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检察院公开进行社会招考，老蒋是那时候进来的。”杭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张洪阁说。刚进单位就与蒋春尧共事，他清楚记得，那时候蒋春尧学习法律特别有劲头，“有不明白的地方，他一般先自己思考，有时候思路理顺能高兴得手舞足蹈。实在想不通的，他就抱着案卷请教，认认真真记了很多笔记。”

“他总说，办了一个案子，就要掌握一类案子；解决一个问题，就要理清一类问题。要会由表及里、以点带面、举一反三才好。”蒋春尧负责侦查监督业务时，办案之“快、准、稳”，在单位有口皆碑。

“他还说，要把工作做出彩，不仅要把法律法规烂熟于心，还要下许多案外的功夫，涉猎不同的领域。”推开蒋春尧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着厚厚的案卷材料，几本卷宗有明显的折痕；工作笔记夹杂其中，垒成几叠，密密麻麻记满了法条，这些都是蒋春尧扶着老花镜，从专业书籍中一点点“抠”出来的；笔记中还夹着几张草稿纸，记录的是一起网络犯罪案件的人物关系；角落塞着一张折叠床，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回忆，“有时候加班太晚了，他就会把这张床拉出来，凑合睡一晚”……

从理工男转为法学生，从公诉一处到侦查监督处再到第七检察部，蒋春尧始终勤勉好学。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每次转型都非常顺利。同事们遇到业务难题，也都喜欢向他请教，“问老蒋，我们心里有底儿”！

“能申报的荣誉，他几乎都让给了年轻人”

“别担心，我陪你去开庭！”已经是员额检察官的谢玲芳回忆起十几年前蒋春尧陪她去开庭的情景，仍然很感激。

“那是一起诈骗案。”案卷多、案情复杂、定性争议不小、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谢玲芳压力很大，整晚整晚加班。分管副处长蒋春尧看出了她的难处，主动放下手上的事，提出陪她去开庭。

蒋春尧仔细帮忙修改了审查报告、起诉书、讯问提纲，手把手教导证据梳理的方法，并预判了庭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专门罗列了一页纸，注明定罪的点和理由。

庭审从早上9点45分开到了夜里8点。被告人毫无悔意，在庭上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控辩交锋非常激烈，10个小时的庭审缓慢而吃力，极其考验法律功底、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所幸，因准备充分，庭审中的种种“意外”都在预料之中。

“那一天，有他和我一起坐在公诉席上，我特别安心。”事后她才知道，那段时间蒋春尧手上也有几个棘手的案子，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很晚。

对年轻人，他一路培养、教导、引领，毫无保留。

他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批阅审查报告，告诫新人“要做证据的整理者而不是摘抄者”；他带入门的徐萍18年间成长迅速，从新人小白化身得力副手，两人搭档的第七检察部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先进集体称号；在检察业务比赛期间，他连续两个月在相距90公里的集训地和单位两头跑，行李箱里全是文件，给选手们既当教官又当后勤；他曾辗转负责过几个处室的业务，经手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不少，但能申报的荣誉，几乎都让给了年轻人。

牺牲前半个月，他曾许诺“退居二线后，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10月22日清晨，遗体告别仪式前两天，蒋春尧的弟弟开车载着母亲从诸暨赶到杭州。90分钟的车程里，他一点点告知了母亲实情。

车子开到殡仪馆门口，“奶奶从车上下来就一直喊爸爸的名字，走路踉踉跄跄，我扶着她到了灵堂，一看到爸爸，奶奶就瘫下了，脸上全是泪。”蒋春尧的儿子蒋雨诵轻声讲述。生活的巨大变故，让这个尚读大二的男孩一夜成长。作为小家庭里唯一的男子汉，他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此前每个月，蒋春尧一家都会开车回浙江诸暨看望老太太。父亲去世二十多年了，弟弟妹妹在家务农，母亲是蒋春尧心底最深的挂念。

老房子年头久了，小毛病不断，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再忙也要抽空回家看看。常常一进门，放下东西，水都顾不上喝一口，他便找到工具箱，疏通管道、更换灯泡，打扫卫生、下田劳作……有时老同学聚会，衣服上还落着白灰，他顾不得换就直接去了。次数多了，老友也习惯了，见到他就打趣：“又刚忙活完家里的事儿吧！”

牺牲前半个月，蒋春尧和徐萍聊起以后，他说：“年轻人锻炼机会多，等我退居二线后，就帮大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而今愿望成了空想。

“雨诵，你不要辜负爸爸，要好好学习，要有出息，将来成家立业、照顾好妈妈。”老太太紧紧攥着孙儿的手。

蒋雨诵用力点点头，他想快点长大，像爸爸一样。

来源：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