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比沈从文大10岁，去日本留学多年，在五四运动中，郭沫若以白话文、新诗集《女神》等作品闻名于世，此时沈从文仍然四处漂泊，毫无意识。

郭沫若

沈从文来自湘西，出身贫苦，只有小学文化，但因其天才般的创作能力，以及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扶持，最终成为北大教授、文学大师、京圈作家的领袖。

二人在生活中的交往并不多，却存在一段长达几十年的恩怨纠葛，成为文坛公案。

沈从文成名后，1930年曾在《日出》杂志上发表文艺评论，评价郭沫若“不会写小说”，郭沫若对此衔怨很深，在1948年前后，接连以《论反动文艺》等文章对沈从文点名批评，以文艺界权威的身份将沈从文的小说定性为“桃红色文艺”、“反动文艺”，建国后，这给沈从文带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导致他精神失常、两度自杀，后来索性放弃了文艺创作，到博物馆当讲解员，进行中国服饰研究。

沈从文

1964年，郭沫若主动要求为沈从文正在写作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序，不久就派秘书送去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沈从文对此淡然处之，1981年，他著作出版时，虽采用了郭沫若的序言，却仅截取了2百多字，后记中也未对郭沫若提到一字。

不过，考虑到此时的郭沫若已作古三年，沈从文能不记旧怨，仍出版郭沫若的序言，可看出二人之间的波澜早已成为过去。

细究始末，沈从文与郭沫若之间的纷争，并非是简单的文人恩怨，还有不少价值观与文艺理论的碰撞。

沈从文主张文艺创作是纯粹的艺术活动，“反对作家从政”；而郭沫若投身革命文学多年，文笔极具斗争性，因而不可避免会站在针锋相对的立场上。

再加上个人恩怨色彩、复杂的文坛环境、郭沫若与沈从文后期悬殊的权力地位，最终造成了对沈从文的沉重打击，定性了沈从文后半生的走向与命运，从这点上看，作为文艺界权威，郭沫若的肚量是不够的。

1、沈从文的《论郭沫若》，称郭不是写小说的料

沈从文生于1902年，15岁就参军扛枪，从此离乡漂泊、辗转多地，换过多个职业谋生。

1922年，只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来到北京，在北大当旁听生，由于生活太过贫苦、看不到任何希望，他曾去找过凤凰老乡、民国总理熊希龄，并向著名作家郁达夫等人写信求助，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帮助下，他在《晨报副刊》、《语丝》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渐渐引人注目，后来成为北大教授。

1928年起，沈从文凭借一系列描写边城风光的小说蜚声文坛，1933年开始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从此成为京圈文坛领袖。

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副刊每周出版两期，冰心、林徽因、胡适、朱自清、朱光潜等作家纷纷在这块文学园地上发表小说、散文，形成了京派文化。

此时的沈从文，在北方文艺界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他发表的文艺评论也很引人注目，1930年，他撰写了《论郭沫若》一文，对著名的“五四作家”郭沫若进行评价，文中说：“郭沫若……创作是失败了……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

沈从文认为郭沫若是“诗人、修辞家、文章造句家”，根本不会写小说，因为他“不能节制热情，结果所写多为废话”，小说中“处处是拙像蠢像”，“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甚至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也不适宜于小说”。

最终，沈从文下结论称郭沫若不是写小说的料：“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

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又认为只有小说才属于文学金字塔的顶端，杂文、诗歌都不被他放在眼中，这就等于彻底否认了郭沫若的文学才华。

郭沫若夫妇与儿女

当时，郭沫若为逃避追捕、再次旅居日本，1932年，他在海外所写的著作《创造十年》中回击称：“记得国内另外一个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

在这句回击中，郭沫若不仅讽刺了沈从文，还顺带敲打了一下曾评价他是“才子加流氓”的鲁迅。

其实，沈从文的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要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在鲁迅先生一方面，我们是都相信那中年人，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最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这脸不像你也不像我，而你我，在这脸上又各可以寻出一点远宗的神气，一个鼻子，一双眉毛，或者一个动作的。）郭沫若没有这本事。”

也就是说，沈从文想表达的是鲁迅能够在小说中提炼、综合时代人物的共性与特点，进行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郭沫若没有这种艺术才华，只能写宣传材料。

作为一个流亡海外的作家，郭沫若此时在日本生活困难，还要靠当护士的日本妻子郭安娜养活一家人，因此虽有回击，却不激烈，更没对沈从文指名道姓地驳斥。

2、郭沫若《论反动文艺》，将沈从文打入深渊

1937年3月，郁达夫请福建省主席陈仪帮助，请求取消对郁、郭等人的通缉，让郭沫若归国，5月份，郁达夫收到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同意的电报，当即转告郭沫若。1937年7月，郭沫若“抛妇别雏”，归国参加抗战，不久成为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厅长，被授中将。

而此时，沈从文又发表文章《“文艺政策”检讨》一文，在批评当时文艺政策的同时，还质疑了第三厅的费用使用情况。

已经位高权重的郭沫若不再手软，与“自由文人”沈从文相比，他是文坛前辈、北伐英雄、文艺界权威，完全有资格不客气，他在《路边谈话》里不点名地斥责了“新京派教授”，并在1961年出版文集里以注释的形式标明“此人指沈从文”。

郭沫若

1947年初，郭沫若的《新缪司九神礼赞》里写道：“关于所谓文艺的范围，我不想把它限制在诗歌、小说、戏剧、批评里面，虽然现今的文艺朋友们，尤其是搞小说的少数温室作家，他们把文艺的圈子画得很紧，除掉自己的小说之外差不多就无所谓‘创作’。他们藐视诗歌，抹杀批评，斥戏剧为‘不值一顾’。文艺的天地应该更要广泛。”

很显然，他对沈从文把自己排斥在小说家外、只把小说当成艺术作品深感不满。

郭沫若在文中高声疾呼道：“说你们没有货色拿出来见人者，那是帮凶者的诬蔑！但你们受着这种诬蔑，也正是你们的光荣。”

这是对17年前“温室作家”沈从文笑话他“没有本事”写小说的正式回击，同时又给沈扣上了“帮凶”的帽子，沈自认自由作家，不愿带上政治色彩，显然也并不清楚这顶帽子的份量有多重。

不久，沈从文在文章《新书业和作家》中回忆了创造社的倒闭是因为“经济方面转手不及、维持不易”。

斯诺与郭沫若、郁达夫

对这篇并不引人注意的小文章，曾为创造社创办者的郭沫若又立刻予以严厉回击，发表了《拙劣的犯罪》一文，认为创造社是“遭了国民党的封闭，于是寿终正寝”，而非经济方面的“不易维持”，并点名批评沈从文“冒充一个文坛长老而捏造事实、蒙蔽真相”，上纲上线地认为沈从文“极尽帮闲的能事”、“是一种犯罪”。

1948年的郭沫若，地位扶摇直上，不但是文坛先辈，还是文坛执牛耳者，岂能再容忍沈从文“冒充文坛长老”。

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发表了著名杂文《斥反动文艺》，文章中将反动文艺分为五种颜色，点名批评了三个人，其中沈从文为“桃红色文艺”、“写文字上的春宫”，北大文学院院长朱光潜为“蓝色文艺”，鼓吹英国文学的萧乾为“黑色文艺”。

萧乾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助手，朱光潜是京派文化代表人物、沈从文多年好友，被郭视为沈从文的羽翼。

沈从文与巴金（中）的友谊维持了终生

郭沫若坚称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并号召读者“和这些人们绝缘，不和他们合作，并劝朋友不合作。”

文章发表后，不少北大学生将郭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校园内，沈从文的处境顿时孤立起来，面对郭沫若的咄咄气势，文弱的沈从文无力抵抗，1948年12月31日，他宣布永久封笔。

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召开时，著作等身的沈从文连列席机会都没有获得，深感寻不到路径参与新时代。

萧乾曾感叹，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恨不得置我于死地”、“支配我的政治命运达三十年之久”，对于沈从文，何尝不如此?

1950年，沈从文深深后悔“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因承受不住压力，还曾两度试图自杀，家人都认为他已经精神失常。

3、晚年主动提出为沈从文的研究作品集作序

1950年至1978年，郭沫若连任四届中国文联主席，沈从文知道自己没有出头的希望，索性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进行文物研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当了连办公室都没有的讲解员，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这也让他逃过了后来的几次浩劫，不像老舍、周扬、丁玲等人那样大起大落，虽然生活清贫，遭受的冲击同期相比却不算严重。

期间他也曾想要写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小说和文章，但总是半途而废。

此时的郭沫若虽然社会地位如日中天，获得了无数头衔和国际奖章，但也深感灵感枯竭，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足下对我，评价过高。我自内省，实毫无成就。拿文学来说，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拿研究来说，根柢也不踏实。特别在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著述研究也完全抛荒了。”“多年以来，我自己不仅写出什么象样的诗歌作品，而且几乎把文艺都抛荒了。”

而几乎毫无社会活动的沈从文，倒在古代服饰研究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1963年，他搜集了分散于全国各地的绫罗绸缎超过十万件、相关图书几千册，还有无数画卷、册页、残料，这引起了博物馆与高层的注意，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此后为他提供了极大帮助。

就在这一年，周恩来在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他在国外经常参观服装博物馆、蜡像馆等，问中国有没有人能写出一部中国服装史，在场的齐燕铭立刻汇报了沈从文的工作。

在总理的支持下，沈从文的研究获得了历史博物馆的高度重视，至1964年，全书雏形已基本形成，由康生题写了书名，此时的沈从文不再像从前那样边缘化，而是在馆里有了一定声望，也可以出席一些重要会议。

1964年6月的一次宴会上，他与郭沫若座位相邻，郭沫若主动提出要为沈从文即将出版的《中国服装资料选集》作序，几天后，就派秘书送来了序言。

这既有言和之意，也存有对沈从文的佩服，沈从文由一个他眼中的“桃红色文艺”小说家转型文物考古，竟能有如此建树，郭沫若内心可能还是有些羡慕的。

直到1981年，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才正式出版，而郭沫若已在1978年去世，不过，著作仍然采用了郭沫若的序言，只是仅寥寥200字，明显是截取了其中的片断，显得没头没尾，而沈从文自己写的引言则长达数万字。

沈从文夫妇在湘西老家

1988年2月，沈从文与世长辞，他的小说《边城》被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2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据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马悦然回忆：1987、1988年沈从文曾两度入选诺奖名单，是1988年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后来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佩尔·韦斯特物格也在2012年回忆称：“沈从文非常非常接近获奖，但是他不幸去世了。”

弟子汪曾祺曾在《人间草木》中回忆沈从文，认为他“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工作、学问都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这种个性让他遭遇了接连的打击，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他虽然有坎坷的一生，却留下了永生的作品，他追求艺术至上的创作态度，让他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