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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与彭派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推出的《创纪录中国》特别报道项目3号，进入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

这些城市中有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有些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标志性城市，还有一些城市正在摸索更大的发展新道路。

彭派新闻记者和高中生一起记录了他们的行程，这也记录了中国40年的发展。

今天发行的是广州故事。

从白云机场出来，穿过“施工隧道”，四周弧形的墙上循环着飞机图案和“欢迎来到广州”字样。

从去地铁口买票到等车，不管是不是高峰期，这里都排着长长的队。

登上霓虹闪烁的“小腰”光州塔，可以从400多米以上的白云别旅游局俯瞰广州。傍晚的7月，水汽在远处层层堆积的高楼上笼罩着雾气，河上的船往来，来往于江对面经过的广州大桥上，往来不断，周围珠江新城、中轴线、海审等地标清晰可见。

经过四十多年的时间，看着珠江两岸，自行车、黄埔车是当时最常见的交通工具，行人的服装大多是单调的颜色和风格，房子高低，分布分散。这是广州急需返回的时代。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广州吹响，现代大城市的建设从那一年开始正式展开，20世纪70年代广州的城市地区只有54平方公里，现在扩展到了7434平方公里。

2018年，坐标广州。它是沿海经济大省广东的首都，“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是“广宽”，是多种元素混杂的超大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现在走在广州街上已经很难看到40年前这个城市的痕迹了。

开放，前进，复杂。这种气息从早到晚，茶馆、香气扑鼻的牛杂摊、米油盐的城中村、从古代到现在的北京路、循环产生的《广东爱情故事》。

从广州塔俯瞰城市天际线。这篇文章的照片都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丹阳拍摄的

点多德食品

第一个“五星级”

从光州塔向西看，可以看到天鹅酒店模糊的轮廓。

作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五星级酒店，天鹅酒店已经成为广州的旅游胜地。

进入酒店大门后，天鹅酒店标志——周围被绿色植物包围，瀑布倾泻而出，旁边一块石头上刻着繁体字的“故乡水”。

与其他酒店大厅不同，天鹅酒店上下2层观景台上，游客们接连在“故乡水”前拍照留念。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天鹅酒店在很多广州人心中有着不同的地位。

白色天鹅酒店标志：家乡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广州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首先迎来了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浪潮。中国对外贸易窗口广交会也进入上升期，其年交易额从1978年的43.32亿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128.49亿美元，年均增长21.16%，国内外商人聚集广州争夺改革开放的洪流。

但是，由于当时广州的酒店较少，外地商人不断涌入，导致酒店客房的“供应不足”，外商在广州出现了“一房难求”的问题，有些人不得不在酒店大堂、庭院、餐厅等公共区域开设大通店。有一段时间，酒店建设成为了迫切的需求。

20世纪70年代，霍英东等应国务院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的邀请，不得不去北京商讨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建设8家中外合资酒店的计划。1979年，霍英东、彭国珍组合的香港飞昌发展有限公司与当时广东省旅游酒店总公司领导层签订了天鹅酒店建设协议。

天鹅酒店首席运营负责人张泰在记录中国报道组时说，酒店在建设初期遇到了很多困难。“‘第一个’意味着没有参照物，所有的事情都要摸索一点。”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建筑材料在国内很难获得，只能在国外购买。

面对越来越多的外国买家，天鹅酒店的首要目标是提供尽可能多的房间。因此，如何以建造1000个房间为目标，在100米高的建筑物上建造1000个房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是最大的难题是酒店建成后如何管理。“中国以前从未尝试过这么大的现代化酒店的管理。有人建议找外国公司管理，但霍英东主张，即使没有经验，中国人也可以自己管理酒店。”张泰说，当时霍英东也邀请了外国顾问，天鹅计划开业，进行职员培训，并派职员到香港东南亚考察。)。

1985年，天鹅酒店

白天鹅的客人

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豪华酒店大多是封闭式的。

张添记得，当时的绝大多数宾馆在面对来客时，如果不住房就会被挡在门外。因此，是否对公众开放，成为白天鹅宾馆在开业时遇到的难题。

但霍英东坚持把大门打开。他希望广州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广州改革开放的成果。

张添回忆，刚开业的时候，很多广州市民慕名而来，每天酒店大堂都挤满了人，“当时广州人大多穿拖鞋出门，在拥挤的时候，很多人的拖鞋都不知道去哪了，酒店每天打扫卫生都能收到一箩筐的鞋。”那个年代，卷纸和干净美观的洗手间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拥有的，公共洗手间一时成为参观的热门地点，酒店每天要消耗四百多卷卫生纸。

那时来白天鹅宾馆的人们大多不是为了消费，而是出于好奇，“普通百姓可能感受不到报纸电视上宣传的改革开放政策到底有多好，但是当他们走进白天鹅宾馆时，这种开放之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张添说，近几年，还有客人在写给白天鹅的反馈信中写道，当年他的母亲是珠江的运沙工人，自己跟随母亲第一次到白天鹅宾馆看来参观之后，一直印象深刻，梦想就是来这里住一晚，多年以后的自己，已事业有成，再次来到此地，仍能看到和家人一起来这参观的孩子，就像看见了童年时候的自己，“他说，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重回这里去体验，就像是在圆儿时的一个梦，所以白天鹅对于这些客人而言，不仅仅是个短暂的歇脚地。”

进入白天鹅宾馆的，不仅有广州市民以及各地客商，30多年来，白天鹅还接待过40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元首和王室成员。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英国君主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白天鹅宾馆见证了这一重大事件，为英国女王提供了地道的粤菜；1985年和199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两次下榻白天鹅宾馆；1985年，白天鹅也曾接待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和夫人……

今天，各式为外宾精心设计的菜单、纪念品，多国国家元首、政府要员的签名，都被珍藏在白天鹅宾馆的陈列室里，记录30多年来白天鹅宾馆宴请外宾的盛况。

张添提到，由于早年只有香港有较多的国际航班，外宾大多从香港进入广州，在广州住一晚后再前往其他地方，广州就成为了连接中西方的桥梁，地处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举办国际会议、接待外宾，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

2012年，白天鹅宾馆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停业改造。“上世纪80年代，广州是为数不多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宾馆主要是为了满足客商歇脚的需求，而到了2015年，广州接待游客1.73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2872.18亿元，酒店行业仅仅考虑住房因素已经不再符合市场需求，因而白天鹅要给自己一个新的定位，建造了更加全面的设施，更多面向国内游客和本地居民。”尽管在2015年再次开业时，白天鹅经历了一段低迷期，但张添介绍，到了2017年，客人数量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生长的地标

白天鹅宾馆以东10公里，是广州地标建筑的集中地——珠江新城。这里是国务院批准的三大国家级中央商务区之一天河CBD的主要组成部分。

1997年，香港回归；也是在1997年，广州宣布要在一处包括猎德村等所在的6.6平方公里的城乡结合部上破土动工，建造广州新的城市中心——珠江新城。摄影师许培武也是在那一年的冬天开始拍摄这片土地。

上世纪90年代初的珠江新城是一片荒地，垃圾堆、水塘、菜地等各种气味在这里交织。当广州把目光投向这个城乡结合部时，这片土地的命运从此斗转星移。

在许培武向记录中国报道团队展示的他所拍摄的一张照片中，是珠江新城西南端的江西菜农离开前的合影，彼时菜地已经荒芜，菜农身后，是几乎散架的木棚，远处，就要看见即将拔地而起的高楼。到了2000年，各路房产商陆续进驻新城，许培武镜头下的新城原住民——农民、打工者、渔民都离开了这里。

直到2005年，在昔日渔村的遗址上，广州歌剧院奠基，珠江新城迎来了快速成长期。许培武再次回到这里，开始在同一地点、不同时间记录中轴线以及各个地标建筑的形成。他所拍摄广州塔的数年变化的照片上，动工初期，只有这栋建筑孤零零地向上生长，随着时间推移，周围的建筑越来越多。到了2015年，东塔竣工时，两侧摩天大楼林立，中间绿树环绕，中轴线完整了，夜幕降临，广州塔的七彩灯光不断变换，新城的夜晚灯火辉煌。

处于珠江新城东边的猎德村，也随新城一起换了面貌。在广州城市规划展览馆里，讲解员在灰色的屏幕前挥挥手，仿佛在“拂去尘埃”，昔日破旧村庄的画面焕然一新。展览馆中，这样结合现代科技的展示还有很多，大到宏观规划，小至水电管道铺设，力图让游客最直观的感受这座城市的变迁与更叠。

那块屏幕上，崭新的街景缓缓浮现，穿过刻着“猎德”二字的大门楼，可见宽阔的马路延伸向远，路的两边，被绿植环抱的高端住宅楼们，排列得整整齐齐，再也不见曾经残旧与破败的痕迹。

这是新广州的最好说明。

许培武讲解“珠江新城”系列照片

另一个广州

珠江新城、天河城等虽是广州的著名地标，然而，在广州多呆些时日，才知道这远远不是广州的全部。石牌村、上涌村、东风村、大塘村、石溪村……这些零零星星散落在城市繁华核心区的城中村，也是广州这个超大城市的重要部分。

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是无数年轻人的追梦之地，也是悲欢集体上演的舞台，城中村更是万象人生的集结地。

黄埔大道，是广州市一条双向10车道的主干道，每天往来行驶着无数的车辆。其西南侧耸立着高度将近150米，35层的高志大厦写字楼。明亮耀眼的玻璃外墙、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是这里的“标配”。然而与之一路之隔的，便是广州历史最悠久、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

石牌村村口

从高志大厦前往石牌村，必须穿过长长的地下通道。而这一条地下通道，就如同一条“天梯”，连接着黄埔大道南北两侧的摩天都市与人间烟火。

“记录中国”报道团队在早上8时许钟走进石牌村。此时正是广州上班高峰。上班族们从城中区走出来。他们穿戴齐整、衣冠济济，每个人脸上都透露着匆忙，顾不上留恋朝阳，一步赶着一步、向着无数栋办公大楼里的工位。

进石牌村的门牌，起初的100多米，街道还是正常宽度——车辆与行人来来往往，宽敞流畅。再往里走，道路骤然变窄，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只能单向通过。

一条小路的尽头，五六米见方、堆满各色货物的仓库里，赤裸着上身的两个大汉正借着黄色的灯光一箱一箱地搬运着各种货物。

路口另一侧，远远走来一个穿着拖鞋、五分短裤和T恤中年男人。拖鞋在湿漉漉的地面上一脚深一脚浅地发出“噗噗”的声响。此时迎面来一个骑着电动自行车的人，中年男子赶紧让到路的一侧，侧着身子、小心谨慎，免得被刮到。

不远处是一家店面迷你的糕点房，店家和伙计在昏暗的后厨忙着倒面粉、加配料，暗得看不见时，就转身来打开灯和风扇。

对面是一家肉店，每逢买肉的人骑着电动车经过，老板直接就可以把切好的肉装好扔在车筐里，扫码支付，电动车便启动，在巷中骑远。

城中村肉店

这是城中村的柴米油盐。

这里也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一间15平方米、与合租室友共用卫生间的卧室，月租金1500-2000元。这样的房间很多年轻人都在租，尤其是年轻的打工者。

像这样的城中村，广州拥有300多个，是近600万人口的落脚点，游走过来自祖国天南海北的逐梦人，温暖过也清醒过被现实冷酷打击的失落者。人世百态，一入城中村，遍览无余。

为了改变城中村的杂乱，让它们更近地融入城市的肌理，广州在城中村的升级改造工作一直都在进行。比如对于石牌村，现在的道路情况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原本它们时有凹凸不平、泥泞破损的问题发生。去年，绿荷西大街、绿荷南大街、豪居大街沿街共计约600米长的路面用麻石重新铺设，重点街巷沿街商铺的外立面也重新做了装饰，有青色的琉璃瓦坡屋面和仿古的外墙，排水照明改造及地下综合管线整治也基本完成，项目总投资超千万元。

根据广州市委全会的工作部署，广州将对全市272条城中村进行全面梳理。公开报道表明，截至8月底，全市共批复城中村改造项目47个、22.65平方公里。

城中村随处可见的“接吻楼”

广州人

广州也是一座被移民青睐的城市。

1982年，广州市外来人口只有8万多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到2%；到1990年，有56万人选择来广州。日前，广州市政协公布的专题调研报告表明，截至2018年5月底，广州市登记在册的来穗人员967.33万人，户籍人口911.98万人，非户籍人口超过户籍人口，在这些移民中，20岁-50岁的劳动力占85%。年轻的新鲜血液正源源不断地注入广州。

“人总是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2015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徐旺放弃了留在长沙一家设计院的工作，通过中国银行的招聘进入广州分行工作，随后历经跳槽，最终稳定下来，加入了广州移民大军。如今他已经在广州生活了三年，并且今后想一直留在这里。

“新广州人”徐旺。

但刚刚进入广州时，徐旺仍旧和其他“新广州人”一样经历了“水土不服”——工作的第一天就因语言不通而略感崩溃。“在中国银行的第一年，我基本是在柜台轮岗，在荔湾老城区，有很多土生土长的老广州人只会粤语而听不懂普通话。玻璃窗前坐着的老年人说着流利的粤语，而我只能在柜台这边干坐着，什么都听不懂，全靠同事翻译，每次听完一句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心里是满满的挫败感。”为此，徐旺开始努力学习粤语，在工作三个月的时候，终于就能听懂五六成，一年之后，基本上全能听懂了。

在银行工作一年后，徐旺选择了跳槽，几经变化，如今在一家金融公司站稳了脚跟，买了一套二手房，准备结婚。他也在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中融入这座大城市，“仅仅是我来的这三年间，广州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城市环境上，就有了很多改造，比如道路绿化，老楼电梯加装，以前的臭水沟也都没有了，整个城市很干净。”

徐旺晚上经常会绕着越秀公园或是小区跑步，常常能看到一些改变，“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改造，我都会觉得很欣喜，会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来广州三年，他已经把这座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

问及很多本地人对广州的评价，大多提到的第一个词都是“包容”，不同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独特的生活姿态。

不同于这些来广州奋斗的新广州人们，土生土长的老广州们仍然保留着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早上10点，各大茶楼一如既往的座无虚席，很多老年人带着小孩子，或闲谈，或拿一份报纸细细看着。

夜幕降临，市民公园里准时响起广场舞的音乐，说着清爽粤语的阿姨们穿着统一的裙子开始扭动肢体——虽是深受粤式文化作品的影响，但她们仍然喜欢伴着DJ版网红歌曲《我们不一样》和普通话版本的《粉红色的回忆》。

深夜，上下九长达千米的骑楼街里，五颜六色的灯管上各式店铺的名字在招牌上呼之欲出，店员们扯着嗓子招揽顾客，穿着鲜亮而摩登的游客们，握着智能手机穿梭在年代感强烈的骑楼里。画面冲突，但别具味道。

出租车上，一位从陕西只身一人来广州谋生多年的的哥，用地道而熟练的粤语笑言，“普通人来广州，可以淘金啊！”盘过宽阔而迂回的立交桥，穿梭一条条小巷长街，车子最终也到了目的地，待看清周围的路标，他顿时笑了，“早说啊，这个地方我熟得很。”这一次，他忘记了说粤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