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悟空在20世纪60年代中南海办公室门前留下了照片

1960年3月，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诈骗事件，有人伪造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轻易地从中国人民银行骗取了20万元人民币。中央文史研究官原副馆长吴公当时在国务院秘书厅担任文件科科长，为该案的调查和破案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是悟空对这一事件的回忆和反思，摘自《世纪》杂志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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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义伪造周总理的指示，骗了20万元。

1960年3月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诈骗事件。也就是说，发生了伪造周恩来总理指示、骗取20万人民币的“朝前一日”事件。

事件的经过如下。

1960年3月18日下午，一名中年男子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公文紧急文件，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银行职员打开信封时，15行红色水平网格上写着以下内容：

总理：主席办公室打电话来说，今晚9点在西藏活佛举行了强硬会，中外记者出席并拍摄了纪录片。主席嘱咐我花些钱修理寺庙，这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上述情况，计划分配15万~ 20万韩元。有可能吗？请指示。

1960年3月18日

左边是伪造的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请立即向人民银行划拨20万韩元。”伪造的周总理的签名下面写着：

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想要市长/市场流通的旧票；

2、取元票；(注：根据记忆，骗子可能会要求元、五元、元等旧票。）

3.包装有点漂亮。7点必须发送民族食堂早餐日(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按照办事程序，这份有《总理批准书》的文件要先发给行长或副行长阅览处，但当时人民银行总公司的行长和副行长都在外地开会，只有计划局长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计划局长不熟悉周总理的签名。看了信，相信是真的，不疏忽，立即通知发行局，在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准备。北京分店立刻准备了钱，都是老票。然后包装成从苏联进口的纸币专用麻袋(其麻袋比一般使用的麻袋小、精致)，送往总行发行局。发行局派了三名职员直接送到民族酒店。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室在西桥民巷，北京分行在前门外的西河边，两地很近，离民族食堂也不远，所以一切准备就绪后，当天晚上就把装有两支的钱送到了民族酒店。当时民族食堂大厅里参加会议的人很多，熙熙攘攘，人流熙熙攘攘，工作人员一时找不到早传日，把麻袋放在柜台等着。混在人群中的骗子在确认周围没有可疑情况后，自称为“早饭日”，并出示了一张伪造的介绍信。工作人员确认“没有错误”后，提交收据，“赵传日”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填写了回收单，移交工作完成了。骗子拿到钱后，用自行车载着两个麻袋回来，他不敢走大路，在巷子里穿行，过了晚上才回到考察海附近的家。

几天后，总部的几位领导回到北京时，听到了企划局长的报告，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件事，询问如何核销钱。最终，总理室表示，总理从未指示人民银行发送原件进行确认。

3月24日，银行将原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得知这是一起巨大的诈骗事件。朱总理知道后非常震怒，指示公安部限期破案。

公安部指示周总理在指示期限的三天内解决事件

公安部接到总理指示后，立即部署调查工作，直接电报通知各地公安局，全国动员群众进行彻底调查。北京市和中央国家机关更是重点调查机关。有一段时间，全国上下到处寻找骗子，铺设调查诈骗案件的天罗地网，形成群众运动，载在人的身边，揭发了不少治安事件。尽管如此，在大量线索面前，嫌疑人仍然难以确定。1960年4月1日，公安部杨基清副部长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在期限的三天内解决了案件。

当时我在国务院秘书室担任文件科科长。文件科是保存国务院机关往来文件最多的地方。4月2月上午，保卫和傅文海同志陪同公安部来到档案科，介绍了事件的原委，并给我看了《赵传日》伪造总理指示的原书，我来了解一下。我仔细分析了原件后提出了我的看法。

第一，伪造总理指示的笔迹和总理经常在文件上指示的字体明显不同。总理指示文件的签名比较随意，伪造的签名笔迹相当有规律，生硬，是故意模仿的(后来发现骗子练习总理签名是根据挂在公安部礼堂的总理祭祀的笔迹)。

第二，信用纸是红栅横式的，突出的特点是中间有皱纹。我认为中间缝着尾纹的公文纸解放初期大量出现在市场上，那时候是直通车格，里面缝着尾纹。但是，自从1956年将公文从串行改为横向以来，市场上再也没有发现这种中间有褶皱的纸，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公文大都是自己印刷的，种类多样，形式各异。因此，我分析了这种纸可能是一些国家机关专门印制的公文。

我得说，我的这一判断在挖掘这一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没有复印技术，我告诉员工纸张的大小、水平线、

间距及鱼尾纹记录下来，表示尽全力查找这种纸的出处。在公安部的来人走后，档案科全体同志动员起来翻阅档案查找，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中查找这样的公文纸绝非易事，直到下午仍毫无结果。我决定晚上全体同志加班，并由兄弟科室抽调人员支援，终于在夜晚由文书科白雅茹发现了一张相近的公文纸，原来是外贸部用的公文纸。我当时确定全体同志突查外贸档案，结果：“我查到了”“我也找到了”“这里也有一张”，声音此起彼伏，先后查到了十余张同样的公文纸，全是外贸部的，其大小、格式以及鱼尾纹和我们的记录纸张完全一致。这就证明骗子所用的纸张是外贸部印制的公文纸。我们当即向保卫科反映，不久公安部来人赶到，核实无误，并借用了相关的文件。这样查找“赵全一”的网一下从全国收缩到外贸部一角。

1960年4月3日本案告破，化名“赵全一”的案犯是外贸部出口局科员王倬。王倬，37岁，曾化名赵全一。1949年他参加南下工作团，中途开小差，后来到外贸部工作，因对待遇低不满，产生诈骗念头。他在单位见到周总理批示文件通行无阻，便处心积虑伪造总理批示，窃取国务院旧信封加以涂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骗案。同年8月王倬经法院判决被判处死刑。

案犯王倬

4月4日我参加全国人代会提案工作，一上班，就陆续地接到了不少向我表示祝贺的电话，内心喜悦，真是无法描述。我们档案科因协助侦破诈骗案还受到了表扬。

为什么骗子能够得逞

今天也许有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竟能发生这种骗案？王倬虽然为诈骗作了长期、周到的准备，但其骗术并不高明，是容易被识破的。那么，人们的警惕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我想这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在五、六十年代确实存在着纯朴的社会风气，欺虞、诈骗事件很少发生，人们的警惕性往往注意于内外部敌对势力，对于诈骗一类治安刑事案件较少防范，所以就会给王倬一类骗子以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享有极高的威信，许多干部养成了见到领导人批示，立即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的习惯，从不会怀疑领导批示的真伪。这种良好的习惯竟也被骗子所利用。所以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对人们心理的震撼是相当大的。

事后，相关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受到了适当的处理。我之所以不愿提到这些同志的名字，因为他们都是好同志，而且有些人在受到处分以后，再度在政治上受到无端的迫害，这一点他们是无辜的。

作者：吴空

编辑：金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