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克（法学博士，旅法媒体人）

如何防止公民德性滑向朽败？

对马克龙这种选战手法的揣测（参见上篇），无疑符合一种厚黑学式“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认知。但马基雅维利在思想史上的真正意义，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保守主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等不同流派，各自提出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和阐释。其中尤其以《君主论》和《论李维》为二元框架，形成了阐释马基雅维利的某种内部张力，前者显然更汲汲于意大利城邦间的争斗权谋，后者则似乎更倾心于罗马式共和的理想图景。

严格来说，马基雅维利既不是精英主义者（如大部分传统观点所言），也不是民主主义者（如麦考米克所言），他所真正看重的是民众和贵族之间的冲突而对共和国造成的好处——“平民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论李维》，第4章）。他对民众本身的“美德”并不抱期望，甚至不乏鄙夷之词：人远不是天使，他们忘恩负义、容易变心，是“伪装者”和“冒牌货”、逃避危难、追逐利益，他们会更容易忘记父亲之死，却不容易忘记夺财之恨。在他看来，民众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缺乏足够的理解和判断能力，容易为外表和眼前状况所欺骗——“庸众（vulgo）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庸众”（《君主论》，第18章）；二是缺乏统治和领导能力，容易变得一盘散沙。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指出：马基雅维利式的共和主义，其本质可以用两个相关命题来概括：一、除非支持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否则任何城邦都不能实现伟大；二、除非坚持一种共和的宪政，否则任何城邦都不能支持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但斯金纳同样承认，马基雅维利的困境可以归结为：“如何才能在天然缺乏德行的公民群体中培育出德行？如何防止他们滑向朽败？如何强迫他们在足够长的时期内保持对公共福祉的关心，以实现城邦的强盛？”事实上，这不仅是马基雅维利面临的困境，也是古今一切自由体制所面临的困境。

2022年1月19日，法国斯特拉斯堡，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欧洲议会的会议。

在马克龙的发言风波中，媒体普遍都将注意力放在emmerder这个用词以及挑衅性的语气上，却往往忽视了另一句话——“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就不再是公民了”，这句话已经显得如此老生常谈，甚至被庸俗化误读为“不打疫苗就不是法国人”。但显而易见，这里的“公民”不是指所有具有国籍的国民，而具有明显的共和主义意涵，意指对维护和发展共同体负有责任、必要时作出贡献和牺牲的成员。

从马克龙的角度出发，他无疑希望将“支持政府防疫”和“展现公民精神”二者绑定在一起，毕竟这最有利于他的施政；但对于反对者来说，要论证“反对政府防疫”和“展现公民精神”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也同样困难——尤其是当未接种者大量占据重症病房床位、迫使医院推迟甚至取消常规手术的时候。对此，部分法国医护工作者愤而投书媒体，认为抗拒疫苗群体当然可以珍爱自己“免于接种疫苗”的自由，但同时也应签下一份声明，放弃同已接种疫苗但仍被感染的患者争夺救助机会的权利。

在同一次发言中，马克龙还发出另一句警示：“在民主体制下，最糟糕的敌人是谎言和愚蠢。”反对者无疑可以从“愚蠢”中解读出又一重傲慢和蔑视。但显而易见，此次新冠疫情成为“谎言”——假消息和阴谋论——大行其道的教科书式范本（甚至迫使巴斯德研究所正式发声明辟谣）。但和网络霸凌言论不同，围绕疫情的假消息虽然同样可以起到杀人的效果，因为在法国极易进入“言论治罪”的雷区，难以采取强硬惩处手段。但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谣言对共和极有害处，必须严惩造谣者，而且这种对谣言的打击，应当同公民保有指控权（放在当代法国背景下，例如在共和国法庭起诉总理和卫生部长防疫不力）形成平衡手段，共同维护共和体制下的自由。

为保卫共和而“卫生独裁”？

自2017年上台以来，马克龙经常被批评是第五共和历史上最年轻、却最有威权气质的“朱庇特式”总统。在强力推进退休制度等领域的各项改革并激起黄马甲运动之后，新冠疫情又迫使当局采取封城禁足、健康通行证、医护人员强制接种疫苗等措施，更加剧了对于“专权”的质疑声。在蔓延欧美多国的反疫苗、反防疫抗议浪潮中，“卫生独裁”（dictature sanitaire）成为似乎尤其适合法国的应景口号。

在古典语境中，“独裁”并不是一个全然贬义的名称。马基雅维利为之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在这一点上，正如施特劳斯学派的曼斯菲尔德所指出的，他甚至突破了王政和共和的体制界限，将二者等量齐观，所谓“君主”事实上是王政和共和制下的共同产物（因此《君主论》和《论李维》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的对立性）。马基雅维利高度赞赏古罗马独裁官制度，认为这是应对紧急事态所绝对必须的机制——“我敢断言，共和国在危难之际，若不能托庇于独裁官或类似的权力之下以求自保，必毁于严重的事端。”而即便在一般意义上，“任何共和国或王国的创建，或抛开旧制的全盘改造，只能是一人所为，要不然它绝无可能秩序井然……因此，共和国的精明缔造者，意欲增进共同福祉而非一己私利，不计个人存废而为大家的祖国着想，就应当尽量大权独揽。”（《论李维》，第1卷第9章）

一个看上去吊诡的悖论是，以“独裁”应对非常危机，乃是为了保卫共和作为稳定体制存续下去。正如马基雅维利在描述一个面临围攻局势的城邦时所指出的：“一个强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时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相信祸患不会长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们对于敌人的残酷感到恐惧，同时把自己认为过于莽撞的人们巧妙地控制起来”（《君主论》，第10章）。而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围城战，事实上也不脱这三方面的框架：一要让民众保有希望，不至于因疫情导致士气一蹶不振；二要反复强调疫情的严重性，不可掉以轻心；三要将那些“过于莽撞的人们”——抗拒接种者——以新冠通行证或疫苗通行证方式“巧妙地控制”起来。

在《君主论》关于“残忍”与“仁慈”的讨论中，马基雅维利驳斥了道德论者的立论。后者鼓吹，仁慈的君主应当竭力避免惩罚措施，只有当罪行“一犯再犯、超出忍耐极限”时，而且在慎重和迟延之后，才会出此下策。但马基雅维利认为，倘若君主一开始以仁慈自诩，其实是在放任混乱滋长，等到局势不可收拾才诉诸于严刑峻法，这和一开始就雷厉风行地惩治首恶相比，究竟哪一种做法才算是对人民仁慈？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引出了他最著名的论题之一：君主应当受人爱戴，还是被人畏惧？他认为，如果无法二者兼得的话，那么君主宁可被人畏惧，也要好过受人爱戴。

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有、民治、民享”政体中，真正意义上“被人畏惧的君主”宛如昨日绝响。但即便是民选领导人，个人气质和执政风格仍然明显分殊。以法国为例，右翼的戴高乐无疑属于最具有君主气质的民选领袖，威严而有担当的形象，直接“召唤人民”的全民公决，都成为最具标志性的治理风格。相比之下，左翼的奥朗德则是典型地以“仁慈”形象示人，结果却导致阵营内乱频频，空有雄心壮志，却憋屈到连二度出马竞选都做不到，功未成而身已退，以碌碌无为的“宋襄公式”总统形象进入选民回忆（最新轶事是，在距离选举仅不到80日、且社会党已有正式人选的情况下，奥朗德居然暗示称不排除会参选，引得社会党候选人、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哭笑不得地回应——“您可真幽默”）。

马基雅维利指出，君主在履行自己基本义务的过程中，反对者对其所谓“恶德”的批评，乃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个由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君主论》，第17章）而且“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君主论》，第6章）

2021年12月17日，法国巴黎西部，当地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卫生独裁”的界限

然而，马基雅维利毕竟不是专制主义者，他只将“独裁”作为一项临时的非常手段予以接受：“独裁官只是临时之职，并非常设，仅仅是为了消除使他得到任命的事由而采取的手段。他的权力得到扩张，使其能够为克服危机而独自做出决断……但是他不能做损害国家的事，例如剥夺元老院或人民的权力，对城市的制度废旧立新。”（《论李维》，第1卷34章）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在国家的危急关头，将权力授予一人，有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合适的制度，确保这项权力不被滥用。而要实现这种目的，有两种方式：一是为这种绝对权力设定期限，不允许无限期行使；二是确保该权力的行使仅限于最初需要应对的事由。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以法德为代表的法治国家，在疫情防控问题上并未突破法治框架。尽管政府以“紧急状态”为名颁布封城等严格限制措施，但前提仍然是议会针对紧急状态法进行明确的法定授权。在德国，随着新政府换届，紧急状态法不再延长，但同样有新法取而代之。而在法国，紧急状态虽然已经多次延长，但在每次延长时，其具体截止时间和政府由此获得的行事范围，仍然是议会“讨价还价”、借以节制政府的手段。

此外，法国的司法体系扮演了在紧急状态下进行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角色，例如行政法院此前否决了封城期间在巴黎大区超大型商场查验健康通行证的措施，今年年初又否决了巴黎重新实施户外强制口罩令的措施，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过当侵犯”，更不必说宪法委员会和共和国法庭也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政府施政行为起到相应制约。

反防疫乃至反体制的激进人士或许对此仍愤愤不平，认为这些机制都是“一丘之貉”，根本无法保障他们钟爱的“自由”，但从疫情两年来的博弈进程来看，虽然行政当局为应对疫情而获得了平时状态下无法想象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并非绝对性质，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标准，它既不是无限期行使，也并未突破最初需要应对的事由、变成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管治的工具——正如在世界其它某些地方所展示趋向的那样。

自由癔症

法国至今仍未接种疫苗的群体，究竟是些什么人？这500万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很难勾勒出一个集体群像，但大体可以分为“不能”和“不愿”两类（其间亦有交叉），前者当中包括免疫力低下群体、正在接受特殊治疗者、离群索居者（尤其是无法跟上数字时代的老年人）、医疗服务落后地区居民等，而且通常来说，新冠疫苗覆盖状况和社会-经济阶层呈现正相关关系。收入水平越低，疫苗覆盖率就越低。

至于“不愿”——或者说是抗拒——接种疫苗群体，有其中有传统的疫苗怀疑论者、反体制的极左和极右分子、黄马甲、阴谋论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神医”拉乌尔的追随者，等等。这些不同的身份标签彼此互相交叉，在一个人身上，往往可以援引不同理由来为抗拒疫苗进行辩护。但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就法国而言，这场反新冠疫苗运动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很大程度上，它和反体制、甚至反马克龙本人绑定在一起。

一个最为显著的事实是，无论法国的极左派和极右派在历史和政治上有多大鸿沟，在街头有多么针锋相对，但在反疫苗、反防疫问题上，两派实现了合流。根据2021年7月民调机构Odoxa的一项调查，极左派“不屈法兰西”（LFI）支持者中有25%反对接种疫苗，极右派“国民联盟”（RN）中反对者更达到28%，相比之下，共和国前进党、共和党和社会党的各自支持群体中这一比例只有3%、7%和8%。而无论是“不屈法兰西”党魁梅郎雄，还是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党魁玛琳娜·勒庞，都利用一切机会以民众的自由代言人自居，指责政府施行“卫生独裁”。

不过，极左和极右信誓旦旦地捍卫“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本能，而非出于公共利益的政治激进反对立场作祟。同为反对派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虽然对政府的具体防疫政策颇多批评，但在许多关键性投票中并不作梗（这也导致大部分防疫立法措施能顺利出台），更不会动辄诉诸于街头运动。而在政治光谱中越是靠近边缘、越是缺乏执政经验，“自由”口号越是能轻率出口，直至呈现出类似受迫害妄想狂般的癔症表现。例如另一个极右小党“爱国者”（Patriotes）的党魁菲利波，便将街头运动作为博取政治关注度的主战场，成为这场反疫苗、反防疫运动冲在最前的政治人物。

富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事实是，国民联盟的发言人自己也承认，在防疫问题上，极右派选民态度呈分裂态势，许多极右派选民并不反疫苗。而南法小城贝济耶（Béziers）的极右派市长梅纳尔（Robert Ménard）甚至支持强制接种疫苗。不管政治上持何种极端立场，他作为一市之长必然看到：在他治下的城市里，本地医院（1月初）有10名新冠重症患者，这些人都没有接种过疫苗。梅纳尔甚至说出这样的话：“面对疫情，用捍卫自由来自吹自擂是荒谬的……我们不能抱着这种蒙昧的、中世纪的少数派观点！”他甚至公开谴责两个极右小党的党魁——菲利波和“法国崛起”（Debout la France）的杜邦-埃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在防疫问题上兴风作浪。这正应了马基雅维利在著作中引用的一句格言：“人在庙堂是一副头脑，身居街市则是另一副头脑”。（《论李维》，第1卷第47章）

而另一个能显示出极左-极右内在关联的注脚：是极右派议员埃弗哈（José Evrard）1月7日死于新冠并发症。这位来自北部加莱海峡省（此地是极右派的大本营之一）的议员，在此前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是法共的活跃分子，但在2014年却“华丽转身”投入极右派“国民阵线”，2017年又从“国民阵线”转投至“爱国者”，2019年继续“跳槽”到“法国崛起”，并且在议会多次投票反对强化防疫措施，直至自己死于新冠。

抛开政治上的本能抑或投机不论，这种抗拒“卫生独裁”、鼓吹“自由”、强调“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反对思潮，尽管在实践中往往流于空洞口号，但在政治哲学上仍然提出了根本性的严肃问题：如何定义自由？

无论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还是英国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中归纳的自由原则（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其他人的利益，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而对他人利益造成伤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而且还应承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均以对他人的“伤害”作为标准。但即便在密尔著书立说的时代，对“伤害”的判定标准也不乏争议，而新冠疫情则从另一个角度再次提出了同样的挑战：作为前提的“伤害”变得模糊不清，因为无法精确判定每一个体是否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携带并传播病毒，对他人造成（甚至是致死性的）伤害；换句话说，这种伤害在很大程度上以概率形式、而非确定性形式存在，它体现在每日新增病例数、重症病房饱和度、每十万人7天发病率等一系列宏观数字当中，却难以精确到每一个体（即便针对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也已成为事后诸葛）；但是一旦政府以强力手段采取“自我防卫”措施（按照密尔的标准属于正当），原本概率性的集体伤害，又会立刻转化为对个体的确定性惩罚，难以被自由至上论者所接受，并由此受到激烈抵制。

在这种自由至上论名义下，至少可以看到两条脉络：一方面，欧美社会承平日久，虽然近十余年来经受金融危机和移民危机的冲击，但全局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仍然是难以想象之事。一部分人视完整无缺的“自由”为理所当然，拒绝根据情势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尤其就部分海外华人来说，呈现出明显的“皈依者狂热”，比本地人更加激烈地捍卫“自由”，更加抗拒根据公共利益进行调整。在很大程度上，这和近年来的海外华人群体的极右化、川粉化相互印证，呈现出显著的心理同构性。

结语：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们

已经进入第三年的新冠疫情，对全球各国治理模式及能力构成了一次“大考”。迄今为止，这场考验仍未结束，言之凿凿地宣称某种模式大获成功，无疑还为时过早。

但逻辑上不难推断的是，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其杀伤力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无论在东西方哪种社会条件下，“安全”都在价值序列中获得了显著的优先性，对既有的社会管治模式造成冲击。2022年度《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显示，在疫情冲击下，威权体制政府受信任度看涨，民主体制国家却普遍出现了“信任崩溃”现象，其中德国、澳大利亚、荷兰、韩国、美国成为最大输家，评价指数下挫5到7分不等，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同样的饱受批评背景下，法国的指数却逆势从48上升到50；而同样逆势上扬的，还有在新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率领下一改往日“拉垮”风格、采取强硬手段抗疫的意大利（从52升至53）。

2022年1月15日，法国巴黎，当地民众上街游行抗议新冠疫苗接种和防疫政策。

在2020年初疫情暴发不久，联合国反恐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蕾茵（Fionnuala Ni Aolain）就发出警告：“疾病流行过后不久——甚至可能紧随其后——是专制和镇压的流行。”这种前景当然不是危言耸听，甚至对于多数国家来说，这或许是一种更加紧迫的前景。但对于法治传统较为稳固、言论市场较为开放的欧陆国家来说，危险同时却也来自于另一个方向：在政治光谱上趋于极端的力量以“自由”为名，抗拒应对非常情势的措施，不仅定期组织反疫苗、反防疫的无口罩集会游行，加剧疫情传播，甚至不惜诉诸于暴力（例如德国的极端分子谋划刺杀州长），将整个社会更长久地置于险境当中。

两年过后，疫情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的时代命题，似乎正在日益变得清晰：某种程度上说，它在双向维度上延续并深化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命题——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们”。波普尔关注的维度，是历史决定论和全权主义对社会活力的扼杀。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社会”，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于理性建构主义和社会控制工程推至极端，同样来自于自由意志论和反体制的个人割据推至极端，呈现出“自由癔症”的症状。此刻，这两种趋向正在世界不同角落分别展现。

按照波普尔的粗略定义，所谓“开放社会”指的是“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但在疫情背景下，自由至上论者不仅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他人的生死，并决定了整场疫情的烈度和退潮速度。一种微观层面、个人取向的理性建构主义，同样面临着丧失弹性、趋于僵化的风险。波普尔本人并不反对理性本身，他承认，“我们必须对未知、不确定和不保险的事情不断进行探索，使我们所能具有的理性，尽可能地为安全和自由而制定计划”。而以此来观照这场百年一遇的疫情本身，必须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既超出群体理性的既有认知，更超出了个体理性的水平，我们最好还是抱着一种谦卑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疫情本身，并面对一个即将到来、但仍然难以预知其面目的后疫情时代。

责任编辑：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