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几年前，假设你在马路上随机采访，问一问路过的人们：您知道社区工作者是干什么的吗？恐怕大多数人都不能准确地给出一个答案。

最近几年，新闻媒体频频爆出，疫情期间各地社区工作者不堪忍受持续多天的满负荷工作和居民的误解和谩骂，纷纷离职。特别是今年上海疫情爆发后，五里桥街道海悦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马胜烨，4月7日在社区公众号发文辞职，引发了各界热议，才使得社区工作者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马胜烨坐在行军床上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有个绰号，叫‘夜总会’”。只能说这句话太形象了。

3月初，上海疫情慢慢有点严重了，马胜烨怕住的小区因为疫情影响工作，索性自费住到了工作服务的社区附近酒店，3月15号，街道发布召集令，所有社区工作人员到居委待命，马胜烨退了酒店，在办公室安了张行军床，开始“战地生活”。

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3月18日，小区里一栋楼出现阳性患者，整栋楼需要封控隔离。当晚，社区居民微信群里就“炸了锅”。

“封楼了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们？”

“你们居委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们现在怎么活？”

一条条信息涌进来，他耐心回复，尽可能安抚大家的情绪。第二天早上等大家平静下来，他和居民开始沟通，“有什么诉求可以跟我讲，有什么不知道的，我来回答。”其实一栋楼封不封、什么时候封，他知道的不会比居民早多少……

小区封控后，每天的核酸检测成为了一种工作常态：早上5、6点钟集合，凌晨两点睡觉，连续20多天睡办公室。穿上‘大白’防护服，几乎一天都不能喝水。

白天协调转运病人、组织核酸检测、接收分发物资……天天连轴转，只有夜里才有时间开会，办公室就这样成了“夜总会”。

实际上最苦的，还不只是工作，而是在突发的“遭遇战”面前许多事情尽了力，但不一定能办到。办不到，就会遇到居民的各种不理解、不配合。

特别是做核酸，已经成为了很多小区里产生冲突的一大场景。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真正的社区工作者每个社区只有十几人，这十几人负责小区至少5000多户居民的吃喝拉撒睡，每个社工除了有自己的网格和条口，还要协助其他条口的工作。十几个人要管理好、组织好、服务好几千户居民朋友，放在平时也许还能勉强应付，疫情期间可就非常困难了。

就拿做核酸来说。实际上，每次核酸检测，大多数社区都会提前通知居民按照时间顺序有序排队下楼。但是居民往往以个人为中心，看到核酸检测点摆好，不听社区工作人员劝阻就冲下楼，几千人都集中到小区的汽车通道上，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因为插队产生的口角、谩骂、斗殴时有发生。如果任其发展，不仅会拖慢检测进度影响工作，还特别容易造成潜在的感染风险，同时会给正常工作造成很大的困扰。

而且各地管理政策基本大同小异，按照“14+7隔离管理时间，有阳性病例的小区基本都要在小区足不出户至少21天。封控隔离久了，居民心情肯定会非常烦躁，特别是如果食物、药物清洁用品等生活必需品，出现短时间空缺，这种情绪就会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当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时，社区工作者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遭受居民的职责和谩骂：

“你这种水平怎么还能在社区工作？”

“你们天天拿着纳税人的钱，这点事都办不好，都是干什么吃的？”

社区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是组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一个服务部门，是不具有行政能力的，自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政府部门，他无权决定什么或者命令什么。

实际上就是一句话，他来自民间没有实权，很多居民反映给他的问题，他也只能再向上级反映，那么，反映上去，相关部门重视不重视，管不管，什么时候管，管了是否能让居民满意，这些都不是社区所能左右的。

居民认为很多问题找相关部门比较麻烦，很多居民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应该属于哪个部门来负责。但是社区就设立在居民楼内，找社工最方便，居民推门就进，不解决就不走，甚至会以一些极端方式大吵大闹，如果居民找到街道，街道可能又会认为你的群众工作没有做好，向你施压。这样里外都给您压力，社工往往应接不暇，焦头烂额，心力交瘁而萌生退意。

实际上，无论是社区工作者，还是疫情期间的志愿者，医护人员，大家都是在满负荷运转，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却无法照顾。他们自己也时刻有感染的危险，却自顾不暇。

当居民抱怨吃不上菜，抱怨阳性患者未被及时转移时，也请多换位思考，至少自己还有机会休息，而那群社工们，还在连夜开会接受任务，安排部署，协调处理各类问题。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大家都不容易！希望多一份理解，多一些包容，多一些打气鼓劲，或许大家就能看见彼此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