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12月5日文章，原题：“大辞职”证据稀少 1919年，随着“西班牙流感”影响式微，西雅图的工人们焦躁不安。许多人受够了时间长、收入低的工作。船厂工人罢工，其他行业工人也跟进以示团结。报纸上充斥着机械师、消防员和油漆工辞职的故事。

如今，西雅图似乎再次成为劳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起点。今年10月，当地木匠工会结束为期数周、因为工资和工作环境而发起的罢工。由于担心员工流失，当地科技企业的工资2020年以来提高近5%。西雅图似乎成为所谓“大辞职”的例证。

“大辞职”从本质上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新冠疫情引发一种文化转变，员工们在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侧重。从事低层级工作的人将不再忍受低工资或糟糕的工作环境，白领阶层嘲笑长时间工作的想法。有的人变得更加懒惰或者更爱享受，还有的人对金钱的渴望降低，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简单生活的乐趣。据说，这将导致一场辞职海啸，但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

美英的“大辞职”论似乎最为强烈。9月，创纪录的440万美国人辞职；今年三季度近40万英国人辞职后换了工作，这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其他发达国家难见“大辞职”现象。去年10月，9.6万加拿大人因为“不满意”而辞职，疫情前夕这一数字为13.2万。在日本，辞职人数接近历史最低点。此外，在世界许多地方，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工人胆子变大（可能被视为辞职的预测指标）。如果说疫情改变了雇员的世界观，那么他们把它隐藏得相当好。

其他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劳动力的减少。例如，许多人仍然害怕感染新冠，因此可能会避开公共场所；还有，移民返回输出国。即使辞职潮在很大程度上是英美人的现象，但有证据表明这是因为他们变得不愿工作？盖洛普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员工敬业度”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很难想象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辞职。

这为辞职飙升提供了两种更为普通的解释。一是与职位空缺有关。当有很多空缺职位时，人们会更自信地递交辞呈。目前职位空缺率极高，部分是因为疫情导致新兴行业的需求激增（比如，电商使用的仓库）。另外，在英美，许多去年就想离职的人，到现在才鼓起勇气。考虑到这些“被压抑”的案例，最近的辞职回升看起来就正常多了。

真正的“大辞职”会出现吗？这可能需要更彻底的文化变革。家庭成员需要共同决定他们未来的消费需求，而且接受必要收入会大幅减少。这将意味着没有出国度假，减少外出就餐，减少家用电器，以及更少的圣诞礼物。任何在西雅图或其他地方参加过今年“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的人，都会很快打消“这种变革可能会发生”的想法。（传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