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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合同工辞职报告范文—合同工递交辞职报告多久可以离职…

时间:2023-03-10 22:52:32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从年轻时的顶职接班到后来的下岗,我奋斗过、喜悦过,也无奈、失落过。临近退休,既为国家发展感到衷心的自豪,也希望能让我们这样奋斗过的人不被遗忘。”

以个人视角,记述时代和体制变迁,《百名下岗职工访谈录》今天刊发第28辑,记述一位浙江省某供销、物资局下岗职工的人生自述,希望更多的读者关心他们的实际状况。

我出生于1964年,是浙江台州人,高中学历。

一、顶职进入供销社

我家乡在台州的农村,1981年我高中毕业,先在机械厂打过两年的临时工,1983年通过顶职招工(在当时也叫做补员)进入当地的乡镇供销社,是固定工。顶职招工是80年代常见的一种职称安排方式,是指符合条件的职工子女顶替父母的职位参加工作,我所顶的是我父亲的职位。

80年代的顶职,是当时青年进城、回城的途径之一。父母退休后由子女顶替其名额上班,如此一来企业人数没有增加,但父母大部分需要提前退休。虽然提前退休后工资少了一大截,子女工资也不高,但能够进城发展已经非常不易。

后来我也才慢慢明白过来,当时的供销社和我后来入职的物资公司,是逐步将职工的身份进行转换的,从原来的固定工人转为合同制工人,为以后的下岗分流做准备的。下图是1994年后被置换成合同制工人的劳动手册。

顶职后,我在供销社做了五年的营业员,供销社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产物,我所在的乡镇供销社属于基层的供销社,和市一级、省一级的供销社不同,基层供销社属于集体性质的经济组织。当时的农村还没有超市,但每个乡都有一个供销合作社,为村民提供各种物资,供销社的门头上还有“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供销社就在镇上,地方小,发展的局限性非常大。而且作为老企业,里面的“好差事”都被老员工占着,年轻员工根本没有晋升的机会。加之当时的企业体制十分僵化,即使供销社的工作非常稳定,我还是选择了离开。

已经拍卖转让后的原供销社楼房

二、 选调招考进物资局

1988年6月,我通过类似于“选调”的方式,我凭借笔试和面试总成绩第一,以高中学历打败了其他竞争者,以考试第一的成绩考到了物资局所属的物资公司,从镇供销社的营业员变成了市物资公司的业务员。物资局的待遇确实比镇里的供销社好不少,公司的体制也比较灵活。入职半年后,我在宁波拿下了一单五万利润的生意,年终拿到了五千元的奖金,比我做公务员的同学还要多上许多。1989年的五万元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宁波两套60平方左右的房子,1989年的五千元奖励,也确实算得上一笔丰厚的奖金了。

从这笔奖金的比例来看,物资局的奖励机制和奖金比例还是很不错的。后来我作为公司骨干被外派到宁波工作了一年,由于公司的运营状况一般,没有足够的资金让外派员工继续做生意,1990年又被调回了公司。所幸的是,1991年左右物资局领导班子变动,领导决定外派我去上海拓展业务。因为一二线城市的生意机会更多,当时物资局在许多大城市都设有办事处。由于不同城市之间的物资具有差价,当时不同地区市场间的价格还没那么透明,因此会外派员工去别的城市采购,大家各显神通,但由于交通、食宿、货运等等因素,粗略算下来和在原来的城市采购成本相差不多,因此我们有时候也会在当地进行采购和买卖。

我在物资局获得的荣誉证书

三、下岗后的挣扎与拼搏

到了1993年左右,物资公司无法适应市场改革的需要,企业面临亏损,但又并未改制,因此从94年起我就没有拿过工资了,后来企业的房产都被银行所抵押。我正式接到下岗通知已到了2001年,公司永久地解除了劳务合同。从1994年到2001年,我没有回到家乡,选择留在上海做个“上漂”,零零散散地做一点小生意。


90年代的上海拥有着迷人又危险的吸引力。当时的上海没有那么高的物价,一根油条才4分钱,一杯豆浆才3分钱,一碗阳春面才8分钱,一天的饭钱也不过五毛钱,它的进入门槛仿佛很低,只要你进来了,有了工作,就能活下去。但是想要发展起来却很不容易。

我在上海做物资生意很不容易,其一是曾被人骗了十几万的货款,对方是用支票支付的,到后面发现账户里是没有钱的,起诉到法院,经过调解,最终也只要回了3万元,其余的不了了之。其二是曾为台州某企业供货(钢材),但要不来货款,最后只能用他们自己生产的不好卖的农用车来冲抵货款,我还得把农用车卖掉,最终算下来反而是亏本。三是家里爱人生病,当时她无医保,花费很大,所以我只好于2002年回台州老家照顾我爱人。

想起在上海打拼的岁月,我满是心酸和孤注一掷的勇气。在上海这样一个转得像陀螺一样快的城市里单打独斗着实不容易,需要资金周转,需要家人支持,不巧,这两样我都没有。后来由于资金实在不够周转,妻子的病情也比较严重,我还是选择了回去。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如果当时能狠狠心,将老家的房子卖了,在上海买一套房,那一切就不一样了。原先留下的同事,有发展得很好的,现在都赚了几个亿,也有破产了最后自杀的,面对如此唏嘘的事实,我也只能感慨世事无常。

我曾工作过的物资公司大楼现已经改成京东电器

四、回乡后的求生历程

回到家乡台州后,我去了当地一家十分有名做冷柜的民营企业工作,被驻外办事处派到北京,做了一年多的业务经理。这时已经是2004年了,四十岁左右的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力不从心。在公司我已经算是年纪偏大的员工了,而这时我已经有一大部分的同事是大学生了。时代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可我已经人到中年,竞争力正在逐渐下降,也不被领导看好。我在大企业失去了竞争力,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我也难以适应,最终还是选择了离职。

从北京回来台州,我到了朋友的公司又做了两年业务。因为中小私营企业的管理过于混乱,对于薪酬、奖惩机制没有严格的规定,亲戚朋友也能多给点,老板不高兴了就只给一点,盈利千万元也没有标准奖励,这些都让我无所适从,后来还是离职了。总而言之,当时的小企业非常的不规范,虽然他们不太规范,但竞争力普遍都比国企要强。在改革开放初期,私企的活力还是大于国企,我在下岗前所在的国企单位,多少都面临着体制僵化、效益不好等问题,而这时的私企问题还是主要集中在管理混乱、不规范上。

后来我又做回了在物资局的老本行——金属材料。做了四五年的金属材料生意,但来来去去还是因为资金周转不够,赚不到什么利润也就没再做了。后来由于父母亲生病又服侍了四五年,父母去世后,我离退休年龄还有三年,但却无事可做。我从2002年下岗以后,自己一直交了20多年的社保,即使将来拿到退休金,也只有公务员的三分之一不到,下岗工人的退休待遇和公务员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

六、感受与期望

我们这代人,在年轻时奉献过,拼搏过,因为种种原因下岗,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辗转打工,年纪大了,却没有一份安心的保障。当年来城市打拼的下岗工人,如今回农村分不上农村的宅基地,在城市又没有合适的工作,处境十分尴尬。

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领导下,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我们的产品更丰富了,交通更方便了,生活水平比80年代改善得太多了。

我临近退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养老保险的标准过低问题,希望政府不要忽略了我们的奉献和付出,在养老和医疗上的标准上,能适当给我们以一定的补偿,这是对我们多年艰辛的一种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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