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洁(南京市博物院梅园新村纪念馆)

八路军办事处诞生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和建设活动，迅速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前哨阵地，在国统区这一特殊战场上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开辟宣传阵地，开展统战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经过与国民党多次协商，同意蒋介石最终将红军主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奔赴前线抗战。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要求，我党经国民党当局同意，于南京、上海、西安、太原、武汉、郑州、兰州、迪化(现乌鲁木齐)、长沙、南昌、广州、桂林、重庆、豫北同年9月22日336001023日，蒋介石指出团结和灭亡的必要性，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法律地位。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很快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展。

八路军办事处在各地相继建立后，为我党在国统区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和机会。周恩来等人做的大量统战工作基本上是通过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的“八个办事处”开展的。南京“八日”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等经常访问和接待国民党高层开明人士和民主人士，表现出反对单方面抗战和投降的坚定立场，与冯玉祥等爱国将军关系密切，冯玉祥等在思想上更接近共产党，因此成为力主国共合作的重要代表。同时，“八个办公室”在国民党内与有进步倾向的军官密切往来，积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对他们的政治倾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第77军副军长浩浩浩在武汉时，周恩来邀请他到“八个事务所”工作。之后，他秘密地安排去延安。

重庆期间，周恩来等继续利用重庆“八个办事处”这一公开活动的阵地，积极支持重庆文艺界进步人士排练进步话剧，鼓励各阶层民主人士举行各种纪念会、演讲会、座谈会，并与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皖南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为了避免受害，周恩来对暴露或可能被捕的进步文化人士采取了保护措施，“八处”试图将他们疏散到外地。其中一部分去了延安，一部分去了国外，更多的去了香港。

收集运输军需物资

红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八路军后，根据国民党双方达成的协议，由国民党提供军粮、军用物资、医疗器材，此事具体由各地“八个”负责。为了防止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各种卑鄙的手段，其中最常见的是没收各种军需物资。各地“八方”不怕困难，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南京、桂林、西安、重庆等地方办事处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特别是桂林“八个办事处”接收军需物资时，国民党顽固派总是故意为难，不要少发军需品，而是让八路军去外省领取。对此，办公室按道理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努力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

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国民党当局每月向八路军发放63万多元的经费，并向八路军分发军机物资。中国北部各大城市和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运输抗战物资的中心枢纽。武汉“八个办事处”也负责主要的八路军物资收集、转运工作。武汉“八个办事处”每月向国民党政府各有关部门申报和接收军粮和各种军用物资，并向交通部派遣联络车接收的物资到前线和延安。抗日战争进入僵局后，随着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威望的提高，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不再供应八路军军需物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还没有建立大型军工厂，补给非常困难，不能满足战斗需求。武汉“八个事务所”积极联系进步人士，通过武汉、湖南、江西等组织购买了向前线发送军用物资的八路军。此外，武汉“八事务所”直接接受了爱国华侨和国际朋友捐赠的物资和钱。另一方面，香港的“八个办事处”在廖承志等领导下，将国外及香港爱国进步人士从八路军、新四军的钱、物品和慰安品，以及“八个办事处”购买的药品等运往广州，然后通过广州的“八个办事处”通过武汉、武汉的“八个办事处”运到前线

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广西成为桂林，成为连接我国西南、华南、华东和国外的重要交通枢纽。此时，香港“八个办事处”从香港和南阳募集的物资主要由桂林“八个办事处”接收。桂林“八事务所”在鲁某村设立转运站，让有经验的同志几年来往返这条运输线，克服种种困难，保证了运输业务的安全。

全力开展救援、保护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共两党谈判中，我党提出的条件之一是释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政治犯”。抗战全面爆发后，通过保护、转移、部署获救人员，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成为“八处”的重要任务。当时斗争环境复杂，任务艰巨，但各地的“八件事”仍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37年8月至10月，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方交涉和南京“八处”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分别从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地方监狱、省法院释放的政治犯有陈独秀、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工会的代表吴兰、王德利夫妇、陶铸、刘顺达朱进“八武”主任彭雪丰被“八个办公室”保护、移动和安置的同志们很快复归，很多人成为了敌人

后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值得一提的是，驻香港“八办”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对抗战的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2月，办事处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旅港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700余人、国际友人近100人。

为根据地广纳人才

为吸收人才，壮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在国统区招生。各地“八办”都非常注意做进步青年的宣传动员工作，并专门设立招生委员会，派专门人员具体负责。志愿到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去的青年，“八办”都为他们开具介绍信，由“八办”统一安排、派专人负责送往延安和根据地，还帮助他们解决沿途的食宿问题。南京“八办”针对许多进步青年询问如何去延安的问题，在《抵抗三日刊》上以公开答问方式，详细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武汉“八办”介绍赴延安的青年近千人，居各地“八办”前列，经武汉“八办”介绍、护送去延安和从延安派往武汉后又派往各地去的各类干部也有7000人以上；桂林和重庆“八办”也担负了护送爱国华侨华人、进步青年到延安的任务，每次运送军需物资，桂林“八办”都要设法输送一部分人员前往解放区；西安“八办”成为各地“八办”输送人员的中转站，仅1938年5月至8月，西安“八办”就接待、护送了2000余名进步青年前往陕甘宁边区，形成了“成千上万的各地青年子弟，不辞跋涉，不畏艰辛，齐向赤色都会的延安投奔，一批批的毕业，一批批的报到，荒凉的陕北，顿时变做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壮观景象。据记载，仅在1938年3月至5月期间，通过各地“八办”赴陕北的人数“每天平均为八百人，故陕北一带人口，一年来激增十余万人”。他们的到来，不仅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也激励着更多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客观上为我党我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来源：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