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凡有文明，必有“礼”的存在。然百王之礼，至周而备。三百三千之仪，皆文王周公精神之所寓。故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从历史上来看，宗周文明始终是古代中国的终极理想和指导。但宗周礼乐文明在春秋战国之际却遭遇了最大的危机，规范被践踏、秩序被破坏、道德被抛弃，礼乐失去了旧日的尊严与力量，成为了诸侯间夸示与享乐的工具。文武之道、礼乐之制此时已濒临消亡之际，中华文化很有可能像后来的罗马帝国那样在享乐、堕落和战争中消亡。而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一个存亡继绝的伟大人物出现了，这便是先师孔子。“至圣”孔子是继周公之后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一个关键人物，其贡献一是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和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经典文献；二是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之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之功，以期重建周代的礼乐文明。周代的礼仪、典章、制度取法乎夏、商并发扬光大之，非独是后世儒家心中孜孜以求的终极理想制度，更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成熟期。但当时教育是“王官之学”，教育的权利掌握在“王官”手里，为当时极少数的贵族所独享。而正是孔子的“有教无类”，才打破了这种贵族教育，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平民教育的先河，这是孔子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鉴于孔子的巨大贡献和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列孔子为世界十大名人之首。

《周礼·大宗伯》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如前引《大司乐》所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所云，古人每事必祭其创始人，譬如耕之祭先农、桑之祭先蚕、学之祭先师，正是这样的道理。《礼记·祭法》又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圣王制定祭祀的原则，就是凡被百姓树立为榜样的就祭祀，凡是因公殉职的就祭祀，凡是为安邦定国建有功劳的就祭祀，凡是能为大众抵御灾祸的就祭祀，凡能救民于水火的就祭祀。也就是说，只要是对于文明进程和人类福祉有过贡献的前贤大德，先民们就不会忘记他们的恩泽。而“先圣先师”，正是此列。古者凡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所以报本反始崇徳而劝学也。孔子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是中国文化人格化的总代表，更是人类精神语义符号的象征。人以圣人为至，圣人以孔子为至。自太史公始以“至圣”尊孔子，后世相沿不替。至《旧唐书·职官志》及宋《政和五礼新仪》皆承《周礼·大宗伯》“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之说，又列释奠为四：“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1]“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2]，斯言诚是。而明成化四年（1468），《御制重修孔子庙碑》碑文所说尤为清晰：

“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暂缺。其深仁厚泽，所以流被于天下后世者，信无穷也。为生民之主者，将何以报之哉？故新其庙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岂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

《荀子·礼论》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清人庞钟璐《文庙祀典考》亦云：“夫欲敦教化厚人伦美风俗，必自学校始。学校崇祀孔子，附以先贤先儒，使天下之士观感奋兴，肃然生其敬畏之心，油然动其效法之念，其典至巨，其意甚深。”孔子明伦理之道以教化天下，万世赖之。孔庙祀典其实是一个包含了教育、学术、政治等成分在内的多目礼仪，更是中国道统的传承和象征。经过历世的演进和祀典等级的不断提高，泮宫礼乐蔚为大观，成为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诚如明人董翼所说：“古今道德之极，莫盛于孔子矣。古今隆重之典，亦莫盛于孔庙矣。”[3]释奠礼的祭祀对象除了孔子外，还包括从祀的四配、十二哲、及东西两庑172位（至1919年）历代先贤先儒。这里面不但包括孔门高足，更有后世的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等，他们的浩然正气与先师之教一脉相承，这对于中国文明的进程实在功莫大焉，中华文明更因之而绵延不绝。

曲阜孔庙西配位

宋元之际的大儒熊禾有句名言：

“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古者建学立师教学为先，而其所学则以道德功言为重，而道其总名也。”[4]

《明史》载刑部尚书钱唐、侍郎程徐抗明洪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疏一事云：

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5]

熊、钱、程三氏之言，其实正道出了祭祀先师的真正内涵和意义。在中国历史上，释奠礼并非某人对某思想、某文化、某人物之特殊喜好之表达，而是关涉国家遵循何种“道统”而发展何种文明的重大问题。释奠先师，正是要表明国家遵循何种道统，这在古代具有着宪制性的意义。《左传•成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此之谓也。

北京孔庙西配位

《礼记·祭义》云：“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种祀天配享的形式同样也在孔庙中存在，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这四位最杰出的孔门弟子配享夫子，此谓“四配”。如前文所列，四配根据入祀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是：三国曹魏正始二年（241年）二月，“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这是颜子配享之始；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释奠以曾参配”，是为曾子配享之始，然不久辍之；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孟子开始进入配享行列；宋室南渡后，尤重儒学道统，理宗增祀子思于十哲，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曾子子思则升配孔子。咸淳从祀，四配底定。孔庙“四配”的确立，究其本意，诚如朱子所云“配享只当论传道，合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秦蕙田《五礼通考》按曰，配享之位得朱子此论始定。明人李之藻《泮宫礼乐疏》亦云：“窃思配之有四，大抵以道统论。自颜子而外，曾、思、孟递演宗传。”[6]顾亭林先生《日知录》赞曰：“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祐元年，颜曾思孟四子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后，国无异论，俗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宋度宗咸淳三年诏曰：

“惟孔子独称颜回好学，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学不传。得圣传者，独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轲。忠恕两语，深契一贯之防。《中庸》一书，丕阐前世之蕴。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颜、曾、思、孟相继衍绎，著书垂训，中更管、商、杨、墨、佛、老，几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颜、孟侑食，曾、思不与，尚为缺典。其令礼官议可，升曾思侑食。并议可升十哲者以闻。”[7]

但咸淳四配之制，在当时囿于宋元对立，南北隔绝，实际上只局限于江南，蒙元统治下的北方广大地区并未施行。真正如顾亭林先生所说的“国无异论、俗无异习”，则要到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初，曾子子思于南宋咸淳间虽跻配位，而元人未用其制。延佑三年秋七月，以御史中丞赵世延言，南北祭礼不宜有异，乃诏春秋释奠以颜曾思孟配享。”[8]

据《论语·先进》的记载，孔子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评定其弟子的优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上的这段话，就成为唐开元八年（720），唐玄宗诏令国学祭祀孔子时，“十哲”配食夫子的由来。而孔孟之后，儒学最杰出的功臣就是宋代朱熹。朱子，是中世纪儒学复兴和建树最伟大的人物和集大成者。朱子所撰《四书集注》，水平冠绝今古，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定文本，其礼学成就更是宋代以后的礼学之宗，对中国、乃至日韩等泛中华文化圈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鉴于朱子对儒学的杰出贡献，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增补朱子为第十一哲。清乾隆三年（1738），又增补有若为第十二哲。此谓孔庙“十二哲”。

除了四配、十二哲之外，在孔庙大成殿的左右两侧之东西两庑，供奉历代先贤先儒。先贤是四配、十二哲之后的第三个等级，主要是指孔门弟子。东汉永平十五年（72），明帝阙里祭祀孔子，并祭孔门七十二子，这是君主祭祀孔门弟子之始。从祀者经过历朝的增补进退，现在孔庙从祀的先贤共有七十九人，供奉于东西两庑之北端；先儒在先贤之后，属于孔庙从祀的第四个等级，供奉于东西两庑之南端。孔庙的从祀者皆是在历史上对儒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从历史上来看，孔庙从祀制度的真正确立应始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在此之前配位孔子的只有颜回一人而已。唐贞观二十一年，太宗下诏，每年太学祭祀时，将左丘明等二十一位为《春秋》、《诗》、《书》、《礼》、《易》等作过出色的注释的经师学者，作为传播儒学的功臣配享于尼父庙堂，以表彰其传注之功。此后，从祀先儒的名单经过历代的不断增加，最后达七十七人，供奉于东西两庑南端。

台北孔庙西配、西哲位

孔庙祀典，作为儒家学术最忠实的风向标和最直接的体现，直接反映着国家的政教制度和儒家学术的真实动向。而孔庙从祀制究其实即儒家道统的制度化，其非但象征着道统的赓续，更是历代中央政府对“真儒”的一种认定。职是故，从祀者具有儒学正统的地位，其著作攸关后世儒学发展的方向和学校教育的内容，这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更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实际上，历史上也正是通过孔庙从祀制度而对一个时代儒家学术思想的总结。换言之，一部孔庙从祀史实则是一部真正的儒家学术史。诚如明人霍韬为请祀明初大儒薛瑄时所说一样：“历代从祀孔庭之儒，若孔门七十二贤，则亲炙圣化者也；汉儒，则搜辑圣经者也；唐儒，则疏注圣经者也；宋儒，则阐明圣经者也。”此皆“躬任斯道，羽翼绍明，夫皆有功后学，列诸祀典亦崇徳报功之义也。”[9]帝王之祀有终，孔子之祀无穷，古代学人们亦以能得祀孔庭为毕生砥砺的至高荣耀和终极梦想。诚如明人瞿九思所撰《孔庙礼乐考》所云，传统社会的儒生们相信“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直到清廷退位之际，这个观点可谓是一直萦绕于天下士子脑海之中。而就历史演进来看，作为尊师之礼的孔庙祀典之兴废与学术事业之荣衰、国运之隆替，又从来都是紧密联系而又休戚相关的。

明神宗朱翊钧有云：“孔子有功万世，宜享万世之祀。诸儒有功孔子，宜从祀孔子之祀。”[10]孔庙的从祀，严格上来说是一种祔祭制度。对于孔庙的从祀，明儒王世贞认为文庙从祀与太庙从祀有异曲同工之妙，并对此也有着精辟的论述：“太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主；文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也。”[11]而李之藻在《泮宫礼乐疏·卷二》“从祀沿革疏”中则云：“其从祀何也？圣人之徒，亲炙私淑不必同，然躬任斯道，羽翼绍眀，夫皆有功后学，列诸祀典，亦崇徳报功之义也。”李氏此言，道出了孔庙从祀之标准：“崇德报功”，简言之，即尊崇德行报答功劳。“德”，圣贤之“德目”实为儒学立命之所系，自不待言；而“功”，就是实践孔子之道之功、发明孔子之道之功。《明宪宗实录》载成化四年廷臣彭时、游宣等人讨论熊禾入祀之时的一番话，亦可见孔庙从祀之严肃性：

“举祀典以重有德、报有功，实治化之所关，人心风俗之所系，古今皆慎之。若孔庙从祀，必其人修行足以继性圣，明理足以启后人，著书立言足以羽翼圣经，传之万世而无弊，然后得与于斯，非止于一德一功之可称者比。此尤不可不慎也。”[12]

正是在这种审视下，孔庙从祀制度经过了从唐代“代用其书、垂于国胄”到明代“崇德报功”标准的演变。明嘉靖九年厘定祀典，将唐代从祀的“诬陷忠良”的马融、“建短丧之议”的杜预、“尚老庄之学”的王弼和宋代从祀的“美化新莽、大义不存”的杨雄、“以性为恶、以礼为伪，大本已失，更学何事”的荀况，一并罢黜孔庭。孔庙从祀的这个标准和据之以作的决定，自此以后为后世所遵守，成为制度。

曲阜孔庙东庑内景

关于孔庙从祀的祀位次序。虽然早在东汉时期，明帝永平十五年就曾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章帝元和二年东巡过鲁亦如之，灵帝光和元年又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但其时的祀位之设已不可得知。约略来说，孔庙祀位的演变经过以唐、宋、明（嘉靖）三个时期为主要代表。唐贞观二十一年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大唐开元礼·卷五十四》“国子释奠于孔宣父”记载了唐代国学释奠的位次情况：

“设先圣神坐于庙室内西楹间，东向。设先师神坐于先圣东北，南向。其余弟子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子路、子游、子夏、闵子骞、曾参、高柴、宓子贱、公西赤、林放、樊须、有若、孔忠、琴牢、梁鳣、叔仲会、冉孺、曽点、陈亢、漆雕开、商瞿、司马耕、子张、巫马施、秦非、商泽、郑国、公冶长、澹防灭明、原宪、蘧伯玉、公伯寮、燕伋、秦祖、冉季、左人郢、公孙龙、任不齐、南宫绦、秦商、亷洁、步叔乘、施常、颜之仆、狄黑、漆雕哆、县成、颜路、颜哙、公祖句兹、伯虔、荣旗、颜高、秦冉、申枨、颜辛、申党、公晳哀、后处、曹恤、奚容葴、石作蜀、壤驷赤、漆雕徒父、乐欬等坐，及二十一贤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坐，以次东陈，皆南向，西上（若东陈不容，则又于东壁屈陈而南，西向）。席皆以莞，设神位各于坐首。”

根据文字的描述来看，唐代的祀位之设是一种单线排列法，古人亦谓之鱼贯法。即，从祀者皆列座于孔子位之左，一字排开，如果排列不尽，则又“屈陈而南”，沿东墙拐弯排列。而孔子正位之右则为虚位。宋代以前，孔庙祀位均设于殿上，宋代开始则出现了两庑之始设，专门供奉从祀诸儒。《文庙祀典考·卷三》“祀典溯源二”云：“（宋）太祖因周国子监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宋初的孔庙祀位虽然有了两庑之设，但其祀位之设仍然延续了唐代的单线排列法。即，西庑第一位接续东庑最后一位。对于这种情况，在神宗元丰七年孟子从祀之后，徽宗崇宁三年太常寺即建言：“国朝祀仪诸坛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东南，西向。若两位亦并为一列，以北为上，其从祀之位又在其后。今国子监颜子孟子配享之位即与闵子骞等从祀之位同作一列，虽座次少上，而在文宣王帐座之后，于配食之礼未正，请改正位次，为图颁示天下。”[13]同年，王安石配享孔庙，位在孟子之次。政和三年，又诏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安石子王雱临川伯，从祀。《政和新仪》成，定释奠以颜回、孟轲、王安石配享殿上；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并西向，冉求、仲由、言偃、卜商、曾参并东向；东庑，颛孙师以下至扬雄四十九人并西向。西庑，林放以下至王雱四十八人并东向。南宋名儒黄震记载了当时的祀位情况：

“震闻太学博士陆鹏举云，初制，颜孟配享，左颜而后孟。熙丰新经盛行，以王安石为圣人，没而跻之配享，位颜子下。故左则颜子及安石，右则孟子。未几，安石女婿蔡卞当国，谓安石不当在孟子下，迁安石于右，与颜子对，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颜子之下。遂左一颜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几，蔡卞再欲升安石压颜子，渐次而升。”[14]

靖康元年罢王安石配享，正位之右依然延续唐代的“虚右”之法，而颜孟并坐于左。孔庙祀位的最终底定，实则源自中世纪最伟大的儒学复兴者朱子的建言。朱子于绍熙五年撰成《绍熙州县释奠仪图》而对孔庙祀位改进之，遂为后世之范本。“释奠，据开元礼只是临时设位，后来方有塑像。颜孟配享始亦分位于先圣左右，后来方并坐于先圣之东，西向。……孔子居中，颜孟当列东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东庑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头排起。当初如此，自升曾子于殿上，下面趱一位，次序都乱了。……又云：某经历诸处州县学，都无一个合礼序。”[15]根据文献来看，朱子对孔庙祀位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其改进方案是，配位未作调整，但哲位和两庑均以东西相对为序，尤其是两庑祀位，改变了前代虽有两庑祀位，但仍是单线排列的做法。朱子的方案是第一、三、五、七依次于东庑排序，第二、四、六、八则在西庑列位，以此类推，以年代先后为序。在《朱子语类·卷九十》中，对当时新考亭书院的祀位有着明确的记载，可管窥其详：“宣圣像居中，兖国公颜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邹国公孟氏西向配北上。并纸牌子。濂溪周先生、东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东二。康节邵先生、西二。司马温国文正公、东三。横渠张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东四。从祀。亦纸牌子。并设于地。”再通过《宋史》的记载来看，咸淳三年的祀典从祀之位接受了朱子的两庑改进意见，而配位依然一仍旧贯。当时其祀位之序为：兖国公、郕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居正位之东面，西向北上，为配位；费公闵损、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赐、卫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东面，西向北上；郓公冉耕、齐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陈公颛孙师，居殿上西面，东向北上。为从祀；东庑，自金乡侯澹台灭明至华阳伯张栻，凡五十二人，并西向。西庑，自单父侯宓不齐至开封伯吕祖谦，凡五十二人，并东向。[16]而后来四配之位的东西相向列座之改变，具体时间史载不详。明儒丘濬曾怀疑与金人制度有关。《大学衍义补》云：“今则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于何时。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则以颜孟与孔子并列，其后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欤。燧之所见盖北方庙像欤？”[17]

《文庙祀典考》中的大成殿祀位图

在称号方面，明嘉靖之前的孔庙从祀诸儒，皆以伯侯之爵而得祀。嘉靖九年厘正祀典依大学士张璁之言，去孔子王号称至圣先师，从祀者公侯伯之号则易以先贤先儒。四配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十五年又诏以左丘明曾亲受经于圣人，改称先贤，并改周程张朱邵并称先贤，位列七十子以下汉唐诸儒以上。由是，孔庭祀典而定，嘉靖以后孔庙从祀先贤先儒的祀位以道德和史传年代为序。对于嘉靖改制，孔子六十九代孙孔继汾论曰：

“张璁之议，诚不为无见。或曰，璁本以议礼得幸，因大更祀典欲以掩永陵追崇兴献之失耳。岂真知尊夫子者哉？然而君子终不以人废言也。”[18]

[1] 《旧唐书·志第二十三》“职官二”。另，《政和五礼新议·卷一》“序例·辩祀”中亦云：“凡释奠之礼，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人鬼曰享，至圣文宣王、昭烈武成王曰释奠。”

[2] 见阙里孔庙“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碑》”。

[3] 童翼《孔庙缺典疏》，收入雍正《四川通志·卷四三》“艺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版。

[4] 《勿轩集·卷二》。

[5]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

[6] 四库本《泮宫礼乐疏·卷二》“从祀沿革疏”。

[7] 四库本《泮宫礼乐疏·卷二》。

[8]《阙里文献考·卷十四》“祀典考第三之一”。

[9] 《泮宫礼乐疏·卷二》“从祀沿革疏”。

[10]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

[11]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十五》。

[12] 《明宪宗实录·卷五十四》。

[13] 《阙里文献考·卷十四》“祀典考第三之一”。

[14] 《文庙祀典考·卷三》“祀典溯源二”。

[15] 《朱子语类·卷九十》“礼七”。《文庙祀典考·卷三》亦同。

[16] 《宋史·卷一百五》“志第五十八、礼八”。

[17] 《大学衍义补·卷六六》“释奠先师之礼下”。

[18] 《阙里文献考·卷十四》“祀典考第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