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为377万，对比5年前，考研报名人数翻了近一番。

考研群体中，往届生的报考比例在明显上升，部分高校已经超过6成。往届生选择考研的主要原因，是对目前的职业状况不满意，想通过读研来提升自我竞争力，获取更好的就业回报。

不过，随着学历贬值，以及职场年龄歧视加剧。30岁硕士毕业生，似乎陷入了求职死循环——在结构失衡的情况下，辛辛苦苦拿到硕士学位，又会因年龄失去职场竞争力。

“很多事情看上去虽然只有一两种解法，实际上你认真去想，它还有很多办法，甚至无限种可能”，其实工作也一样，不止读研这一种解法。

“30岁毫无亮点的老废物”

2019年下半年，朱曦经历了半年求职期，这是个信心逐渐被锤击殆尽的过程。

其中她听到最极端，或许也最能反映面试官真实心态的一句话是，“如果我要开人，最先挑两种人，30岁未婚未育女性，40岁以上男的，那我怎么还会招你呢”。当时朱曦29岁，未婚，在读的硕士研究生还有半年时间毕业。

讲这句话的，是朱曦一位在北京做HR的好朋友。2020年年初，俩人坐在北京的一家餐馆里，听着朱曦吐槽几个月来求职的种种挫败，这位朋友根据自己的HR工作经验，又当头泼了她一盆冷水。

不过，当时朱曦正在兴头上，不太把这句话当回事。那会儿朱曦刚面完北京的一家影视公司，那几乎是她几个月来，最有胜算的一次面试。

影视公司的岗位，工作内容也是最令朱曦满意的。这个职位与朱曦的专业和兴趣相符，公司在行业内也颇有名气。她经历了笔试，一面、二面、三面，与面试官们相谈甚欢。终面结束后，她感觉"这工作基本上就稳了”，临近年关，要做的似乎只剩下回老家等消息。

回到老家后没多久，疫情来了，影视公司那边再也没了消息。“似乎完全找不着工作了”，在疫情这个特殊节点，朱曦不得不接受现实。这一年，和她同期毕业的高校应届生有874万人。一年后，这个数字上涨到909万。

朱曦想起研究生新生报到当天，她问住在同一个宿舍的新同学，硕士毕业想干什么，对方想都没想，朗声作答“当然是当作家啊！”朱曦没好意思如此直白，但心里想的其实差不多，她们都是中文系一个新兴专业的学生。

朱曦自小家境不错，在学业和求职上一直顺遂。得益于平稳生活的滋养，她的危机感较弱，“从来没想过找不到工作”。到了2019年秋招阶段，朱曦开始不紧不慢地在网上，筛选最感兴趣的影视编剧、游戏编剧等职位投递简历。

刚开始，投出去的简历收不到回应时，朱曦很惊讶，自己学历不差，还拿过一些文学类奖项，岗位要求的那些条件也契合，甚至是降维式匹配。简历被刷掉四五次后，朱曦不敢掉以轻心，把简历前前后后修改了一遍，可惜效果并不显著。

互联网公司的游戏编剧岗位，包括实习生岗位，朱曦都投了一轮，最终全无回音。当时比她低一届的师弟，刚好在阿里游戏编剧部门实习。对方告诉朱曦，整个部门年纪最大的员工也就30岁。“算了，不跟年轻人抢饭碗了”，朱曦对编剧方向的工作差不多死心了。

迫于现实，朱曦开始投递自媒体平台的编辑岗位，这些平台她早先大多发表过作品，“有些平台，发文章人家很欢迎，去应聘就面试机会也不给”。最为讽刺的是，一个自媒体平台，她先前发表作品时跟编辑建立了联系，她也因此得知，筛掉自己简历的，是该部门一个双非本科应届毕业生。

应聘久了，朱曦自己也摸索出了一点规律——但凡安排了笔试题目的职位，尤其是一两万字，或者更长的笔试题目，她都有机会获得面试机会。如果职位没有安排笔试环节，她获得面试机会的可能性就不大。

她逐渐想明白求职受挫的真正原因，“不是能力不行，可能是能力之外的部分，比如年龄和性别”。

相比之下，侯正元的求职要顺利一些。他今年从天津一所双非高校的法硕专业毕业，在求职APP上投递了一些律所岗位，最终都无结果。他30岁了，本科非法律专业，因为疫情也没有律所实习经历，这在面试官口中，都成了拒绝的理由。

侯正元最后入职了北京一家律所，是朋友内推的机会。工资到手4000多元，在公司附近租的7平米单间每月租金3200元，除此之外，他在天津还有房贷要还，每月2000多元。好在到北京不久，一位朋友工作调离北京，房子留给侯正元免费居住。

人到中年，有时候侯正元感觉，自己的工作和住处，很大程度是靠着人脉解决的，“很难想象，那些在北京毫无人脉的年轻实习律师怎么坚持下来”。

侯正元对自己眼下的工作还算满意。不过，他不建议超过25岁的年轻人轻易辞职考法硕。年龄与机会成本，是他劝退后来者的重要原因，“在学校待久了，总有种还年轻的错觉，但面试的时候，没人把你当学生，你只是一个快30岁，毫无亮点的老废物罢了”。

卷到飞起

研究生毕业这一年多，朱曦的经济状况一直窘迫。去年她母亲遭遇虚拟币诈骗，至今欠着数百万的债务，家里的经济状况就此一落千丈，她 “暂时啃老”的后路也被彻底掐断。求职连连受挫后，她报名参加了西部支援计划，到新疆做志愿者。这份工作收入微薄，每月国家、地方补贴加起来有2000多元，只能覆盖基本生活支出。

迫于经济压力，今年朱曦动了考回体制内的念头。研究生毕业前，“体制内”一直是她刻意逃离的职业方向。现在，她甚至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考上。

差不多6年前，朱曦在老家那个三线城市，同时考上了公务员和老师，她最后选择了学校。当时她考公的笔试成绩有140多分，在全市排第二名。现在同样职位，能进面试的分数线要150多分。

朱曦有个同学，三本毕业，目前在老家一个“清水衙门”做公务员，今年在办公室里带的新人，学历是港中文硕士。

在老家那所公立初中做了两年老师后，朱曦辞职考上了研究生。去年求职阶段，一位老同事特意发信息给她，“听说你研究生毕业了，刚好今年我们学校的招聘门槛也调到了硕士学历以上，你要不要再回来教书”。

在求职这条路上，朱曦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同为文科专业，朱曦、侯正元的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大多数是“体制内”，这一点在女同学群体中体现尤为明显。

作为法硕专业毕业生，侯正元同班的其他5个男生，都进了国企法务部门，这个职业相当稳定，但几乎“都不招女生”，法学院女生研三毕业“人均考公”。 朱曦的同届，以及2021届同学当中，除了那位去阿里实习的师弟，最后如愿留在了阿里，其他基本都考入体制内“做老师或者公务员”，那位入校时打算当作家的舍友，毕业后又考了法硕研究生。

就业竞争愈演愈烈，与学历膨胀有直接关系。 近6年来，国内研究生招生规模由2016年的66.7万发展到2020年的110.7万，年均增长率为13%。

有意思的是，研究生报名人数与GDP增速正好呈负相关。

也就是说，经济大环境不够乐观的时期，选择考研的人会越来越多。就业压力，是导致研究生报名人数暴涨的主要原因之一。2006年至2010年，我国GDP快速增长，研究生报名人数为下降趋势。2015年以后，GDP增速放缓，研究生报名人数不断攀升。尤其近两年，疫情加剧了求职市场的残酷程度，考研热度进一步升温。2021年，研究生报考人数为377万，对比5年前，考研报名人数翻了近一番。备注：资料源于中国教育在线.）

随着文凭贬值，研究生学历的就业竞争力也在不断下滑。甚至不少企业更青睐“年龄小，一张白纸般”的本科应届生。

据深圳某互联网头部企业员工徐冰透露，公司在2021年调整了职级方案，新入职的应届生中，本科学历与研究生学历职级拉平，薪资也不再做区分，在此之前，硕士比本科生要高一个职级。同时，“其他几个大厂，在招聘和薪酬制度上，也不再崇拜研究生学历了”。

朱曦、侯正元同专业毕业生的“体制内”选择，也并非少数。受经济大环境影响，更多毕业生的读研终点走向“体制内”，不少体制内职业的准入门槛迅速被拉高。

以深圳公立学校为例，近几年招录的老师当中，清北名校，硕士或博士学历不足为奇。近日深圳中学公布的2021年新入职教师名单更令人咂舌，17名新入职老师中，仅有一名为硕士毕业生，其他均为博士学历，院校背景除了北大、清华等国内名校，也不乏牛津等海外名校。

几天前，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公布了2021届硕士毕业生就业去向。56人中，进入体制内的比例高达57%，其中30%入职深圳中小学校。

辞职考研，值得吗？

在知乎平台上，一则《你后悔读研究生吗？》的提问，吸引了940人回答，被浏览次数达到了600万。

其中一则赞同量超过3000次的回答中，作者历数了考研后的种种后悔，其中最后悔的一点为大龄考研，“硕士毕业后将近30岁，不少应届毕业生职位的岗位年龄线卡在了28岁到30岁”，而在求职市场上，研究生学历“大部分情况下并无多大用处”，最后的求职终点，还是跟本科毕业生竞争同一个公务员岗位。

不过，中国教育在线的统计数据显示，研究生考生构成中，往届生、女性比例均不断提高。

2009年起，女性硕士招生数量开始超过男性。2019年女性硕士招生人数为44.7万人，占比55.1%。

往届生的报考比例也在明显上升，部分高校超过6成。云南大学2020年往届生考研人数为1.23万人，占了考研总人数的56%，2021年，往届生考研人数为1.54万人，占比63%。往届生选择考研的主要原因，是对目前的职业状况不满意，想通过读研来提升自我竞争力，获取更好的就业回报。

遗憾的是，就业市场上的年龄歧视，尤其女性需要承受的年龄歧视，几乎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学历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选择，似乎陷入了死循环——辛辛苦苦拿到硕士学位，又因年龄失去职场竞争力。

侯正元认识的考研者当中，读研动机大约分两种，一种为工作不顺，逃离现实，希望借助学历升职加薪，另一种为富二代，没有生存压力，出于兴趣或个人规划需要。

对比2015年本科毕业时的就业形势，侯正元感叹“时代变了”。那一年他入职了北京一家O2O独角兽公司，担任商务拓展岗位，两年后辞职时已经攒了40多万。如今的互联网独角兽企业，已经成了名校毕业生们挤破头，都未必能踏进去的金字塔顶。

尽管现在薪资不高，侯正元更看重律师这份职业的远期发展空间，毕竟在互联网企业里，35岁就意味着“被优化”。

在侯正元看来，“学习能力一般，冲击名校无望，家境一般且缺少人脉，年龄25岁以上”的年轻人，没有必要再来考法硕研究生。2018年，他考入这所学校的法硕专业时，该专业调剂三轮还未能招满学生。今年的调剂分数线，比国家线高了30多分。

回顾长达3年的研究生学习，朱曦认为自己损失了过多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她报考这个专业，是出于兴趣和职业规划需要。遗憾的是，彼时自己所学的专业，在国内刚刚兴起，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教学能力，学校的安排都显得仓促且不够成熟。研究生毕业后，同届学生在职业发展上的机会成果，更是不尽人意。

朱曦也不建议年轻人们“盲目考研”，“除非本科特别差，研究生考上了名校，这可能是质的飞跃。但凡本科好一点点，研究生院校背景也没有那么顶尖，相比学历提升，时间成本可能更重要”。

在新疆待了一年多，朱曦在职业发展上依然接连受挫。结束志愿者服务后，她与几位朋友原打算在当地开一家教培机构，场地租下来后，严管政策接连出台，大家不得不考虑更改创业方向。

未来一切均处于不确定中，朱曦心里反而豁达明朗了不少。她想起了7、8年前，与大学同学在泰国的一段对话，那位同学在当地教汉语。当时，吹着潮热的海风，同学与朱曦讨论起人生路上的“可能性”——“很多事情看上去虽然只有一两种解法，实际上你认真去想，它还有很多办法，甚至无限种可能，工作也是一样，我一开始认为我毕业后只能回老家，结果我到了泰国工作” 。

一个可能性的实现，似乎能引出下一个可能性，同学结束汉语老师的任期后，又在泰企找到了份工作，并被公司派到北京任职。

“我不一定要做个编剧或者什么，不用专注于写作这一个点”，朱曦也打算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在当下“做生意，做个好的商人”。

把这个道理放在考研上，似乎也通用。突破职业困境，不止考研一种解法，或许也可以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备注：文中人物采用化名。

参考资料：

《2021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 中国教育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