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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报告要打多大的纸

时间:2023-02-14 18:13:25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文/罗伟章

/名家简介/

罗伟章画像 罗乐/绘

罗伟章,当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太阳底下》《空白之页》《声音史》《世事如常》,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曾获人民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小说多次入选全国小说排行榜、中国文学年鉴、中国当代小说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部分作品被译为英、韩、蒙等语言。系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执行主编。

人的身上,究竟什么东西最值得改良,是因人而异的事情。但有一点大概具有共通性,那就是如何让自己从自己身上醒来。

要做成这件事,可能得力于自觉而艰难的求索,也可能在某个神秘的时刻,在你全不经意的瞬间,它就发生了。

记得18年前的那个中午,同事们都回家吃饭或下馆子去了,我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无所用心地落在宽大的写字台上。

门外的车声,时高时低,时急时缓,像大河里的浪头子,给人苍苍茫茫的感觉。苍苍茫茫,是属于时间的。

在这样的时间里,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应该去写作了,人生仓促,再不写你就老了。这声音清晰到如同雕刻,却只让我一个人听见。于是我听从了它的指令,顺手撕下一张公文纸,写了辞职报告。

那时候,我在川东北的达州城,任职所在单位某部门的主任。我辞职,不是辞主任,是辞公职。

我当时根本没想过走另一条路,诸如停薪留职,或设法调到一个相对清闲些的地方,是直接就把公职辞掉了。这种辞法似乎也不必要领导批准,报告一交,即刻走人。

而今想来,做得这么决绝,唯一的原因和所有的原因,是那个声音唤醒了我,并戳到了我的痛楚。

我是热爱写作的,念大学时的生活费,多靠文章维持。大学一年级,参加四川省大学生征文比赛,还得过第一名,从马识途老人手里接过了奖杯。

但毕业过后,就把写作忘了,并非因为有了工资,不愁吃穿,而是浮于人事。如此混混沌沌的,竟过了11年。

后读《古诗源》,其中有首短歌,很是让我震动。说的是,与其掉进人堆,不如掉进河水,掉进河水还有救,掉进人堆就没救了。

这是至理。我为那至理添了一个例证。从这个角度讲,我说自己热爱写作,其实是不配的。

现在被那个声音叫到一边,把我忘掉和丢下的指给我看。斑驳的外壳里,包裹着令我魂颤神栗的血肉。说成是初心也行。

为跟熟悉的人事剥离,我举家迁居成都,躲在当时还算郊外的一间房子里,写起了小说。

多年以后,知道我那段经历的人,常当着我的面,说我“执著”。如果这是夸我,就实在是把我高看了。我就是胆子大而已。

钱是分文不名的了,事实上,为到成都落脚,钱袋早已抠穿,漏成了负数。儿子又正上幼儿班,没成都户口,进不了公立学校,只能高价读书,也只能继续借钱。

可是,一辈子这样借下去吗?即是说,靠我一支笔,真能写出个光景来吗?我算什么?念书那阵,无非在《山花》《青年作家》《中国青年》《大学生》等刊发表作品,全都没过万字,且丢了这么多年。

写得累了,停下歇息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这些事。

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差不多是在糟蹋自己的人生。在先前的单位,鞋踩脚踏的,虽说不上康庄大道,也有其自在随心的宽阔:效益很好,职业也算光鲜体面。

再说主任都当了,难保不当个别的啥。分明有坦途可走,偏要拐到深谷峻崖白水黑浪的小路上去,不知是太把自己当回事,还是太不把自己当回事。

我的老同事和老熟人,都在这样关心我。又过些时,他们听说,罗伟章的腰佝偻了,佝偻得不成样子了,头发一根不剩地全白了,才30多岁,就从头到脚是个老头子了;听了,为我愁,深更半夜打电话来求证。

我的头发现在白了许多,但当年,是一根也不白的。腰板是我想弯的时候就弯,不想弯就是直的。可换个角度看,那些说法又并无错处。它描述了一种人生败相,一种边缘化或被边缘化最可能呈现的景观。

来成都的前5年,要不算回老家,我的出行半径,不会超过一平方公里。对一个正值盛年的人而言,这够窄的,窄得跟家畜——或者说得明白些吧,跟一条狗的活动范围差不多。

老实说,时至今日,我还常常怀念那5年。那是彻底的属于我自己的5年。我读书、写作,两种生活都让我快乐。

写作基本在白天,晚上读书。写作也可称勤奋,但与读书比,就算不上。多数时候,我睡在书房里,睡地铺,晚饭一会儿,就躺到地铺上,捧了书读。

顺便一说的是,躺着读书,比坐着和站着都更入心,大概是解除了体力的负担,便更能专注的缘故。

读到凌晨一时许,关了灯睡。但往往睡不着,想着书里的人和事,想着想着,不能自已,两臂一撑,啪!开灯又读。

我在那时候理解了宁静、庄严和盛大的含义。这是我读过的梭罗、司马迁、凡·高、毛姆等人给我的,更是托尔斯泰给我的。

把托尔斯泰的几大部长篇都读过了,读过不止一遍两遍了,我便对着他的画像说:“你能教我。”

他能教我什么呢?我书架上的许多书,都能教我修辞和技巧。但在托尔斯泰那里,技巧完全内在于人物,没有他的准确、浩瀚和深刻,就学不来他的技巧,我知道自己是学不来的。

然而,他指证了人类忧伤的核心,注目于世界可能裂开的伤口和应该成就的和谐,他用自己的全部文字,阐扬着文学的更高规律和更高使命。

人类文明的支撑,包括文学的柱石,靠小聪明是靠不住的。小聪明只能造就趣味和雷同。托尔斯泰于我的意义,是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到这时候,我明白自己是走在怎样的路上了。对伟大著作的阅读和日复一日的写作,我发掘和看见了自己——自己最坏的和最好的部分。

作为平凡人,过着平凡的日子,最坏的部分往往也是平凡的,或者说是日常的。正是日常的私欲和恶念,搭建起世界平庸与互残的温床。既然看见了,就有了警醒、修剪和提升的可能,也有了奔向自由的可能。

自由是需要自觉性和约束性的,没有自觉和约束的自由,不过是无心无脑的放纵,毫无价值,非但如此,还会成为灾难的起点。

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些,并学会了与自己单独相处,学会了自我裁剪和自我塑造,自由就已经归属于他了,他就能在表面的丧失中,获得心灵的疆域。这样的疆域,自然不是一平方公里所能丈量的。

由此可见,世间的宽和窄,全看你持怎样的标准。

每种标准都有其合理性,但要提醒自己的是,这个标准需是我的,不是别人的。用别人的标准来规范自己,是人们愿意做的事情,浸淫其中,会感到安全,有时还会感到舒适,比如别人欢呼,我也欢呼,别人愤怒,我也愤怒,我就成了围观者中的一员,就不会被视为异类。

这很难说有什么不对,只是,我因此得到的,将是表面的获取和深沉的丧失,我脚下的道路,也是表面的宽和深沉的窄。

来成都写了10多年小说,又有了另外的境遇,因我写过《饥饿百年》《大嫂谣》《我们的路》等小说,被评论界说成是“底层叙事”代表作家之一。又因为写过《奸细》《我们能够拯救谁》《磨尖掐尖》等小说,被说成是“中国教育小说第一人”。

被界定,是许多作家欢迎的,为的是批评家在论述某个话题时,可以被提及。但我从不在意那些。我还写过那么多别样的小说。

如果也有在意的时候,就是深知自己的小说还不够好。好小说是不这样界定的。鲁迅的小说大多写乡土,可除了专门研究乡土小说的学者,没人会说鲁迅写的是乡土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写贵族,也不会说那是贵族小说或城市小说。

界定本身就是一种束缚和褊狭。小说就是小说,正如文学就是文学。我们现在时兴说传统文学、网络文学或者幻想文学、青春文学之类,看上去是为文学拓展了空间,其实是把文学矮化和窄化了。

文学只有在文学自身的范畴内,才能呈现它的宽阔。即便是很窄的题材,也有窄的锋芒和锐利,并由此写出大的格局,成就宽广的风景。

因此,我不仅要说世间的宽和窄取决于不同的标准,还要说世间无所谓宽窄。如宽一样窄,如窄一样宽,有了这等心境,就能拥有舒阔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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