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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微信名字好吗】《勇者》 |博士蔡聪:“非典型”盲人的平凡生活

时间:2023-04-09 10:08:57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在蔡聪看来,大家习惯残障者在生活中的存在,就已经非常难得。

在非视觉摄影中“看见”不同人生

虽然读博还有点“恐慌”,但蔡聪在从事非视觉摄影培训时却非常自信,“我是一个好培训师。”

“它是盲人的象征,但是盲人却在远离它;它可以帮助盲人,但盲人却厌恶它。因为它让健全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全盲者石越俯拍了一支正陪伴自己行走的盲杖,这张照片被命名为《最可靠的朋友》。照片名字和图片描述的反差直击人心。这也是身为非视觉摄影培训师的蔡聪特别喜欢的照片之一。

2010年,到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工作之后,蔡聪“解锁”了一个新领域:非视觉摄影。“在一些固有观念的影响下,残障是一个污名化的、羞耻的身份,它不容易被接纳、不会让人感到骄傲。”而蔡聪和他的伙伴们想做的,正是打破这些固有观念,非视觉摄影是他们倡导的工具之一。

蔡聪在家中用手机寻找照片,照片无法转化成语音,他只能努力靠近屏幕辨别画面。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蔡聪解释说,视障者也需要用照片这一形式去表达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记录生活、展示自己、参与到与非视障者的社交互动。“我们不强调盲人身份,而是强调非视觉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只是在这种状态下,盲人更占优势。”

2012年,蔡聪和同事们到西藏培训,一位项目官员在带大家采风时,想要尝试非视觉摄影。于是,他戴上了眼罩,在黑暗中害怕地往前走,小声嘀咕着“我这该怎么弄,我不知道我能拍什么了,我觉得我一无所有。”蔡聪告诉他,不管面前是什么都可以拍,这张照片的名字就叫《一无所有》。

2019年8月,在OPPO SEE BEYOND影像展中,蔡聪拍摄了九位视障者的故事,并将摄影集命名为《了不起的盲人朋友们》,在他的镜头下,视障者们化妆、调钢琴、培训盲人独立出行……

蔡聪坦言,自己并不喜欢摄影,而是更擅长非视觉摄影培训,“每张非视觉摄影照片都是我们为其赋予故事和意义。我是一个好的培训师,可以帮他们将感悟到的想法理性地抓取出来。”

他的笔记本电脑里存着许多视障者的非视觉摄影作品,《小腿的情人》《最可靠的朋友》《石头》等都是他喜欢的作品,或讽刺、或共鸣。

《小腿的情人》出自全盲者梁奕轩之手,照片里的主角是两根黄黑相间的路障。乍一看,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看!虽然他很普通,你甚至从来没去留意过。可当我走在人行道上,我小腿与他相遇的时候。这双恋人就肆无忌惮地‘拥抱’‘热吻’,于是在我的小腿上留下深深的吻痕——‘一个红红的包’。”当他人看到这段文字描述,在瞬间恍然大悟的同时,也对盲人出行时的种种不便有了切身体会。

全盲者梁奕轩拍摄的非视觉摄影作品《小腿的情人》。 受访者供图

对蔡聪而言,培训非视觉摄影的过程,也是在进入不同人生命的过程,从而感受生命的力量。一次培训中,一位小朋友伸出稚嫩的手抚摸灯箱,在他此前的认知里,光是像蜡烛般烫手的。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灯箱,感叹“光原来是温暖的”,就这样,一张摄影作品《温暖的光》诞生了。

在蔡聪看来,非视觉摄影是视障者在透过自己的主动性去增加自己的可见性,改变周围的人,让大家去体验视障群体的生命经验。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并体验,在2009年-2013年间,蔡聪和同事们在北京的三里屯、地坛等地举办了若干场线下展览,“我们始终是把它当成一种赋能和倡导的工具。”

“人应该有更多选择”

从视障者广播节目制作人开始探索发展道路,继而做杂志、做培训、做媒体倡导等等;在这期间认识同为盲人的肖佳,两人相恋结婚并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2010年,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系毕业后,蔡聪没有按部就班地去做按摩师,而是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不是说按摩这件事不好,我有同学喜欢做按摩,也做得非常好;而是人应该有更多选择,我反对的是人生没有自由。”蔡聪解释道。

有一年,香港大学法学院开设了一个面向全国法学生的公益与法律研修班,蔡聪给大家讲残障的部分,当讨论到盲人能不能当老师的话题时,一名持反对意见的学生和大家争论起来。那位同学说,他同意盲人有平等的权利,但当老师会伤害到学生们,盲人可以当语文老师、不能教数学。

“人生的想象太狭窄了。如果一个盲人能当数学老师,我一定要去听课,因为这得有多大的本事啊。他缺乏对视线之外真实生活的感知,可能还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虽然愿意思考,但存在局限。”蔡聪为这位同学感到遗憾。

多年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对残障者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外部障碍太多,刻板地认为残障人士没有能力,也不会给予机会。“但能力是发展出来的,每个人都在错误中学习,可残障者不被给予犯错的机会,如果没有做好,外界不会觉得是没有提供支持,而是因为你看不见或者听不见。残障很多时候还是处于一种被隔离的状态。”

蔡聪参与编写了《看不见的权利——给视障人的手册》。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他曾经梳理过2008年-2012年5年间、13家媒体关于残障群体的报道框架与主题。

而在常年的大众媒介监测过程中,蔡聪发现,媒介再现残障的框架集中体现在“身残志坚,自强不息,残犹如此,健何以堪,悲惨世界,大爱无疆”,报道中的残障者是负担、是威胁、是学习榜样、亦是他人爱心的陪衬……“但这些都只是被主流世界排斥在外的他者。”

“大家可能有一个希望听到的故事,把它编织到自己的框架里去理解。”在很多场合,蔡聪都会一再提起“残障是一种建构”。但他也坦言,想要理解这句话,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很深的探讨。

“我们不断言哪个框架好哪个不好,而是告诉大家要识别媒体如何建构故事,我们也给记者培训如何使用融合的、平等的方式报道,除了看到个人归因,也可以考虑社会归因。比如视障者迷失在马路边,除了报道‘非要出门惹麻烦’的盲人、热心搀扶的路人,还可以追问为什么没有语音红绿灯。”

“我们希望的是大家能拥有更多这种权利的视角。我不反对励志报道,但若只有一类就会带来片面性。”蔡聪强调,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一种对抗,也不是为了分出对错,而是希望能够吸纳更多人接受残障群体有平等机会的理念,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并理解。

让孩子见识生命的多样

最近,肖佳和女儿蔡孟熙在一起努力学英语。她笑道,读博之后的蔡聪成了女儿的骄傲,女儿常说,“我以后也要当博士”。

蔡孟熙生得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爱笑,还喜欢画画。三幅水彩、三幅手工、黑色的小人、绿色的桃心……在家里客厅的墙上,随处可见她留下的痕迹。

蔡聪家的墙上,贴着他女儿的绘画作品。 新京报记者 罗艳 摄

“当孩子有兴趣的时候,我们会跟她聊爸爸妈妈看不见的事情,她不感兴趣就不主动讲,因为这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这很重要。大家把这太当回事儿,她也会当回事儿。小孩子挺活泼的。平时我们也去接她放学,带她去游乐园,请她的同学来家里玩。”在养育孩子这件事上,蔡聪夫妻俩几乎没有分歧。

“尽可能不给她增加额外负担,完成好学校的任务。然后希望能有机会多带她去见识,不是那种从小就旅游过多少个城市,吃过多少种海鲜,参加过多少种运动;而是见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生命状态。”在蔡聪看来,负责任的父母,要能放下家长权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和自我负责的能力。

平日里,蔡聪家里常有朋友来访,有视障的、有坐轮椅的,还有多重障碍的,他和肖佳都会让女儿和朋友们接触。有一次,蔡聪随口说道“如果不小心摔伤了腿”,蔡孟熙下意识接了句“那就跟那个阿姨一样,坐轮椅就可以啦。”女儿的回答让蔡聪意外,“这就是生活给她的一种状态吧,生命就是多样的。”

视障家庭在养育子女中无疑会遇到很多困难,蔡聪家也不例外。填写学校发的在线表格或纸质材料,辅导孩子学拼音、认生字、读英语……都是常见的麻烦。他和肖佳会求助于家人、老师、邻居、其他家长,也在网上淘来好用的工具。在与其他视障家长交流后,肖佳发现了一款扫描笔能够解决指哪读哪的问题,再配合自己电脑上读屏软件的声音,孩子也在电脑键盘上粘贴小写字母……一家人在共同协作中不断摸索。

蔡聪觉得,如果产品设计者、教育从业者能考虑到这些多样的需求,进行更为通用的设计,视障家长们本不必如此不便与辛苦。

2023年1月7日,蔡聪拿着垃圾,手持盲杖出门。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你觉得这是你理想的家庭状态吗?”“是。”肖佳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觉得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蔡聪鼓励肖佳使用盲杖,崇尚自由,告诉她“失明以后的人生很有价值”。在蔡聪的影响下,肖佳从老家江西来到北京,做过按摩师、速录师,也尝试公益组织管理志愿者、残障女性项目管理。如今,她是中国第一位盲人彩妆师,“当时除了蔡聪,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肖佳也运营着视障妈妈微信群,在群里,会有视障妈妈谈道:我觉得我亏欠了我的孩子,我都没有办法用眼神跟孩子交流。肖佳会告诉她:这你没有办法改变,但你可以告诉孩子,我抱抱你也是妈妈的爱。

蔡聪反问,残障者在医学上被判定为“无能为力”,但人生怎么就无能为力了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头发有长有短,皮肤有白有黑,眼睛有看得见和看不见,大家都有自己做得到和做不到的。

新京报记者 罗艳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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