在保护老师的兴趣爱好上，学校更是给予了较大的自由度——如果某位语文老师提出，想开发一节织毛衣课，在该校也是可行的。甚至，学校还允许老师“合伙”开班，以保障老师的休息时间。“一天中间，老师要承担班主任、保育员、管理者等多种角色。如果‘三点半’课程既能发挥老师专长，又能丰富课程设置，何乐而不为？”一位普通教师这样表示。

一方面，教师有主动权；另一方面，学校则有评价权。

“社团课的教学质量直接影响该教师下学期的开班情况。”柏山树说，每期末，学生要对该门课程的教师打分，“如果优秀率达不到70%，这门课就可能被下掉。”

记者：赖斯捷 张晓雅 黄军山

原文刊发于《湖南教育》2020年5月A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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