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对相亲充满好奇，觉得也是多一个认识人的途径。”加微信后，李朋主动和女生聊起电影、电视剧等话题暖场，每天和对方道早晚安，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传达自己的心意，为进一步了解做铺垫。

一个多月后，李朋发现女生突然不回消息了，随后他刷到她和其他相亲对象“官宣”的朋友圈。

一年多后，这位已经从相亲步入婚姻的女生，还突然找到许久不联系的李朋寒暄，想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绍给李朋。当时已处在恋爱中的李朋婉拒后，推荐了男同事给对方。

在社交媒体出现后，单身男女似乎已成为社交网络里流动的资源。不仅如此，相亲的流程也越来越变得简化和流程化。

李朋不再像第一次相亲那样，试图铺垫一长串“前言”来增进双方的了解，很多时候直接切入正题。“加微信好友，互发一段自我介绍，随后就约见面。这已经成为当下一种高效、以婚姻为目的的社交方式。”李朋说。

毕业后，李朋曾在咖啡馆对一位女生一见钟情。他鼓起勇气和对方聊天，才发现女生在加拿大留学，因为疫情原因滞留在国内，之后也打算在国外工作。这段心动因此无疾而终。“相亲起码能保证对方是单身未婚状态，而且未来长期工作生活的地点在宁波，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李朋说。

和有的年轻人在相亲过程中渐渐放低要求的妥协不同，李朋觉得，他的理想伴侣画像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充实和清晰起来的。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喜欢什么样的。各种学历、各种工作单位的相过后，发现有的确实聊不到一起，没有共同语言。”相亲久了，见过的女孩也多了，李朋也有了一些心得，“但也越来越感受不到爱了。”

见双方父母都有时间刻度

相亲更像是一个社会剧场

由于频繁地和相亲对象约在星巴克见面，小沈一度被称为“星巴克小王子”。其实在此之前，小沈渴望过浪漫的相遇，但他后来渐渐发现，自己并没有选择女主角的自由。

大学毕业后，小沈谈过几场无疾而终的恋爱，印象最深刻的是初恋，对象是高中同学。女孩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也没有一份稳定工作，那时24岁的小沈只一心觉得两人合得来。恋爱一年后，父母得知女孩的学历坚决不同意。

小沈争取过几次，闹得全家人不愉快。“我做不到违背他们的意愿，由自己去选择结婚伴侣。”小沈只好和初恋提了分手，“感情还在，终究舍不得，很痛苦。”两人为此分分合合两三次，最终断了联系。

后来，小沈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外省女孩。父母一听是外省人，工作也不是很稳定，还是不同意。这段恋情只发展了三个月，便匆匆画上句号。

“交往时间不长，分手时，两人感情不算深，倒也分得爽快。”小沈也由此看清了一件事，“既然父母在我的婚姻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不如一开始就从他们满意的人选中挑选结婚对象。”小沈后来就开始接受直奔目的、不会遭遇棒打鸳鸯的相亲。

李朋身边相亲结婚的朋友，从认识到步入婚礼基本都不会超过两年。“六个月后见女方父母，一年后见男方父母，接下来就可以筹备婚礼了。”如同自我介绍时，约定俗成、详细列出的条件一样，相亲的时间线也有默认的刻度，推着李朋自然地进入角色，展开行动。

“婚姻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组合。在本地工作，房、车都仰仗父母，婚姻对我来说，是需要背起的家庭责任。”李朋知道，这不是一场事先幻想的罗曼蒂克的戏码。

李朋的父母并不会在言语上激烈地催婚，但他们的焦虑无时无处不在。2020年3月，李朋带着相亲认识后谈了一年的女友回家吃饭。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脸上挂着明显的笑容，甚至开始盘算：四月份去女友的家乡慈溪玩一趟，然后在五月份和女友的爸妈见面，十月份可以把婚礼定下来了……

随后，父母卖掉了家里的一套房子，给李朋打了一大笔钱，让他赶紧给刚交付完的婚房置办家电。

但当李朋把和女友分手的消息告诉父母后，母亲的第一反应竟然接得快捷丝滑：“我前几天上山摘桑果，农场主的女儿是个律师，你要不要认识认识……”

“相亲更像是一个社会剧场，相亲的男女双方只是剧本中的两个角色，甚至是两个道具。这是一套需要复杂组织和多种角色共同构成的剧本。”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刘子曦表示，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而相亲已经越来越形成一套社会化的脚本。戏中的双方感受如何？这个戏唱完了，后面的生活怎么处理？这是两个相亲场中的当事人需要着重去面对的问题。

年轻人婚恋焦虑越来越普遍

并呈现低龄化趋势

在过年回乡前，萸太阳一直呆在深圳。萸太阳投递了几十份简历，经历了十几场面试。在青年旅馆住了十多天后，萸太阳终于收到了一家传统制造企业的录用通知。

萸太阳对着录用通知傻笑了一路。虽然这份工作的薪水并不高，但在这座城市里萸太阳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要开始存钱了，让自己能够面对随时可能失业的风险。”

萸太阳暂时还没有谈恋爱的想法，能够把生活稳定下来，在这个温暖的南方城市扎根，是这个年轻女孩现阶段的愿望。“亲密关系的到来应该是顺其自然的，我会坚持尊重自己的感受。”萸太阳说。

回到北京工作的图敏还在经历一场内心的震荡。出生在江苏二线城市的图敏从没想过留在家乡，从影视专业毕业后，她选择来到北京一个人打拼。但面对疫情影响下的影视行业，图敏过得并不轻松。

这也开始连锁反应到了回到家乡后的相亲，图敏的自我价值感不断降低，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做一些改变。“父母说我在北京赚的钱真的太少了，不仅在那找不到优秀的人，连在家乡给我介绍相亲也觉得拿不出手。”在大城市追梦，被认定为一种不实惠、不聪明的行为，一向对图敏疼爱有加的父亲也教育她“主观性太强”。

图敏觉得，在老家亲戚重复的追问下，自己的思维裂开了一条缝：关于生理上最佳生育年龄的分析、关于独生子女一代养老的问题……所有的焦虑从这条缝里涌入，图敏做出了接受相亲的让步。

可即使如此，父母并不能从熟人圈中找到同样也是“京漂”的适龄男孩，只能寄希望于有着庞大数据库的中介机构。奶奶甚至告诉图敏，感情是可以在一起之后再培养的，让她先找个本地男孩谈异地恋，“等你们有了感情，你自然会迁就男方回老家了。”

正经历着这种撕裂的不仅仅是图敏。刘子曦表示，中国社会正在传统和现代并行的转型阶段，婚姻也在个体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改变着它的存在方式。与此同时，家庭关系呈现出传统和现代杂糅的状态：一方面传统的权力结构和代际关系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强调以夫妻为中心、父系与母系并存的观念也在兴起。

“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家庭变得比以前更为重要，家庭成员的纽带比以前更为紧密，大家更加相互依赖。同时，家庭还承载着生育养老、功能照料、抗风险等作用。”刘子曦认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流动的年轻人，面临着社会角色和自我认同的拉扯，“其实城市代表着以自我认同为中心的爱情，包括性的自由激情、亲密感、内在体验、自我实现等。但是当回到家乡后，则要面对的是催婚。婚姻背后是什么？其实是制度化的社会功能、社会关系。”

婚姻在这些社会功能和社会规范上的世代差异、人生进程的重大问题等，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纠缠在一起，很难彼此分离。于是在年轻人的心理层面会产生许多焦虑感与矛盾感。“在我们的研究中会发现，现在婚恋焦虑越来越普遍了，也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刘子曦表示。

将婚姻看作一种可能的生活

而不是必然的任务或负担

宁波江北区呈人之美工作室负责人米佳做了八年的红娘，既在网上为单身男女搭建相遇的平台，也时常组织大型相亲活动。在米佳看来，现代社会的相亲模式早已突破传统相亲的概念，变成一种新型社交方式，“尤其是社会组织的相亲活动和网络相亲。”

“这些‘90后’‘95后’比‘80后’更主动，更迈得出脚步。”米佳说，相对于由亲朋好友介绍相亲对象，现在的年轻人更希望自主选择相亲对象，“他们不想通过单位的同事或父母的朋友来引荐，有时甚至是偷偷报名，不会告诉身边人。在没有人情因素需要权宜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更直接地选择自己想要的，也不必担心被人诟病。”

刘子曦指出，现在的年轻人看似有非常多展开社交的选择，但实际上要想建立深刻情感关系却来越困难。一方面，媒介高度发展的环境下，信息交换变得更加快捷，传播模式也更加多元。年轻人在渴望交流的同时竭力保护自己的隐私，但这种推拉会让交往变得越来越浅层。

而当原先靠地缘关系形成的人际网在高速流动中被打破，相亲从原本的熟人介绍演变为资本和媒介合伙起来进行的快速匹配游戏。在这过程中，无论对于自我还是他人，婚姻关系都逐渐变成用量化方式衡量的东西，越来越消解它神圣的部分。

米佳认为，当下尽管有年轻人依赖相亲寻找结婚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的社交能力变弱了，而是他们对婚姻伴侣有更严苛和具体的想象。“一方面，在异乡奋斗的人很多，身边缺乏亲朋好友，交际面有限；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永远不甘心于身边的人，觉得最好的还在路上，想通过各种渠道认识更多人，寻找满足想象的那个人，而相亲就是最佳方式。”米佳说，相亲对年轻人还意味着高效和精准，相当于提前帮他们进行了一次条件筛选。

经济考量从未从爱情世界消逝，家境、职业、金钱、外貌一直是婚姻市场上的筹码。近些年，主题精准的相亲会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米佳经常配合政府组织这类大型相亲活动，比如，单位联谊、牵手白衣天使专场、新宁波人专场等等，“通常一场活动邀请五六十位单身男女，场场爆满，配对成功率很高。有时，放出30个女生名额，收到超过200位女生报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就业人群专场（如快递员、外卖员等）总是显得冷清，尽管他们的收入并不低。

“我觉得每个个体还是具有能动性的，可以想想自己‘看重什么、看开什么’。”刘子曦建议，将婚姻和爱情都看作一种可能的生活，而不是必然的任务或一定要拒绝的负担，欣赏多元化和差异化，尝试拥抱人生中的各种可能性所带来的具体的快乐。

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潘璐 张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