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冬，沈钧儒被选为省咨议局副议长，辞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职务，浙江巡抚增韫于是邀请夏震武出任监督。
夏震武何许人也？此人是浙江富阳人，同治十三年（1874）的进士。中俄伊犁交涉期间，他以工部营膳司主事的身份，越级上疏，力主与俄国开战，并且要求弹劾主和派大臣沈桂芬、王文韶及恭亲王奕，由此博得直言敢谏之名。庚子事变前三年，夏震武曾参加北京法华寺主持僧德云主创的海棠书院的讲习。德云是肃顺的好友，肃顺被杀后，德云即邀集八旗名流文士，六部汉京官员讲学于海棠书院。他们以东林党人自居，常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庚子事变中，夏震武以退职官员的身份奔赴行在，抗疏言战。戊戌政变后，他上书清廷，要求“力诛”康梁。
1909年10月17日在浙江教育总会召开的大会上，夏震武被公举为浙江省教育总会会长。天台义园鲜民《读〈浙江日报〉载心僧氏〈师校评议〉之感言》称赞夏震武道：“敬维富阳夏涤庵先生，当俄人之争约，以主事疏劾枢臣，虽明杨椒山之直节，无以过也。及八国联军、两宫西狩，芒鞋奔赴行在，抗疏言人所不能言，虽唐杜少陵之忠爱，无以逾也。年未三十，辞官归养。父丧，寝苫枕块三年；既葬，庐墓庄泉，仍不脱衰绖，惟朔望必一归省。母丧，庐墓亦如之。闭户讲道，非召不起，虽宋之真、魏，明之高、刘，无以尚也。”以理学的道德标准而言，夏震武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完人。
就知识结构和文化视界而言，夏震武属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大多数教师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夏震武眼中，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积弊已久，前后监督，植党营私，任意糜费，百事败坏，证以众论。娼妓进堂，夫役聚赌，斋舍秽污，校具散亡，则败坏之见于事界者；配支紊乱，班次冲突，讲义错误，课题荒谬，则败坏之见于教科者，支宕虚悬，薪水滥增，伙食私扣，报销浮冒，则败坏之见于财政者。岁糜巨款八万四千，无一实用。”因此，夏震武在上任之前就把自己放在师范学堂全体教职员的对立面上。他先自声明，试办三月，不拿薪水。在应允就任学堂监督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巡抚增韫，信中要求授予他辞退教师和开除学生的全权。
在得到了增韫的肯定答复之后，夏震武于12月21日致函沈钧儒，函中附有一纸礼单，说是：明日清晨到校，请贵堂前监督沈钧儒揭示教员、学生，教师需各按品级穿戴礼服，即着红缨帽、硬领、开叉袍、衬衫、外褂、高底缎靴，随他在礼堂排班，和学生共同向“至圣先师”神位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一来可就放了大炮，而且炮也炸裂。
清末的这些教师，除了一班“禄蠹”之外，没有一个不提起皇帝就头痛，提起清廷就眼中冒火的。而且他们师道自尊的架子也很不小。历来新监督到任，先要拜见拜见各位教师，教师看监督就有点等于一般官僚，倘若话不投机，或者显出有点外行，教师就有点爱理不理，尖刻一些的甚至要挖苦几句。现在要教师在礼堂见监督而且要穿礼服，这就等于下属见上司的“庭参”。什么袍褂、大帽之类的东西，有的人很少，夏丏尊和张燮和倒是有一条假辫子，鲁迅和许寿裳连假辫子也没有。就算有这种服饰，也没有谁愿意穿。
第二天晌午时分，夏震武身穿天蓝色大袍，上罩天青色外套，脚穿黑靴，走马上任来啦。他随带16名教育总会会员，以浙江十一府代表的名义到学堂视事，此时的教育总会为夏震武所把持。他摆出一副新官接任的姿态，与沈钧儒晤谈了几句后，就检点校具，查收账簿款项，并要沈钧儒传令全堂教职员及学生等到礼堂谒圣。教务长许寿裳予以拒绝，说开学时已拜过孔子，恕不奉陪。双方弄得很不愉快。
夏震武率一干亲随径入礼堂，对全体学生发表了廉耻教育训词。夏震武是奉程朱理学为圣典、尊经尊王的儒生，他的治学路径是“合孟子程朱而一之”，以“穷理”为“知言”之本，以“居敬力行”为“养气集义之功”，强调“居敬穷理，力行交修”。他的训话悖时逆世，充满理学气味，彰明了他反对平等自由、反对立宪、反对共和的立场。
对于住堂的教员们，夏震武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认为新监督藐视教师，就在会议厅集会，请夏震武出席。双方行相见礼后，夏震武还要摆架子，指责教员们队伍排得不整齐。鲁迅、夏丏尊等非常愤慨。谈及今日新监督邀同多人至学堂调查的原因，夏震武发脾气说：你们这个学校办得很不好，腐败已达极点，名誉甚坏，因此必须公同调查，并行整顿。教员们认为这是信口诬辱，于是双方就争吵起来。教员们说：教育总会有维持全省教育的责任，既然说学堂腐败已久，何不早加整顿，而一定要挟新监督及十一府代表的势焰，压迫奴视全体教员？如夏震武能指出学堂腐败的确凿证据，教员同人立刻自行出校。夏震武大为窘迫，但仍坚持说：“兄弟不敢放松，兄弟坚持到底！”以后这句话就成了鲁迅常常摹仿作为笑谈的资料。
夏震武盛怒之余，指斥教员们失礼，声色俱厉，拂袖而出，随即下令停课半日。许寿裳即向前监督沈钧儒辞职，教员们也纷纷辞职。
当时，清廷新任命的浙江提学使袁嘉谷还没有莅任，即将离职的提学使李传元因为干系重大，在当晚派了学务公所委员李某和殷某到学堂教务处与许寿裳等人商议，要求教员们次日一律照常上课。教务处应允后即发出上课告示。
谁知第二天又发生变故。原来夏震武见势不佳，于23日到抚院，以教务、庶务两部不肯点交为理由，提出辞职，增韫挽留他说：这是小事，何必辞职。夏震武以为有巡抚作靠山，就发了三封信到师范学堂，进一步掀起轩然大波，其致许寿裳函说：
足下所以反对监督者有三：一谒圣，二礼堂相见，三验收校具、款项。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谒圣之礼，足下以教员而反对谒圣，是谓非圣无法。礼堂相见，教习居左，监督居右，宾主之礼，天下之通礼也。足下一教习而反对行礼，是谓蔑礼。验收校具、款项，事界之事，非教界之事也。足下以教界而干涉事界，是谓侵权。有此三者，已不足以辱我师范，而加之以连日开会，相约停课，顿足谩骂，则直顽悖无耻者之所为，我师范学生夙重礼教，必不容一日立于学堂之上矣。请即辞去，无以污我师范。专此奉布，诸希垂鉴不一。
夏震武来信斥骂许寿裳是离经叛道，非圣侮法，蔑礼侵权，要赶走许寿裳；许寿裳便报以“理学欺人，大言诬实”。在致各教员的函中，夏震武令即照常上课；在致全体学生的信函中，他一面笼络学生，一面劝学生自修。
夏震武将致教员、学生的两封书函印刷后四处公布，结果除重视学业的学生仍温习自修外，其余纷纷去往茶寮、酒肆、剧馆遣闷消闲。堂役、斋夫、执事人等都担心饭碗不牢。而许寿裳、夏丏尊等师范教员则将新监督的无礼情形，函禀巡抚。12月24日，前提学使李传元亲自莅临学堂慰问挽留教员，许寿裳等应允暂留三天。
不料12月25日午后，夏震武又来揭示：次日午后住堂办事。同时写信给教员，名为慰留，却没有一句引咎的话，仅仅用“可以不辞”一语令教员们即刻上课，并指责教员全体辞职是过激行为。因而再次激起教员们的公愤。
许寿裳等教员于26日携带行李离开学校，搬到湖州会馆。在斗争中，两级师范学堂的进步学生是站在教员一边的。在许寿裳、鲁迅等教员离校后，学生们要求夏震武挽留教员，并计划在礼堂集会，由嘉兴籍学生宋文保摇铃通知。正在摇铃的时候，突然有拥夏派学生冲出，将铃夺去，诸暨籍学生许国贞还殴打了宋文保。
夏震武来学堂后，堂中教员部阒其无人，办事部也残缺不全，事务所中只有一人，呼唤不应，茶水不备，彳亍徘徊，大有进退维谷之势。学生们来问他对打人者如何处理，夏震武含糊应付，只是说：“我已知道，当设法处置。”学生们不满地说：“既有办法，不妨明白宣布”。夏震武不得已，说：记二人之过以儆。学生们认为事理所在，断难含糊了事。诸暨籍学生尤为不服，昌言监督要记我们过，应先自己记过。我们的事情，只要你自己想去。
面对激愤的学生，夏震武束手无策。这时，教育总会会员严某出言代夏震武调停，学生们诘问道：“足下是师范学堂中的什么人，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如果你是庶务长，那么请你精理出纳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斋务长，则此事与斋务无涉。如果你是监督的跟随，那么伺候监督就行了。想与我们交言，未免太不自量。”严某面红耳热，无辞以对，故意问夏震武道：“足下用电话唤我来，究竟为了什么事?”夏震武答道：“原本想请足下来帮忙。”学生们因为外人干涉校内的事，愤不可言，对夏震武说：“办学堂与经营店铺不同，不是可以随便唤人来帮忙的。严某是什么人，可以干涉校内之事？”严某于是灰溜溜地走了。学生嘲讽道：“此之谓真无廉耻可也(语出夏震武廉耻教育训词)。”
当时已天晚，于是有富阳学生何景棫、夏树善向众学生长揖道：“请诸君稍退，让夏监督安安稳稳吃一顿饭。”学生们都嗤之以鼻。等到夏震武吃晚饭时，何景棫、夏树善两人旁立门侧，如哼哈二将。如遇想要进见监督的学生，则用监督吃饭不许进见等话厉声相斥。两人自此遂获小监督、副监督的称号。
虽然新任提学使袁嘉谷刚刚接任，对于浙江学务党派的情形还是一片茫然，但也明白夏震武措置失当。在辛亥革命前夜，浙江学界多次发生风潮。袁嘉谷出任浙江行前，摄政王载沣召见袁嘉谷，“面谕”其不得“因循敷衍”。但这位经济特科状元出身的提学使此时颇为“敷衍”许寿裳。
12月28日，袁嘉谷请浙江耆绅陆春江、高等学堂监督吴雷川、杭州府中学监督姚作霖出面调解，教师们听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官话之后，拿出聘书向桌上一放说：我们如再就职，人格何在，既上堂也难为学生表率，正愁无处辞职，今官厅耆老都在，请即从此告别。大家就起身出屋。
夏震武本来以为两级师范学堂的功课十分浅近，教员容易拉凑。等到来学堂查看功课单后，才知道要组织一批教师来上课非常之难，而各处所派的活动人员，又毫无头绪，一时踌躇无计。
12月29日，教育会会员蒋缵堂招呼一批学生到教育会集会，反复说此刻学生必须要求放假，希望诸生回校鼓动全体学生上禀学司。学生回校后，细想此言，毫无道理，又害怕被提学使叱骂，于是作罢。夏震武的同乡和诸暨学生在教育会秘密开会，假用全校三百余学生的名义，上书给提学使署，要求提前放寒假。江梁津等百余学生，听说自己被捏名列入，都愤愤不平，声明自行取消。午后有二百余学生至提学使署哭诉请愿，要求上课。
夏震武一帮人中信奉饭碗主义的不少。有个叫沈翔甫的人，劝夏震武辞职，马上有五六个人从旁力阻。说是年假在即，已活动学生要求放假，这两个月的薪水，我等为什么要轻易放弃？故而必须留任。又说：不辞职各宪其奈我何?夏震武迟疑不决。
省学务公所特派委员到学堂察看情形，问起明天是否上课。有学生说：学堂内没有人办事，看样子明天难以上课。向来惯例是次日上课，缮写处必须提前一天预印讲义，现在毫无动静。
提学司限令监督在12月30日一律开课。但新聘的教员，还缈无踪影。几天来,学校中因没有人管理，秩序大乱。斋舍中经常丢失东西。有个学生丢了一袭皮袍，又有个学生脱靴上床，睡到天亮，缎靴已不翼而飞。
12月31日，夏震武贴出布告，提前放寒假，定明年正月十六日开学后，再补行大考。此布告引起浙江省教育界的发难。省城十三个学校的代表连日在木场巷仁钱教育会开会，联名向巡抚、学宪控告夏震武滥用威权，串引外人，蹂躏师校，摧残教育，并质询是否同意夏震武提前放假。嘉兴、湖州两府教育会发出通电，倡议召开全省十一府教育代表会，讨论驱逐夏震武以维持师校。两级师范学生则发表宣言，声讨夏震武九大罪状。
浙抚、学司于是决定顺水推舟，撤销夏震武的监督职位，弭息师范风潮。1月4日，袁嘉谷照会夏震武，称奉巡抚谕，师范学堂事由他暂行兼理。1月5日下午2时,袁嘉谷到师校，偕同学务公所委员殷墨卿、李芸松、孙和叔、祝凤楼等，与夏震武办交代。不久，夏震武来到学堂，独坐职员室。袁嘉谷前往会晤，即请学堂文案李某接洽—切。
袁嘉谷接办两级师范后，和省咨议局议长商量，暂请孙智敏代理监督，以便从速上课。孙智敏推辞不掉，答应代理至年终考毕。因为学生急于上课，学年考试日期迫近，所有功课万难更易生手，孙智敏打算仍请全体旧教员了此未了之局。1月9日，孙智敏亲到湖洲会馆拜访许寿裳等教员，并送还聘书，请教员们于10日返校上课，预备考试。至此，“木瓜之役”取得最后胜利。
返校前，二十五名教员在杭州黄醋园湖州会馆前合影留念。张宗祥在照片上题字曰“木瓜之役”。因为夏震武为人木强，鲁迅等以杭州话称他为“木瓜”。从此以后，凡同在照片上的人，相遇也戏称为“某木瓜”。1月10日，许寿裳、鲁迅、夏丏尊等二十五名教师返校。这二十五人中，留日学生有十五人。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留日族群较之留美族群、留欧族群具有更鲜明的政治情结和文化批判情结。可以说，两浙师范留日族群的群体性存在为“木瓜之役”的胜利提供了资源和动力。
1月11日，学校复课。教职员复职后，大排宴席，共同畅饮，教职员中有诙谐者说是“吃木瓜酒”。拥夏派人士面对如此结局，不禁哀叹：“呜呼!罢李纲以谢金人，窜朱熹以禁伪学，不意又于吾身亲见之也。尚何言哉!”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风潮既是启蒙理性与封建思想的斗争，又参杂着利益的争夺。当时，师范学堂教员的薪水为全省学校之冠，而功课最少，如图画课不过一星期六小时，月薪有七八十金至百二十金，其他可知。因此，学堂监督的位置被人看作是利薮所在。
学堂开课，不过一年半，而监督已换了五人。开始为甲辰科翰林邵伯炯，反对者在组织总教育会时，当场攻击，邵伯炯不安于位而去。继之者为俞子韶，俞也不为反对者所容，乃举进士王廷扬为监督。王廷扬深知反对党将会为难，于是曲意敷衍，终究因为校中教员、职员位置有定数，不能满足反对党的欲望而离去。沈钧儒接任，反对党中的沈某、楼某、祝某诸人终以不得参与学校事务为憾，于是重新发起教育会，推举夏震武为会长。无非想利用夏震武为傀儡，以查帐为名，挨身入内，在学堂中谋一席之地。而夏氏不察，以这些人为谋主，难怪会自取其咎。
“木瓜之役”中，教师一方的中坚是许寿裳，表现活跃的有鲁迅、张宗祥、许秉坤等，夏震武一方曾用梁山泊上的浑名编排许寿裳为“白衣秀士”、鲁迅为“拚命三郎”、张宗祥为“霹虏火”、许秉坤为“神机军帅”。照夏丏尊一向看不起乡愿，反对调和与折衷的态度来看，他对夏震武当不会稍假辞色。他在“木瓜之役”中的言行虽不像鲁迅那般激烈，但他对“木瓜之役”的意义同样有深刻的认识。后来，学生们受“木瓜之役”的影响，感到不应如此崇拜孔子，向学校当局提出废除祭孔的要求。夏丏尊听说后，笑着对学生傅彬然说：“牛痘苗发作了。”意指“木瓜之役”对学生避免深染封建思想的毒素起了免疫作用。
“木瓜之役”后，鲁迅离开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直到1926年秋，夏丏尊才在上海又见到鲁迅。此后，两人交往虽不密切，见面次数倒也不少，有时在开明书店，有时在内山书店。夏丏尊还不止一次邀请鲁迅去学校演讲。在鲁迅与郑振铎编《十竹斋笺谱》的过程中，夏丏尊也给予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