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交通警察，改革开放年代参警，在交通警察岗位一干就是四十年，虽说每天干着平淡、重复的工作，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仔细回想四十年走过的风雨路程，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从部队复员来到这座西北高原古城。这里的一切让人感到陌生、新奇，“房上能赛跑、山上不长草、姑娘不洗澡、喝酒能喝饱”是当地群众耳熟能详的顺口溜。

在部队时，我是一名汽车兵，复员后我被分配到一专业对口公司上班。报到的第一天，公司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开车将我带到火车站1路车终点站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是一个由报废大客车车厢拆卸安放在地面上的临时办公地。

走进“办公室”，只见车厢中部一个用旧汽油桶改装的火炉子，火很旺，炉子上面放着七、八个大缸子，炉旁围坐着十几个男师傅，可能是调休的司机。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用手指指着我给大家介绍“这是我公司新来的复员兵小张，今后大家多多关照，他还年轻，你们这些老师傅得多费心。”说话间，一个大约40岁左右的女人，从炉旁起身，走到我身边，一手拉着我的手，一手摸着我的头说，“小兄弟，今后谁敢欺负你，就给我说，我把他的XX挤出来！”

在场的人们一阵乱叫、欢呼，另一中年男子上前指着女人的胸笑着说“姐，两个XX也比不上你这一个大呀。”俩人你扯我推，众人前推后搡，发出一阵阵笑声。我站在人群中间脸上一阵红，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回到家已是天黑，想到白天的那一幕，我又羞又恼、无心吃饭， 早早上床前思后想不能入睡，可能是在部队呆了几年，对社会上的种种表现看不惯，如果今后在这种环境里生活，还不把我逼疯了。

不行，坚决不能去那儿上班，我将自己的想法和父亲进行了交流。

工作的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我如愿以偿的当上了一名交通警察。那个年代，在行政单位开车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业，就连交警队也没几个有驾照的正式驾驶员。

1983年的冬天，领导找我说：“小张，有一趟公差，去玉树曲麻莱县，你去吧。”当时年轻气盛，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就是这趟公差， 差点连命搭进去。

领导想得十分周到，害怕我对路途不熟悉，从省运输单位汽车公司借调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专车司机老师傅陪我一起去。老师傅50出头的年纪，河南人，身材不高，是50年代“支边”来到青海的第一代司机。我第一次见到他，给人的感觉像是60岁的人，黑红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如同刀割一般。他话不多，烟瘾很大，一根接一根的抽， 接烟的技术我也从没见过。

那年头，也没什么好车，一辆“青海湖”柴油大卡车还是队长抓 阄抓回来的。我和老师傅收拾好行装，车上备了四大桶柴油，早上赶路出发，一路行车翻越海拔3300 米的“日月山”就进入了牧区。

冬季的草原荒无人烟，草原几十公里不见一个人，只有一群群的羊群在雪地里，啃着枯黄的草根。一路西行，老师傅驾驶卡车，一点没有让我开的意思，看的出来，是对我驾车技术不太放心。也好，我就坐在驾驶室裹紧大衣，闭目养神。

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青藏公路，是如今的年轻人想都想不到的境况， 路是沙石铺成的“搓板”路，小路连着大路，坐上几十小时的车，骨头如同散了架，听说有人坐车连尾骨都颠断了。前车走过、后车10米内什么都看不清，尘土飞扬。就这样一条路，当年慕忠生将军带领十几万大军，在荒无人烟的青藏高原，艰苦奋战，历时７个月零９天，才修成如今这样一条“天路”。据史料记载，青藏线外一公里就有一位筑路军人长眠此地，可见有多么艰难。

车突然停了下来，老师傅下车去方便，手里拿了个铁棒对着车检查了一圈，走到副驾驶低沉的说“你来开吧”。看来这家伙是累了， 我挪到驾驶室，手握住方向盘，一脚油门向前冲去。

冬季的高原，冰天雪地，没有一点生机，只有公路两旁军用战备电话线，电线杆上站立着一只秃鹫，一动不动就如同雕塑一般，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一路前行，我看了一眼表，已是下午3点多了，才走了300多公里， 人已快累瘫。我说，师傅，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师傅摇了摇头说，再坚持100多公里，前边有一个清水河站，到了咱们就住下休息。

我有点吃惊，心中悲愤，走了300多公里了，还要走100多公里， 天色已晚，从早上出来到现在一口都没吃没喝，能坚持得了吗？再看看他，双目紧闭，脸上没一点表情。我心里生气，嘴上却不敢说，心里嘀咕：我比你年轻，你都不怕，我怕什么？走，看谁扛得过谁。

天渐黑了，风越来越大，我全神贯注，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小心开着车，可心里已经开始着急了。“师傅，还有多远到达兵站？”我 讨好的问了一句。“慢慢走吧，一路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好说。” 真是要命！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到前方有昏暗的灯光，车开进一个挺大的院子。有两排破烂不堪的平房。从亮着灯光的房子里走出一个披着军用大衣的老头（原来是专门给军人提供后勤保障的）扯着嘶哑的嗓音问道，住吗？每人３元钱。老头给我们打开一间房说：“自己架火。”然后回房去了。

清水河兵站，自公路建成后兵就撤了，老头是乡上派来守房子的， 顺便捞点外快。进到房间，放下行李，只见师傅从门背后拉出一个麻袋，用手捧出牛粪，放进炉子里，找了几张旧报纸点燃放入炉膛，几十分钟炉子就烧起来了，房间顿时热乎起来。

师傅从挎包里拿出路上准备的干粮、馍馍和冰抓（煮熟的羊肉冰冻起来食用），还有一瓶“黑老二”白酒，放在炉盘上热着，用抓过 牛屎的手撕下一块冰抓递给我说，“吃吧！一天啦！别讲究了！”

我接过冰抓，看着他，不知是吃还是不吃。他看出我的心思，说“吃吧，牛粪是干净的，牧区的藏民，每天吃完饭，都用牛粪擦碗，谁还用水洗，见怪不怪，没事，吃吧”！

说话间，他将一大块冰抓塞进嘴里，对端着酒瓶口大口的喝了一口酒。顾不上干净不干净，我也吃，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看着燃烧的炉火，一股青草的芳香飘入我的鼻子里，是一种我从来没有闻到过的香味。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师傅不知什么时候早早的起了床，在收拾行李后，俩人随便吃了几口馍馍，给油箱加满柴油，又上路了。

过了清水河，前边就是“三江源”的发源地之一的“巴彦喀拉山”，海拔 5000 多米，是人类生命的禁区。师傅驾驶卡车慢慢的向上爬着， 汽车发动机发出的巨响好像在向老天爷宣战。

突然，师傅把车停了下来，打开发动机的引擎盖，头钻进去在修车。我好奇也跟着下来，看看他干什么？

“好了，走吧。”他坐到副驾驶上，表情怪怪的，我驾驶着车，慢慢的向上爬着，但明显听着汽车发动声没那么大了，力量也比先前足了很多。

我扭头看了看师傅，他得意的说，“小伙子，太年轻，这要没有我，就等着哭鼻子吧。”我一脸茫然。“进入高海拔地区，人缺氧，汽车也缺氧，必须把分电器往前赶赶，使油充分得到燃烧，否则就没力量，发动机在工作，车就是走不动，好些内地司机吃过这个亏。”听完师傅这个话，使我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真不愧是老师傅！

车辆进入红土山，这里地势险要，公路一侧是万丈深渊，我扭头一看，心惊胆战，手不由得握紧方向盘，快速转换低速档，就在一刹那只听一声巨响“咣”，汽车快速向山下倒去，刹车不管用，拉手刹动也不管用，车后倒得速度越来越快就要翻下山去。

“快，用车后箱撞山！”师傅也急了。随着汽车后滑的惯性，终于夹在一块巨石上，车停了下来。我和师傅都吓傻了，脸色苍白，好一阵才回过神。我们下车一看，不由得头上冒虚汗，只见卡车转动轴从中间断开两节，后桥已将车底板戳穿，如果车不停住，继续后滑将会车毁人亡。

师傅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双手抱头蹲在雪地里，不停地抽烟，连续抽了５根烟，终于开口说话，“只有下山报救急了，你身上带着枪，你守车，我去玉树州，让人上山救急，来回可能要两三天，吃的给你留下。”

我俩从发生事故，到师傅拦了一辆去玉树的顺路车，是苦苦等了一天。

天渐渐黑了下来，山上的风越来越大，气温也降到零下３０多摄氏度。风卷着雪花，夹杂着石子，不停地打在引擎盖上，发出“巴巴” 的响声。

我钻进驾驶室，打开了发动机，用发动机的热量，保护自己不要被冻死。又是一整天没有进一口粮食，我打开挎包取出馍馍，馍馍冻得跟石头一样，拿出军用水壶，发现也是冰疙瘩一个。

让人欲哭无泪，总不能眼看着等死吧？我拿出喷灯，下车找了一个避风的地方，捡来一堆石块，将馍馍堆在石块中间，用喷灯烧石块，将馍馍烤热。又将水壶放在发动机上，把车打着，用发动机的温度将冰块解冻，终于就解决了吃喝问题，就这样我熬过了第一个漫长夜。

不知什么时候，我在驾驶室睡着了。当第二天太阳照在脸上时， 看着火红的太阳，我仿佛从地狱到了人间。走出驾驶室，活动一下冰冻的手脚，用雪搓一把脸，人顿时精神了许多。

这一天，红土山只有一辆省农机修理翻斗工程车路过。那年头， 凡是跑青藏线的司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是看到车坏在半路上， 同行都会下车帮忙。两位司机同时下来问了原委，但他们也无从下手， 只好给我留下面包、香烟、一点牛肉，就下山去了。

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我吃着好心人留下的牛肉，看着荒野里的皑皑白雪，想着这一路所经历的艰辛，后悔当初不该应下这份差事。一个人呆在这冰天雪地，不由得思念起妻女，还有那温馨的家，如果这次能脱险，平安回家，从今往后就是撒尿我都不会朝着这个方向。

第三天的下午４点多，师傅终于领着救急车辆和修理工来了。现在想起当年这趟之行还真有点害怕，如果不是救急人员及时赶到，第三个夜晚能不能熬过去还真得打个问号。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我在西区交警大队任文书，那时的文书除了写材料、报报表、发工资、处理交通违章、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和大队干部一起值夜班。

那个年代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如大梦初醒，特别是年轻人更是各显其能，一时间，大街小巷的单卡、双卡录放机，不时的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男男女女的穿着喇叭裤，带着蛤蟆镜，背着马桶包，招摇过市，仿佛自己就是明星，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开始沿海陆地倒腾，电子表、尼龙袜、录音带、走私车，当时人们将这些人称为“倒爷”。

改革的洪流也波及到了机关单位一部分“精英”，很多人也下海挣大钱去了。记得有几个民警连辞职报告都没写就失联了，咱没这个胆量去折腾，就老老实实的当好交警吧，虽然工资少点，倒也踏实。

1993年的冬天比往年来的更早些，连续三天的大雪，天地一片白茫茫，气温下降到零下 20多摄氏度，大街上几乎见不到几辆行驶的汽车，行人更是寥寥无几，吃完晚饭，匆匆赶回队部值班。

走在五四大街上，借着昏暗的路灯，看到两伙社会青年拿着砍刀、棍棒在斗殴，有一名长发青年掏出手枪，大喊“老子毙了你！”凭着职业敏感，我发现那把枪是真家伙。

情况紧急，事不宜迟，我赶紧跑回大队向值班领导汇报。领导听过汇报后，指示我先去跟踪那伙人，他去向上级汇报请求支援，并把他的手枪给了我，一再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等返回五四大街时发现那伙人已经散了，我便开始沿街寻找他们。当我走到同仁路一个小饭馆门口时，发现他们正在里面大吵大嚷的喝酒，共有四男二女。

我一脚将门踹开，用枪指着他们说：“警察！不许动举起手来！”局面控制住后，我用枪逼着他们排着队往大队走，快走到大队的时候，领导带着刑警队的同志们也赶到了。事后，我们从其中一个女的身上搜出一把制式五四手枪和四发子弹，枪已经上膛。因为这件事，我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并被西宁市政府授予“敢斗奖”。

凭着年轻的一腔热血和对警察这个职业的热爱，让我在面对歹徒的时候义无反顾、毫不畏惧，那时我女儿才两岁，回过头想想也有些后怕，但我却从没有后悔过。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条件好了，交通警察的工作环境也改善了、管理手段也升级了，智能交通管控技术让我们这些老警察眼花缭乱、心动不已却又怎么看也看不明白，真羡慕年轻人啊！可以好好的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可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我老了，要退休了，心中充满了留恋和不舍……虽然脱下了警服， 但警徽却永远在我心中。我坚信，无论是我还是其他老同志，还有我们的年轻警察们，时代在进步，生活在改变，但一代又一代的交通警察爱岗敬业的初心、对平安道路的坚守、对出行群众的守护永远不变， 代代相传、星火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