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派新闻记者皇冠

2021年4月18日，许延忠100岁生日的上午，前一年出生的王强走上了同一个老师的视频。“许诺戴着‘生日’桂冠，脸色红润，声音洪亮。我们打了大约10分钟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在写《百年梦》的自传。我告诉他，我正在翻译苏格兰作家的一本小说，出版的话一定会带给他，像当年的《布置作业》一样改正。”王刚对彭派新记者说。

真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从1980年到198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与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是同班同学，王强是班长。许延忠为这次本科生教授翻译课，在上一次采访中，姜开强的许延忠说：“俞敏洪还不是最好的。王强比他强”。许渊冲身边的亲人沈迪也回忆说：“爷爷(许渊冲)在翻译方面是王强唯一能超过我的。”

6月17日许延忠去世后，在香港的王强接受了彭派新闻记者独家连线采访。“我能有这样的老师是多么荣幸啊。大家都知道老师的年龄很高，但他的身体总体上一直很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仍然感到很突然，所以我还没有清醒过来。”王强说。以下内容是以回答者的口述形式提出的。

许延忠与王刚合影，并签署了王刚的新作题目。这是2018年6月18日在许老师家拍的照片。回答者公岛

像那时一样“成批工作”

像当年一样，“布置作业”是指8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光。1983年许老师调到北京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唐宋诗词英译”课程，还为我们本科生开设了翻译课程。当时，西方系本科生共有50多人，分成3个小班，通常单独上课。许老师的翻译课是必修课，也是3个小班加在一起的公共大课，是在4年级上学期分配的。我们可能是他在北京大学时教的唯一的本科生。

许老师的翻译课从英文到中文，韩译英各占一半的课程。我记得他的第一次讲座是联合国著名文献的翻译。每周上一次课，课后布置了一篇作业。每周五下午，班长收集作业，送到许老师家。当时他家在蔚山院，离现在的住处不远。许老师没有研究生助手，大家都自己拿着红笔做注释。他很认真，翻译好的地方检查，翻译不好的地方打叉，写注释指出问题。当时大家都没有文献意识，现在想来，如果能留下他注释的作业本就好了。

在80年代，那真是幸福的时光。我们经常进出老老师们的家，有时确实有事求教，有时纯粹没事，想和老师们闲聊。不一定要听他们解释专业问题。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都兴致勃勃地听着，到了饭点，就可以靠在老师家得到一顿饭。我在许老师家也得到了饭，师母跟着郡老师做饭。许老师在家通常穿着睡衣，他住在法国，喜欢吃牛奶和蛋糕。而且在说英语的时候，经常混合法语词汇的发音，例如translate，他通常把“Traduction”、“concise”读成“Concision”。听他说英语颇为恩佐。

2018年6月18日，许老师家用电脑拍了王尔德的著作。回答者公岛

“比俄罗斯岛不行，我不摔倒”

许老师的讲课很生动。他经常在课堂上问我们。“怎么翻？”“大家张着嘴说了七遍，其实都在等老师揭开谜底。在一堂课上，一位女学生用英语发言时，直接把Caesar的名字读成汉语“萨尔萨”，而不是[SI 3360 ZON]，全班哄堂大笑。许老师没有笑。他告诉我们那个女学生的发音也是对的。”因为萨尔萨的拉丁语发音是“萨尔萨”。“后来我们回想起来，大家都知道许罗的博学和他的理解。

还有一次讲中外诗的比较，许老师介绍说中国有回文诗，西方也有。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时说的话，“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这句话从左到右，从右到左读也能行得通。怎么翻译？大家都说“心比黄河不死”，也有人说“不看棺材不流泪”。他听后微笑着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奥西多不行，我不倒下。"许老师把拿破仑翻译成上升将军的气势，用英雄的话被迫领导。而且在译文中，“岛”和“颠倒”是相同的韵律，“结束”和“颠倒”，“我”和“俄罗斯”的音象、形状，再用“否”字重复，就可以说是“音美”他主张翻译要说“意、形、音”三美、三美理论，其实是把自己的理论融合到课堂上。

在《购书记》中，我解释了在美国购买汉学家傅汉斯教授的《梅花与宫闱佳丽》(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我到美国后买的第一本书是《梅花与宫闱佳丽》。傅汉斯的妻子是苏州鼓楼胡同张氏四姐妹之一的才女张忠华，张忠华也是一位书法家，在书的扉页上用毛笔将夫君的题目命名为《中国诗选译随谈》。

这本书为什么让我难忘？傅汉斯来过北京大学假期，有一天他坐在我们班最后一排旁听许老师的翻译课，两位老老师的课上也有关于这本书的讨论。徐老师说：“梅花和宫殿很好

丽》一书对中国诗词的评点非常言简意赅，to the point（切中要害）。比如讲到“grass（草）”为什么总关涉到中国人的离思之情？比如“willow(柳)”的意象怎么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送别时的象征？但许先生认为书名翻译得不够美。

“幸亏我还有另一个世界，一个翻译的世界”

1996年，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参与创办新东方。那时去看许先生，他在家用一台很破旧的电脑打字，而且也没有打印机。我就在中关村给他买了新电脑和打印机。先生很早就开始用打字机，到了用电脑键盘敲字，也是习惯用两个指头摁键。我认为1980年代中期以后，许先生才迎来自己学术的丰收期。记得那些年去看他，每次都能获赠他新出的书籍，比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莫泊桑的《水上》，还有他在美国出的英文自传。每次赠书给我，他都会在书的扉页上签名。

2018年，师母照君过世。第二天下午，我便约着北大的同学一道去看老师。大概两点左右到了许先生家，我们其实很紧张，老师岁数很大了，遇到这样的事情，真是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他坐在沙发上面对电脑在敲字。没等我们安慰他，他就指着电脑屏幕说自己正在翻译《奥斯卡·王尔德全集》， “幸亏我还有另一个世界，一个翻译的世界。否则面对这样（丧偶）的现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survival下去。”

我看到他用的是一个简装本，纸业泛黄，而且字体很小，有时候需要用放大镜去看，就拿着简装本去北大附近的复印店，把字体放大，整本复印下来，再送还老师。临走时，我没忍住问他，“您生活上需不需要帮助？需要钱吗？”许先生给我的回答，终身难忘。他说，“王强，我已经这个岁数了，吃不了什么东西，住也没什么要求，工资和版税（收入）足够我过得不错。如果你想为我做一件事呢，将来有一天，请以我的名义，把我所有的译作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当时就说，老师请放心，一定一定，我一定按照您的心愿完成这件事。

“他心目中的美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

许先生私下是很诙谐幽默的。大概是2004年左右，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杨振宁先生和翁帆女士新婚不久，许先生做东请大家小聚。那次饭局大概有十个人，就在北大附近公园内的一家餐厅。我记得席间，许先生招手把我叫到身旁，将苏轼那首《一树梨花压海棠》译成了英法文，大概是两页纸交给我，让我伏在杨先生耳畔读一下，他（杨振宁）也是耳背。结果读完以后，杨先生有点害羞，低着头笑了，许先生则在一旁哈哈大笑。

说到翻译，其实许先生不是单纯在字面上念兹在兹，也不是“三美”理论就可以概括他的翻译思想。特别是他后期的一些想法，在他的《文学与翻译》、《翻译的艺术》等著述里还有很多很深的思考，不单单是字面翻译上的兑换，而是跨越词章，在各自文化传统间的追问。毕竟他有过西南联大求学以及留法的经历，幼年也接受过私塾教育，还有家学。

许先生思虑单纯。是的，他有时候非常情绪化，但我以为，不管是他同人就翻译产生争论，吵得面红耳赤，还是他回忆初恋，能够潸然泪下，这些情绪背后一以贯之的，是他的纯粹和专注。他信仰美，专注美，他心目中的美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他就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不管是对待翻译，还是看待女性，到了那个情绪点，他的剧烈不是愤怒，不是滥情，而是对美的要求让他不由自主，要去据理力争。除此之外，他的生活非常简单。这四十年来，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谁能对优渥的物质生活没有向往？谁能拒绝生活中的种种欲望？但你去看看他的家，这些年来就没怎么变过，地板还是水泥地板，沙发还是那个沙发，床铺还是那个床铺，他每天的工作习惯还是那么地规律。每次去他家，他从来不谈国际时事，不谈家长里短，几十年如一日，谈的都是翻译。

有情未必不长寿。如果他全部的欲望，都是围绕着美，追求着各个层面的美，那么这些欲望是否还能称之为欲望？当他高声时，并不是在defend自己的面子，而是在捍卫心目中关于美的创造。不管他说什么，你其实都明白，他自己关起门来还是当着你的面，都会这么说，因为他就是那么想的，表里如一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

一个人的情感如果专注到了极致，人就变得非常简单，继而把万事万物归一。数十年来，他专注的术业就是这么一点，就是翻译。看似多么狭小，但当他全部的欲望，全部的爱都放在这一点上，这个“点”稍微动一动，我们就能从他身上看到无限。恰恰是这种简单、纯粹和单一，使得他看似那么容易激动，其实内心就像一片平静的大海，甚至没有一丝涟漪。借用一句佛家的术语，我想许先生是把日常生活过成了一种修炼，他早已达到了“戒定慧”的境界。想到许先生，我有时也会想到康德，康德一辈子连家乡都没有出去过，每天在镇子里散步、仰望星空，规律地可以让镇子里的居民把他的出行用来为自家钟表对时。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