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从小跟随父亲到处演出漂泊流动的童年，袁阔成先生回忆说：

“我家祖籍就是北京，但是由于父亲长年流动各个书场演出，我却是在天津出生。我们家在北京居住的地方也是东西南北城换着走，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住家是在西城新街口的蒋养房。我从小跟随父亲到处演出，由于流动性大很难正式上学读书，所以前后只上了不足3年的私塾……”

也曾没“摘鬼脸儿”

评书表演的特点是演员一个人撑起台面，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过的就是“紧张”这一关，即不能把“紧张”的模样挂在脸上，也就是评书演员说的“摘鬼脸儿”。

对“摘鬼脸儿”，袁阔成先生曾形象风趣地说：

“真正要想掌握好评书的技术、技巧是很不容易的，夸张点说，要闯过若干个关口才行。这第一关就是‘摘鬼脸儿’。顾名思义，鬼脸肯定寒碜呀！所以说，演员上台千万不能挂‘鬼脸儿’，一挂‘鬼脸儿’准砸！演员为什么会在台上挂‘鬼脸儿’呢？就是太紧张的缘故。评书演员一人一台戏，如果在台上一紧张，脸也白了，气也短了，嘴里一拌蒜，非把自己撂台上不可！”

在艺术成长的道路上，袁阔成先生也曾有过没“摘鬼脸儿”的经历。对此，一代评书巨匠的回忆仍然是那么生动风趣：

“我十三岁那年，父亲让我垫垫场，实际就是给我一个实践的机会。平时看我背词挺溜，抬手动脚也挺到位，有些段子背得滚瓜烂熟，就问我敢不敢上？我满口答应没打奔儿，试试呗！我心中暗想，真格的啦，跟着老爷子鞍前马后转悠好几年，说个小段子，算什么呀？

说什么呢？就说家传拿手戏《施公案》节录《恶虎村》吧。袁氏看家书，熟的不能再熟了，照猫画虎也说它个八九不离十！上场前剪了头，脸洗得干干净净的，特意做了一件小大褂儿，满是那么档子事。

上场前老爷子还给我铺垫了几句，听众都是老熟人儿，叔叔大爷没的说，说好说坏都能有个担待，反正也不收钱。不知哪位还顺带了一嗓子：‘噢！少爷一票……’有了！我上台一鞠躬，‘哗’……一片热烈掌声！‘啪’的一声醒木一拍，整个书场鸦雀无声，一二百位听众都瞅着我一个人儿，当时我的头‘嗡’的一声，只觉得眼前一黑，一句台词也说不出来。‘哄’……满屋的人都乐啦，我哭了！老爷子说了句话，到今天我还记得：‘快出去得得空气！’事后我才知道，敢情我没摘鬼脸儿。”

18岁的“挑帘红”

经历了没“摘鬼脸儿”后，小袁麟先后跟随评书表演艺术家金杰立、陈士和拜师学艺，也从此由师父取名袁阔成。

1947年冬，已经长成18岁帅小伙的袁阔成正式告别师父，一个人去找正在沈阳演出的父亲。可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说书场，父亲只待了两天就去锦州了。

去找父亲吧，手里剩下那点盘缠别说买火车票，连住个小旅馆的钱都不够。找谁呢？求人不如靠自己，第一次独自出门在外的袁阔成终于意识到自个儿必须挣钱了，他决定先找个书场去说书。正是这一次的“求职”经历，让18岁的袁阔成一举成名。也就是常说的“挑帘红”，对此，袁阔成先生是这样回忆的：

“……别人夸我十八岁出师‘挑帘红’，就是一举成名的意思。其实这个‘红’也是逼出来的。四七年冬天我一个人去沈阳找父亲，没想到父亲去了锦州，为了去锦州和父亲团聚，我只能先当了行李，再找个园子说书……我那天精神也特足，说了一段《五龙捧圣》，台下喝彩了。更让我高兴的是一个听众都没走。那个时候演出别的不怕，就怕‘抽签儿’，就是听众没听完就一个一个走了。越说观众越少麻烦了，第二天就得卷行李走人。这一炮算打住了！第二天就八成座了，第三天满园了，又过了两天连楼上牌局都给搅了，不打麻将了，全都下来听书了。内行朋友都跟着高兴，纷纷议论，知道不？阔成红了……”

1948年，19岁的袁阔成和父亲一起迎来了山海关的解放。新社会的到来，让年轻的袁阔成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而对他触动最深的，则是说书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尤其是解放军的干部召集演员们开会时对他们说的话，更是让袁阔成难忘：

“你们现在不单单是什么说书先生了，因为你们现在从事的是宣传工作，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了。因此今后你们要说新唱新，要编一些新节目帮助政府做宣传，你们的工作是神圣的……”

话语虽不多，却让袁阔成十分激动，他深深感到，这是新政权对说书艺人的尊重和寄予的希望。是啊，现在是新中国了，旧社会的说书艺人从此可以抬头挺胸走路了。

凭着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年轻人的闯劲，在新社会说新书的形势下，袁阔成第一个接受了挑战，从而完成了他评书表演艺术的一大突破。

对于当年袁阔成说讲现代新书，200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名人相约星期五》中曾这样评价：

“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几十年来，不仅演说了许多优秀的传统评书，而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现代评书之先河。先后播讲了《红岩魂》、《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大量现代题材的书目，为广大听众所喜爱，堪称书坛巨匠……”

“开现代评书之先河”，可说是对当年袁阔成勇于说新书、大胆探索的最恰当评价。但那一段说新书的经历却是曲折和难忘的。因此提起自己率先说新书的事，袁阔成先生首先谈起了最初受到说新书启发的情景：

“很多专家学者都说我是说新书的第一人，我不敢居功。但是我可以谈一谈当初我说新评书的情况。记得当时山海关大街小巷天天都是锣鼓震天鞭炮齐鸣，一是迎接解放大军入关，二是庆贺各大城市相继解放。有一天，军管会请我们去开会。接待我们的是军管会一位负责文化工作的干部。这位干部面带笑容，说话特客气，一见面就称我们为同志，让我们心里都热乎乎的。他对我们说，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在座的诸位从今天起再不是什么民间艺人啦！都是国家的主人啦！

……会的最后，那位干部又十分诚恳、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都进入新社会啦，大家应该讲点儿新书啦！同时他还给我们讲了新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推陈出新的道理。就是怎么推陈出新，为什么要推陈出新，还告诉我们说，推陈出新不是不要陈，而是让陈给新让路。好多话我们过去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听着是既好奇又兴奋。

总之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实在，我们更是聚精会神，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心情振奋。两个钟头的会不知不觉开完了，真是有点意犹未尽！散了会后还给我们发了几本书，有赵树理写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其中有的还是油印本呢。”

从军管会开完会回来，激动的袁阔成立刻找来一块儿开会的评书演员坐在一起商量说新书的事。可是想不到几位说书先生竟是各有想法，而且一连几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这一下，让一心要说新书的袁阔成一肚子不痛快，他只觉得大家费了半天劲讨论，什么也没说出来，拿了那么多材料也都没用了。想到这儿，袁阔成越发觉得生气，不由火从心中来，冲着几位先生就发了话：“我说！”

散了会，袁阔成就告诉茶社的经理说：“换书啦！明天开始，改说《小二黑结婚》！”

茶社经理看着底气倍儿足的袁阔成，只能照办。这时候，袁阔成的演艺事业正红火，他的《雍正剑侠图》可说是场场爆满。茶社全仗着袁阔成招徕人气儿，要是不依着他，这位袁爷不高兴一甩手，茶社的买卖不就惨啦。

第一次说新书虽然没有像以往那样红火，但在1948年，一个在说书界已经打出一片天地的19岁青年，当同行们面对说新书不敢向前时，他却义无反顾，大胆冲上前勇于第一个说新书，可说是在当时的说书界开了第一炮。对于当时的情景，袁阔成先生回忆说：

“……大家讨论了半天，最后都不言语了，说老实话，我那会儿真是有点撮火，合着讨论了一气儿白讨论了，好多材料也白拿了。带着年轻人的一股冲劲，我当时就冲着大伙儿说：‘我说！’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为什么敢打头炮？我认为不外乎是年轻气盛、见多识广耳界宽、艺高人胆大，所以我马上就通知茶社经理：换书啦……”

当年19岁的袁阔成勇于说新书《小二黑结婚》，无疑是他敢于挑战自我和对评书表演艺术积极探索研究的不断追求。这是年轻的袁阔成说讲现代评书迈开的第一步，也可以说是他评书演艺生涯的第一次尝试。

而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评书来说，一部现代新书《小二黑结婚》虽然“诞生”在山海关一个普通的茶社，却是一个年轻的评书演员为说讲中国现代新评书打了头炮。也因此，袁阔成得到了“开现代评书之先河”的赞誉。

把“半身艺术”变革为“全身艺术”

1958年，袁阔成创作表演的《舌战小炉匠》获得全国曲艺优秀奖。演出归来后，袁阔成又走出营口，开始深入到工矿、农村、部队，为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守卫在海防前线的解放军战士巡回演出，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相比于以往对一部部现代新评书的创作表演和积极探索，袁阔成在此次全国巡回演出中更有一个突出的“大动作”，就是对评书表演的传统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以往评书演员表演评书，都是在台上摆好场面桌，桌上则是手帕、扇子和醒木。这是评书表演必备的道具，然后就是评书演员坐在桌后说讲，这也是中国评书表演的传统形式，即便是在袁阔成开始说新书后，这一评书表演的传统形式也仍然在评书界沿袭。

但是在这次全国巡回演出中，这个长期以来的传统形式因袁阔成而得以改变。那一天，袁阔成登上了某部队驻守的小岛，准备为战士们演出。行走在高低不平的海岛上的袁阔成看着战士背着表演评书的场面桌，心中不由一阵心疼。

看着坐得整整齐齐的战士们一双双期盼的眼神，袁阔成十分激动，恨不得把自己最拿手的书目一股脑都献给守卫祖国海防的战士。他只觉得那张占了不小一块地儿的场面桌似乎把自己和战士隔开了，于是他大胆决定，撤掉场面桌，自己一个人站在战士们的面前表演。没有了场面桌的遮挡，袁阔成在表演中可说是有动有静、声情并茂。在战士们的热烈掌声中，袁阔成知道，自己的这一“大动作”成功了……

正是从那一天开始，袁阔成让一直以“坐相示人”的评书演员站立在舞台之上，中国传承几百年的“半身艺术”的传统形式，也从此变成了“全身艺术”。

这是袁阔成在钻研评书艺术创作表演中对中国评书传统形式的一个大胆改革，这一大胆改革，对袁阔成独立风格的评书表演以及评书艺术的发展，无疑具有更积极的推动和促进意义。

对于袁阔成将“半身艺术”大胆改革为“全身艺术”，曲艺作家赵博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说传统书和说现代书是‘青出于蓝’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孤立的，关键在于如何古为今用，既要继承传统，又不能让传统的东西束缚自己的手脚，要让它为我所用。首先引起他思索的是：按着传统形式，摆好场面桌、手帕、扇子和醒木，坐在那里讲述，过于拘谨，不便于发挥自己的表演才能，特别是由茶社走向大剧场，经常同戏曲、歌舞等姐妹艺术同台演出，这种传统说法，不能充分利用舞台空间，加上深入农村、工矿巡回演出，携带或者借用场面桌都不太方便，于是他便大胆地改革了传统形式，去掉了手帕、扇子、醒木和场面桌、椅子。只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说书，将原来的半身艺术变成了全身艺术，从而使他的‘神形兼备，静动结合，绘声状形’等表演艺术手法，大有用武之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袁阔成的评书表演艺术风格特色的形成，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来源于传统，但又不拘泥于传统，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勇于探索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