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桂27岁武汉某高中生。

我不是一回到武汉就被隔离的。

从本科生开始，我一直在武汉学习，今年是我在武汉学习的第七年。期末考试后，我于1月15日乘飞机离开武汉，回到山东莱阳的家后，此后一直在家准备过年。几天后，随着武汉疫情的发展，我和家人开始意识到情况有些严重。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1月8日至10日，我身体不适，在武汉协和医院做过各种检查检查。

武汉协和医院是湖北省著名的医院，目前该医院正是抗疫前沿的核心“战场”之一。和许多著名大型医院一样，武汉协和一年四季都人满为患。我去医院看病的几天里，武汉通报说已经有不明肺炎患者，但不知道这种病毒人传人存在，所以戴口罩的人很少。我比较小心地戴着口罩，但我想起了在能移动几天的人群中在楼下跑来跑去，仍然有忧虑和后怕。

同样，也担心家乡各部门负责防疫的工作人员。

通知首先来自当地社区，1月19日，社区登记了我返乡时间、途径等信息，并建议减少外出。23日，武汉封城后，每天接到不同部门工作人员的多个电话。有一天，两次登记的个人信息不一致，一天之内接到公安局打来的电话很多次。晚上11点再次接到警察电话时，他说：“你现在很特别。”咨询的时候特别认真，但确认信息后，电话的另一边叔叔也对反复询问感到抱歉，并解释说：“在危急时期，我们也没有时间下班。”

1月24日除夕。街上的工作人员和医生来了，一边工作，一边传达正式的隔离通知。

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来我家的紧张气氛。医生们没有穿防护服，所以我也只戴了普通口罩，结果医生站在门外帮助我量体温，大家都很小心。第二天，他们特地给我带了4个医疗口罩，当时口罩已经开始不足，但他们仍会考虑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这让我有点感动。

不仅如此，医生还和我一起留下了微信，如果有任何不适或异常情况，可以立即联系他们。隔离期间的某一天，爸爸和我突然出现了低烧和咳嗽症状。为了避免直接去医院发生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我联系了医生，然后按照医生的指示开始服药，每两个小时量一次体温，幸好第二天退烧了，咳嗽症状也逐渐缓解。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我的家人和一直保持联系的医生松了一口气。

在病毒和传染病面前，人们无法避免恐惧和脆弱性。白衣天使所做的不仅仅是治病。

隔离期间，每天早上8点前都有日常电话记录，几天后我养成了习惯，早起测好体温，新的一天从等这个电话开始。由于工作人员统计数据不同，每天要测量几次体温，基本上每天平均打三四次电话。有时候很烦，觉得他们的工作偶尔会重复，但慢慢领悟的是，这种“反复关注”让人安心。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数据和信息都是他们一点点确认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工作量有多大，他们工作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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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的日子过得很快，每天接到他们的电话，发现工作人员叫我的名字也越来越亲切了。在我解除潜伏期的那天，他们甚至比我更幸福。即使我们看不到彼此的脸。

2月9日，我收到了正式解除隔离的书面通知，在签署通知书之前，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所有关心我健康的工作人员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具体来自哪个部门，但我记得他们反复的嘱咐和真诚的关怀。

整整25天，我在居家隔离过程中亲身见证了基层防疫工作者的辛苦和伟大，他们不停地战斗。除夕，我们见面时没有约定，互相说“新年快乐”，但我通过他们的朋友圈发现，他们一刻也没有放春节假期，甚至媒体凌晨也在整理数据。希望在赢得这次疫情的时候，他们也能和家人坐在一起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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