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白领周红梅会积极地参加相亲活动，给农村的媒人留下电话号码。但在片中，她看着自己的相亲简历——学历、身高、工资等物质条件的介绍，几乎涵盖了一张纸的五分之四，关于她本人的爱好、性格、理想则不到两三行。“一张纸上全都是条件，但关于我的，就这么一点点。”

陈玲珍是CNEX视纳华仁共同创办人、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教授、奥斯卡纪录片选片委员，参与作品包括《少年小赵》《妈妈的村庄》《音乐人生》等。最初愿意担任《“炼”爱》的制片人，是她认为这是导演从自身出发的故事，对社会现象有切己的观察和体会，“我觉得这个东西会特别真诚”。

在陈玲珍看来，80后多是一胎化政策的产物，“他们从小是在被妥善爱护的环境（下长大），这不关系到你家是有钱还是不那么有钱”“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换位思考，如果我在他们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可能也是不轻易settle（定下来），我一定要找一个心灵伴侣，但这恰恰是最难的”。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选择？”

在片中，选择冻卵的谈婧是许多观众心中精英女性的代表，她足够独立，不为单身困扰，因为“我自己已经足够有趣”，和一个男人去航海，终于有了“一见钟情”的感觉——不是对男人，是对航海。

虽然不处在传统的婚姻框架之内，但谈婧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在遵从内心选择的人生路上，她也曾承受过外界压力，并一度自我否定。

28岁时，她有过把自己嫁出去的念头。“那个时候就觉得，OK，我的人生就是做一道道题，考高分上清华，做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创业，下一个就是最好的妻子和妈妈，这是天然要走的路，但正儿八经走到里面，才发现这条路可能并不适合我。”

她和世俗意义上的理想择偶对象相亲，但许多男生聊上20分钟，就觉得她“太有想法”了，露出尴尬的表情，或是佩服得直称“谈老师”。谈恋爱时，因为只是遵循“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老公”，不是发自内心喜欢，遇到问题也没有动力解决。

婚恋不顺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这方面有问题。母亲和周围女性常对她说：你是不是性格有问题，是不是应该学点做饭？她真的开始学做饭，在朋友圈po出涂好牛油果的烤吐司，也真的有男生来找她约会。

谈婧形容这种约会就像考试，言谈举止有清晰的解题顺序，“有了公式之后，你基本就知道怎么考高分，然后获得这个亲密关系。”她渐渐发现这是把自己拧成社会期待的样子，不是自己想要的。

北京女孩董家琪则经历过“不管找谁，赶紧先结婚了再说”到“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心态转变。31岁左右时，她和旁人眼中很“合适”的人交往过，“所有附加条件都加给你以后，就会给自己洗脑，好像他确实是不错，但是他哪儿不错也说不上来”。

后来她去参加线下的相亲会，“刚开始我其实是抱有幻想去的，把自己收拾得也很漂亮”。但去到现场，发现许多看长相“很社会”的人。有的听到她的年龄后，马上表露出失望，“好像很替我惋惜”。

第一轮自我介绍，她还很有激情，越往后换了一桌又一桌，一拨不如一拨，“我当时的想法是以前也错过了很多优秀的男孩，所以我才会说，我怎么把自己剩成这样了，沦落到人家来挑我，还对我指指点点。”

“当我决定跟哪一个人settle down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好像里面有很多风险，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选择？当选择很多，就进入了理性和感性的博弈，也跟每个人的成长背景、看过的婚姻有很多关系。”陈玲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周红梅回到山东菏泽的农村老家时仍要面对催婚，她在片中和哥哥针对爱情与面包有一场精彩的争论。 （受访者供图/图）

“我怎么走到这一步了？”

谈婧用了将近十年时间才完成自我解绑，33岁冻卵成为重要节点。评测女性卵巢储备功能的AMH值通常在35岁后断崖式下降，这是女性被先天设置的生物时钟，当截止日期逼近，谈婧的潜意识是“我快过期了”。

“冻卵之后，相当于把社会认为的一些最重要的功能，理论上延续了无限的时间，我从心理上一下子就把截止日期给挪掉了。如果要用一个具象的画面来形容的话，特别像你在巴黎街头看到的六七十岁的老奶奶，她依然打扮得色彩鲜艳，很新潮，非常自信地在和七八十岁的老头，或者二三十岁的小伙聊天，我心里一下变成了那样一种感觉。”

她感觉愈发能回归自我——以往做任何选择，都有一个生理年龄限制和婚姻框架要面对。“现在我其实能更自由地发挥，不会有各种各样条款限制、切碎了我原有的完整的选择。”

但董雪莹却看到了冻卵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之外，更多是一种无奈之举。“我在片中聊了三次冻卵的危害，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有的人鼓吹，可能是为了某种商业利益。”她的镜头记录下了谈婧打促排针的画面。“到最后满肚子全是针眼，几乎找不到没有针眼的肉皮的状态”。别人生小孩都是温暖的画面，自己却在冰冷地打针，“就会想我怎么走到这一步了？”谈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董雪莹记得，大量雌激素的注射曾让谈婧有过严重的早孕反应，有一天晚上吐得稀里哗啦，医生问怎么回事，“她说三十多岁了，没有找到男朋友。”后来董雪莹问过谈婧当时的心情，“她说哪怕有一个人抱抱我呢。”

《“炼”爱》上映后，一位豆瓣网友在影评中写道：“婚姻这一纸契约，在婚庆主持人重复了无数次的煽情中成了幸福、爱情与永恒的象征，但这种神圣的光环并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好的亲密关系是两个可靠的人愿意共同维系的爱，而在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中，幸福的形式似乎却被婚姻垄断了。”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到，既然本身有独自过好生活的能力，为何依然想要进入婚姻，周红梅反问，“你孤独过吗？”

疫情以后，周红梅离开北京，回到山东烟台和表哥一起创业。脱离了原本的朋友，她在陌生的城市并没有完整的关系网。有时回到家，看着冰冷的房间，觉得找不到人说话很孤单。她有时会给表哥打电话到凌晨，但即使是亲人，对方也有自己的家庭，“代替不了亲密关系”。她最怕蟑螂，有几次，房间里突然出现蟑螂，她给亲友打电话，前两次会得到安慰。但到了第三次，别人会说，“你给我打电话蟑螂就会消失了吗？”

2020年疫情期间，周红梅有将近五个月待在菏泽农村的家里，第一次亲眼目睹邻里舆论给父亲内心造成的压力。“左邻右舍会问我爸爸，女儿结婚了吗？还没结啊。该结了，用我们老家话，挑啥啊？别挑了。爸爸哪怕有一丝丝觉得，是他没有把家领好，这种状态我会特别心疼。”

周红梅本科就读于北京一所知名院校，努力上进，工作收入体面，她爱美，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这天，她戴上贝雷帽，挽着披肩，胸口有一枚奶白色的山茶花胸针。她对另一半的要求主要是外形，即使收入不高，只要对方“有能力就行”。表姐总爱劝她：“你看见这个人你不恶心、你不吐就可以，这就是底线。”周红梅认为如果有一天自己妥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不让父亲太担心，“可能会降低自己对颜值的要求”。

“一边战斗，一边撤退”

《“炼”爱》中，谈婧去旧金山冻卵时，参加过一次聚会，她拿了一瓶红酒，来到老朋友家，一屋子的男人。酒过三巡，一位男性友人说，“现在男孩不追女孩了，这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比如Maggie（谈婧）就不会有五个罗密欧一样的男孩在她窗下弹琴呢。”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谈婧笑着翻开手机，“现在还躺着几个微信没回呢。”

谈婧说，现在自己对婚姻的态度是，它不再是一个元假设了。“社会塑造女性的元假设就是需要婚姻，你要证明不需要婚姻是很难的。我现在知道我的元假设不是婚姻，在公共领域取得成就、为人类的未来作出贡献，是我人生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上，有婚姻或者亲密关系，不同形式的亲密关系，我不排斥，但不会觉得缺了它，我的人生就不完整。”

但她明白婚姻在社会生活中，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安全网的角色，任何选择都会有代价，解决办法是——我自己来织这张网。这两年，除了创业以外，她投入了很大精力在一个女性社群的打造上，女性互助的情谊，让她得到了至少70%亲密关系的补偿。

3月13日，《“炼”爱》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她特地从上海飞来，持有72小时核酸，但北京健康宝却出现了弹窗，她卡在影院门口进不去。那天有近十个社群的姐妹来看首映，她们挨个打电话，有的联系社区，有的在外面帮忙发票，最后社区解除了她的弹窗。“你想在那么紧急、我有那么多条线要处理的情况下，她们帮我解决了。”

纪录片拍摄结束后，李桃从五个人当中第一个结束单身，老公比自己小15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两天后，她将迎来自己的婚礼。在视频那头做着美甲的李桃回忆起以前做演员时，冬天的夜里，洒水车360度往她身上浇，她从不怕吃生活的苦，也不认为女性应当依附于男性。首映礼上，有人问老公比自己小15岁，怕不怕出问题。她的态度是：管他呢，走哪儿算哪儿！

无论是月儿、董家琪，还是红梅，都提到情感独立，以及不妥协的态度。

2019年，以色列导演希拉·梅达利亚和肖什·莎赫拉姆制作的《剩女》记录了三位中国单身女性承受的巨大压力。片中的一位来自山东的女律师与家人和外界的羞辱不断战斗。“婚姻就像古代女人裹小脚一样，鞋就那么大，有些人穿上可能就还行，挺舒服，但我这种脚大的、爱到处跑的就不行，疼。”这位女律师这样剖析，“像溺水一样，拼命挣扎想喘口气，但还是不行，没有人支持我，想要真正安全就只能先到岸上去……这个社会很安全，没有人要拿刀子捅我，但我还是很不安，只能一直战斗，一边战斗，一边撤退”。

董雪莹认为自己用了一种更温和的方式介入这个议题。片中谈婧讲过一则关于兔子的寓言，代表了她想要表达的内核。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是在国贸一家酒店的高层，谈婧不断循环播放着苏慧伦的《七岁的影子》，讲出了这个故事——

一个女孩有一只兔子，有一天，她带着兔子上了战场，兔子被割掉了一只耳朵。从此以后，伤口长出了很多刺，将兔子包裹了起来，最后，兔子变成了一条龙。直到有一天，七岁的影子来敲门，才发现带着尖刺的龙，依然是那条柔软的兔子。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