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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之川;我的中学时代

时间:2023-04-16 04:45:23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我上中学是1972至1976年,正是“文革”后期。那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但因为我们初中时赶上由春季招生变为秋季招生,所以初中多上了一学期,总共两年半。又因为农村学校分分合合,初中我先后换过王堂、大李庄和高楼三所学校,高中在西陵寺的公社高中。那是我学生时代的重要节点,也是从乡村懵懂少年到中学教师的奠基阶段,见证了我的青春岁月,至今难以忘怀。


一、王堂学校


1971年底我从娄冲小学五年级毕业,1972年春上王堂学校。王堂学校是一所七年制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义务教育阶段。王堂学校主要是小学,初中部只有一个班,校园内每天都是小学生嘁嘁喳喳的欢闹声,特别是在放学的时候。我家离学校有四五里地,通常要走个把小时,如果中午回家吃午饭,不光我来回辛苦,大人做饭也很麻烦。我大哥当年也曾在王堂上小学,就在张楼我姨姥家搭伙,张楼与王堂两个村几乎挨着。因为有大哥的先例,我也就顺理成章,在姨姥家吃午饭。那是一段充满温馨与亲情爱意的日子。姨姥姥白白胖胖,慈眉善目,几个表叔对我特别亲热,家务活儿一点也不让我插手。每逢下雨,四表叔或五表叔还会打着伞来接我,无微不至,跟我平时在家的“放养式”生活大不一样,每天都有作客的感觉。在王堂学校留下的印象不多,但都与我的经历有关。一是因为离家远,所以就特别羡慕离学校近的同学。最羡慕的就是同班陈桂芬同学,她就住在校内,她爸爸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也很活跃,每次上台表演节目也总少不了她。张四妮儿家也在附近,常在学校操场打篮球,放学时总能听见“四妮儿,四妮儿,甩了!”的喊叫声。二是我在娄冲小学没怎么上过体育课,即使上也就是“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或跑步之类,结果就闹了笑话。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几个人在打篮球,我在边上看。本来是大家乱抢,后来说要比赛,刚好缺一个人,阴差阳错,一个像队长模样的人指着我,你来!我从没打过篮球,看他命令那么不容置疑的样子,我也就硬着头皮上去给他们凑数。结果球一传给我,我抱起来就跑,惹得全场哈哈大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上场了。


二、大李庄中学


在王堂学校只上了一学期,秋季开学后,我们就转到了大李庄。大李庄中学在王堂南面,二里多地,城(关)巴(村)公路北边。现在想来,应该是王堂初中部学生少,被合并到这里的。虽然在大李庄中学也只上一学期,却有以下几点印象。


一是午饭。大李庄离家更远了,往返差不多要走两个小时,回家吃午饭肯定不行。我们村有四五个同学,合计了一下,征得管伙老师同意,允许我们在教师伙房煮面条。我们几个轮流值班,轮到谁,谁就负责带菜叶,冬天多是大白菜,面条由大家各自带,他负责煮,吃完后各人洗自己的碗。中午放学后,住在附近的同学都回家去了,我们不用来回跑,就在学校煮面条吃,似乎享受到特殊待遇,比其他同学多了一种荣耀感,成为我们的一大乐趣。十几岁的孩子,吃饭有一种“隔锅香”心理,大约是“居兰庭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缘故。其实面条还是那个面条,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换了个地方,换了个锅,跟不同的人在一起吃而已,这就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多数时候带的是面条,有时妈妈来不及擀面条,就带点粉条,但几个人的放在一起,还是以面条为主,相当于多个品种,可以变着花样吃,部分满足了我们求新求变的好奇心。


二是励志教育。教语文的也是一位陈老师,个了不高,但很有特点,衣服永远是整洁的,胡子刮得很干净,人也显得特别精神。他教的课已记不得了,但有个细节我却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温暖和煦的阳光照进教室,陈老师讲课一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忽然话题一转,说到要我们努力学习上。只见他左手拿着课本,右指连连点着左腕,说:“同学们,你们看,这是什么?手表!好好学习,将来你们也可以戴上手表。”又抬起脚,露出他那油光锃亮的皮鞋,说:“你们再看,这是什么?皮鞋!好好念书,将来你们也能穿上皮鞋。现在不好好念书,将来只能穿布鞋,穿草鞋!”农村知识分子那种悠然自得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尽管从小父母就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但经他这么生动形象地现身说法,我们更加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也更加坚定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决心。


三是挨批评。我从小上学都是受表扬,从来没有受过批评。有一个星期天,老师要我们几个同学到学校摘棉花。按照事前分工,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不知道是因为离家远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等其他同学结束我就匆匆回家了,可能是后来教务处赵主任检查时发现了,就在全校大会上提出批评,说还是班委哩,参加义务劳动居然提前走了。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但我心里清楚,脸唰一下红了,连忙低下了头,印象中那是我在学校受批评仅有的一次。


三、高楼中学


我们公社西南片有三个大队(现在叫“村”),即雷坡、魏楼、娄冲,简称“雷魏娄”。在三个大队交界处,有一处高地,人称“高楼”。后来郑州棉纺厂在附近办了个青年厂(也是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曾经有个国营林场,后来林场撤销,1973年就在原址新建了高楼中学。因为离家只有二三里路,我就又转到高楼中学。在这里读了三个学期,一直到1974年初中毕业,所以对高楼中学的印象也更深一些。


一是戴大红花。在高楼中学前两个学期,教学秩序是很正常的。平时怎么学的已没有多少印象,但我期末戴上了大红花,应该是1973年底放寒假的时候。那是我学生时代最风光的一次。考试成绩出来后,学校组织同学排着队,敲锣打鼓,簇拥着获奖的同学,把奖状和成绩单送到我家,引得村上很多小孩都追着看热闹,真有中状元似的感觉。那次考试的成绩单很久都舍不得丢。数学、物理都是100分,化学98,历史95,其他也都在90以上。那也是我数理化考得最好的一次。后来形势突变,批判右倾回潮,就让我们学工学农,多次到漯(河)周(口)铁路工地劳动,还搞过慰问演出。否则我很有可能学理工了,只是命该如此,人生不容假设,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


在高楼中学,老师们特别敬业,循循善诱,同学也都用功学习,刻苦努力。校长邵国义教政治,后来他调到公社高中,让我用架子车拉着行李给他送到西陵寺。那时候我们能帮老师做点儿事,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是无比风光的事情。教语文的顾天福老师,大高个儿,一表人材,玉树临风。尤其是朗读课文时声情并茂,感情激越,让我们深受感染;顾老师还写得一手好字,粉笔字、毛笔字都没说的。后来我当语文老师,也暗中模仿他。雷中枢老师在王堂就教过我代数,后来调到高楼中学,他家是雷坡的。雷老师最突出的有“三大”:大眼睛,大嗓门,大肚子。他爱跟我们开玩笑,常用两手比着腰,说他的裤腰三尺二,边说边哈哈大笑。他上几何课还有个绝活儿,能徒手在黑板上画圆和三解形,又标准,又好看。我们在想,即使用圆规和三角板画,也不过如此吧?王克祥老师教物理和英语,他的物理课我没记住多少,但他一板一眼领读“中式英语”却留下深刻印象,一遍又一遍地跟着他用英语说“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是王克祥”,当然我们说的时候,要把“王克祥”换成自己的名字。那时只觉得学英语特好玩儿,并没有想着有一天会用得上。那也是我第一次上英语课,直到考上研究生之前,我只有王克祥老师这一位英语老师。王老师离家远,周末才能回家。一般下午五点多就放学了,太阳还老高。我们路过食堂门口,看他背靠着树,就着蒜瓣,悠哉游哉地在吃中午的剩面条,也不加热,能插住筷子,大概因为是夏天,图个清爽,又省事儿。这时我们也已饥肠辘辘,不觉暗自咽口水,觉得当老师真幸福。于万春老师教音乐,我们学了不少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沙家滨》中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智斗》等唱段,都是我们喜欢唱的。每次全校开会,都会像部队“拉歌”那样,群情激昂,气氛热烈,各班轮流唱,有人打拍子指挥,颇有点比赛的意味。还常有人点歌,大家齐声喊:“×××,来一个!”那时好像不大鼓励看课外书,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教务处单国林主任批评,有的同学居然在课外看《青春之歌》,并特意用夸张语调说:“好大一棵毒草啊!”


二是学中央文件。组织初中生学习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道风景。1973年教育界发生了几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河南唐河县出了“马振扶事件”,15岁初二女生张玉勤,在英语考卷上写“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被老师批评后投湖自杀,结果校长和班主任都抓起来判了刑。北京中关村一小的小学生黄帅日记登在《人民日报》上,被誉为“反潮流小英雄”。辽宁张铁生被树为“白卷英雄”,风靡全国,后来又有批林批孔运动。听说有个老师本来叫刘学孔,运动一来他就改名刘批孔,不知后来又改回去没有。反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我们也无法安静学习了。运动一来,都要把我们集中起来,学习中共中央文件或《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学校没有礼堂,是露天会场。各人带着凳子,夕阳西下,师生一起听传达文件。其实很多内容我们也不懂,早已听得不耐烦,但也只能忍着,一直听到“此件传达至县团级”,大家才算舒了一口气。赛歌会搞得那么轰轰烈烈,恐怕也跟这有关,起码可以调节会议气氛。后来还号召大家写大字报,批判右倾回潮。有一天放学时,很多人都凑在一起正在看大字报。一看,居然是我们天福老师的,题目是《硬逼教师上梁山》,口诛笔伐,痛快淋漓,感觉比读语文课文更有意思,让我们在其他班同学面前深感自豪。“逼上梁山”“戴着镣铐跳舞”,我就是那时学会的。


三是照毕业像。毕业时的合影原计划在县照相馆,在城关东街路北,一家很小的铺面,那也是全县唯一的照相馆。我和几个同学一大早出发,6点多就到了。有几个同学没有准时,耽搁了一会儿。屋子小,人站不下,不得不换到院子里。这样来回一折腾,太阳已悄悄爬上了墙头,赶快拿遮阳伞挡,最终也没有挡住,老板只好宣布,光线太强,照不成了。送上门的生意做不成,他显得很沮丧。我们就更麻烦了,班主任老师跟大家商量,怎么办?要么明天早点再来,要么去周口大照相馆照。大家都说好不容易来了,就去周口吧!于是大队人马又奔向周口。商水到周口10多公里,吃了点带的馍,照完相已是下午两三点,就急匆匆往回赶,我到家已是晚上8点多了,估计雷坡那帮同学10点多能够到家就不错了。那种人困马乏的狼狈相至今难忘。

我的高中生活,大致跟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相似。我们都出生于农村,是同一届高中毕业生,1974年入学,1976年毕业;毕业后都当过民办教师,待遇也一样,生产队每天记10个工分,每月还有6元补助;都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所不同的是,他在陕西,我在河南;他读的县城中学,我读的是公社高中;他当民办教师被人顶替了,我因为参加宣传队不得不辞职;他高考没考上就挖煤去了,我很幸运地考上了淮阳师范。所以我对《平凡的世界》特别能感同身受,不仅读了小说,还看了电影和电视剧。前年去延安大学时,还特意参观了路遥文学馆,凭吊了路遥墓。高中阶段上过什么课,读了哪些书,印象已模糊,但参加的宣传队、学兽医、收麦子,因为有趣,留下深刻印象。


1.宣传队


宣传队全称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很多学校都有,属于校园文艺社团,无非是组织一些有文艺专长的同学,排练文艺节目,在校内外演出。但我们这个宣传队有些特别。也许是机缘巧合,有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因素。外因是上文提到那几件大事的叠加效应,造成普遍不重视文化知识学习,“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批林批孔,学工学农。在这种背景下,篮球队、宣传队应运而生。内因有两个:一是公社主管教育的党委委员赵委员喜欢文艺,而且真抓实干,常来看我们排练,还承诺毕业后给安排工作,这对我们具有极大诱惑力。二是教我们音乐的张玉亭老师在县剧团当过导演,组织能力很强。天时地利人和,学校宣传队轰轰烈烈地成立起来了。开始是各班抽几个比较活跃的积极分子排练些节目,在学校开会时表演。结果很受欢迎,演出越来越多,名声越来越大,还选了几个校外文艺骨干参加。赵委员显然是把宣传队当作他所抓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了。顾玉格、雷秀萍的豫剧清唱,另有陕北民歌《绣金匾》、小合唱、快板书、三句半、对口词、魔术等。我表演对口词,类似于相声,开始跟同班雷富林合作,我说他捧,后来换成一年级的张华。我们先后两次代表汤庄公社到县大礼堂参加全县文艺汇演,也到各大队巡回演出。那时农村极度缺乏文化活动,我们举行义务巡演,不收费,所到之处,很受欢迎。当地只管饭,一般都要送几条烟以示酬谢。不管会不会抽,男士每天都发两包。我也慢慢学起抽烟。后来不发也就不抽了,其实并没有真正学会。吃饭是两三人一组,分派到社员各家。在东口头村我还闹过笑话。听到主人说姓顾,是本家,倍感亲切,我就有点忘乎所以,悄悄抓起桌上的酒瓶尝了一口,立马吐了出来,原来是煤油!可见我们也没把自己当外人。张老师还从公社机械厂请来一位王老师当编剧,吃住在学校,他具体编了什么我没有印象,光看他每天在校园游荡,落落寡合,教语文的郭温盈老师告诉我们,他那是在“构思”。我们才知道,原来写作是需要时间“构思”的。有一次下大雨,大家都往屋里跑,他还是慢悠悠走着,问他咋不跑,他说反正都会淋湿,跑和不跑没啥区别。春节前,每人还发三斤猪肉,我冲同学大喊:“×××,你的肉!”玉亭老师有一次光临我家,父亲热情置酒相待,他喝得兴起,对我父亲说:别看你老哥种了一辈子地,要论在戏台上锄地,你可没有我锄得像。说着他就站起身,拿着两支筷子当锄把,表演《朝阳沟》里栓保教银环锄地那一段,引得我们大笑,父亲也连连点头称是。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村里,因为是学校的活跃分子,大队干部就安排我到娄冲学校当民办教师,那也是我从事教育工作的起点。娄晓鸽校长也特别器重我,上来就让我教初中毕业班的语文和初一的政治,还兼班主任。结果教学刚刚走上正规,公社来了通知,要求宣传队恢复活动。下级服从上级,大队当然也得听公社的,这样我就又回到学校参加排练。没过几天,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举国哀痛,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宣传队只能就地解散,赵委员倒也信守承诺,帮我们安排了工作。我被分到公社砖瓦厂。等我兴冲冲去报到时,不料厂长却说,现在厂里正在放假,你先回去吧,等开工我们再通知你。明知道他在搪塞我,我也没办法,只好回到村里。这时学校已安排了别人,我就当起了农民。后来邓小平恢复高考,我才又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2.学兽医


我们读高中时,正值“文革”后期。高考已中断多年,大家压根也不会想到升学的事,农村知识青年哪来哪去,理所当然要各回各村,跟城市知识青年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们要听从毛泽东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那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并不在乎学多少文化知识,毛主席语录倒是经常学,其中有一条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指示精神,高二时就打乱了原来的班级,重新编成学习小组,分成卫生(我们戏称为“人医”)、兽医、农机、木工等,分到公社相应的单位,跟着专业人员学习实用技术,相当于职业技术学校实习。卫生组最吃香,他们分到公社卫生院,农机组分到农机厂,我是兽医组,分到公社兽医站。我们的指导教师顾应泉,小名“石头”,当过兵,戴眼镜,文质彬彬,大高个儿,说话大嗓门,说起话来两眼常常眯成一条线。教学非常认真,先讲理论,然后实践。怎样给牛洗胃,给马喂药,给鸡打针。倒也没多少技术含量,跟着练几次,也就慢慢上手了。那时兽医站有一项例行工作,每年要给鸡打防疫针,说能防禽流感。我们赶上了一次。我和刘玉英同学分在一组,负责她们铁炉村。下午出发,老百姓收工后家里才有人。玉英同学领着我,一家一家地打。打着这一家,就让下一家提前抓鸡,作好准备,黄昏一片鸡叫声。有的只有三五只倒还好办,有的一家有一二十只,就要忙活一阵子了。大约两三个小时才干完活儿,当晚就在她们家吃住,第二天才回学校。


3.收麦子


农村学校一般农忙时都要放假,本来是各回各村,帮助生产队干活。顾应泉老师那时正在雷坡驻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帮扶干部。我们兽医组就跟他一起到了雷坡,帮农民收麦子,前前后后半个月。想来应该是他向学校特别申请的,因为其他组并没有参加这项特殊劳动。雷坡是一个大村,有三千多口人,分南坡、北坡,我们去的是南坡。白天收割,晚上扬场,连轴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毕竟是强体力劳动,开始还有点兴奋,干着干着就精疫力竭了。有一次晚上加班,我在厕所里就睡着了。顾老师在全校总结大会上汇报时,还特意举了我的例子。累是累,但有十来个男女同学,每天在一起吃住,而且放开肚皮随便吃,有时还互相开开玩笑,倒也非常快乐。我们小组的总结报告是我执笔写的,顾老师汇报时还特意摘引了“我们从西陵寺的高门台,来到雷坡的坡洼地,来到贫下中农之间”等语句,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


我们公社离县城较近,原来没有高中,上高中都是到县城去,我们是第一届学生。学校也不在公社所在地,而在汤庄西北二三里远的西陵寺。传说是一处汉代墓地,与范蠡西施有关。校长顾垂芳,口头村人,讲话非常幽默。当时正在搞批林批孔,他给我们讲反动学术权威孔老二,如何镇压革命,诛杀少正卯,就跟学书一样,维妙维肖。有个同学找他告另一个同学的状,校长问,怎么了?那同学说:他喊我父亲的名字。不料校长一听笑了: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喊毛泽东毛泽东嘛,你父亲的名字怎么就不能叫呢?说得那位同学哑口无言,完全不顾中国传统“家讳”这一说。邵国义老师教政治,他是我在高楼读初中时的校长,知道我已被公社高中录取,离开时,特意叫我送他。一路上我们谈了很多,后来他也对我特别关照。还有一位教物理的陈老师,学校开会时,居然唱了一段曲剧《李双双》,字正腔圆,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陈老师还有这一手!


中学时代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也没有正儿八经读过多少书,但却给我打下了做人做事的基础,决定了后来的人生道路。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顺利考上淮阳师范。第二年单新安同学考上北京政法学院。在今天看来,宣传队、学兽医、收麦子等似乎跟学习无关,这跟当时全国教育大背景有关,但社会实践活动确实能够锻炼人,考验人,能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让我开阔了眼界,培养了社交能力,锻炼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奠定了后来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坚实基础。由此我想到,中学生一定不能“死读书”,搞题海战术,机械训练,只在课堂校园里打转转,而应在做中学,教学做合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方能成为具有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干又善作善成的时代新人。


时光匆匆,岁月不居。我的中学时代已过去近50年,很多老师后来再也没能见过,但老师们当年辛勤忙碌的身影还不时浮现在眼前,许多美好记忆仍历历在目。不知道老师们是否还健在,我想告慰老师们的是:我从你们那里学到知识,增加学识,增长见识,打下了人生事业的坚实基础,成为我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


作者顾之川,河南商水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主编人教版多套语文教材,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主编人教版多套初中、高中语文教材,著有《语文课程与考试论》《语文工具论》《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等9部。主编“中国语文教育研究”“中国语文教育理论大系”等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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