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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多样的声音杂志，为期一周的声音派对，你好，欢迎参加这次GQ Talk。

上周六晚上，我和同事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听盘尼西林和夕阳速度乐队的拼盘演出。青霉素是火灾综艺《乐队的夏天》的宠儿，自然不用说。日落车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摇滚乐队，是初冬没有派对后又一票难求的乐队。

日落的速度比青霉素咆哮的直白表演风格要柔和得多，也要糯。(George Bernard Show，Northern Exposure，)伴随着迷幻的音乐和灯光，主唱曾国红喜欢“柔和温柔”的音乐，因为他把来自台北多雨城市的自己的故事讲述到了柔和的台湾腔里。在现场也能感受到夕阳速度音乐中难得的放松感。这种松弛感与大陆摇滚乐队的口号式、生硬的宣言不同，像曲折的隐喻一样，将苦涩的内核隐藏在爱情结构的糖衣中。

这也是为什么日落车的演出现场很少听到“XXX牛逼”这样的呐喊。相反，互相依靠的情侣、稍微摇晃的身体和随时举起的手机——记录了夕阳车的演出现场，通过社交网络传递和补充。在网易云音乐日落车歌曲的评论区也经常能看到五花八门、惊心动魄或热闹的爱情故事。

为什么夕阳会形成这种隐喻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与台北这座城市有什么关系？夕阳的大陆粉丝和台湾粉丝对音乐的理解有什么不同？这种差异背后又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和代际差异？如何看待夕阳车近年来“三千大学烟台奖大陆”的风气？在这次GQTalk中，我和陈珍应邀参加了夕阳卢克的主唱国宴，与我们就这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另一方面，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也让国家回顾了2019年他的收获和难忘的时刻。

台北是晚熟的城市

陈：昨天晚上你说你来自台北等多雨的城市。所以创作的音乐也温柔可爱。你能分享你的成长经历吗？

曾国红：与北京相比，台北的生活似乎比较舒适和舒适。我们南方的人也比较热情，比较友好，说话也比较不直接，善于拐弯抹角。我们小时候骑摩托车要学会转弯，不能胡言乱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对话方式，所以北京的朋友们认为我们南方人很有礼貌，但这种礼貌是不必要的。这个礼仪看起来是我们的伪善。这是一点文化差距。

说到恋母，其实不是只有台北才能恋母，但这恰恰关系到我们团员的生命状态。我已经32岁了，我的团员也基本上30岁了。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都到了立年。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女性)当初的青春激素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肉体的增长而减少，所以会想得更多。

卢克的首张专辑《Bossa Nova》中有很多快歌、干燥的歌曲、蓝调、布鲁斯甚至朋克，这种音乐风格现在比较少了。现在的创作坦率地表达了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进入立业之年，我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定型，父母可能认为你已经30岁了。你需要再考虑一下以后的生活吗，在事业上、生活上、婚姻上慢慢定下来。

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这种过程慢慢变成歌曲上的创作。我有时开玩笑说台北是一个成熟得比较晚的城市。住在里面的我们也开玩笑说熟得比较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美国电视剧》，季节名言)特别是我是演奏音乐或进行艺术创作的人。我真的开始了解自己，或者知道我想做的事。可能是27岁，28岁以后。

陈：听你的叙述，台北好像不是竞争压力很大的地方。大学毕业后的五六年里，我想我可以尝试很多东西。我想我们可以等到靠近的时候再定。

曾国红：台北物价不高，生活压力也不大。想象一下你现在住在23岁的台北。如果一个月有大约3万韩元的硬币，相当于人民币约7千多韩元，那么可以过上一定水平的生活。可以出去玩，可以交朋友，还可以交房租。

而且台北不是很大，我想快点去任何地方。生活圈，交际圈的联系其实很快，很强烈。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孤立的人。你可以负责的这个想法开始得比较晚。

对于晚熟来说，爱情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傅时叶：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在想，新的

裤子也面临过一个转型期，彭磊他也会说我到了中年的时候结婚了，走入家庭，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他们创作出来就是《生命因你而火热》，或者是《每一次我们开始争吵》，描述一些家庭生活的琐碎。但是对国国来说，即便他在成熟之后创作出来的音乐，其实相对大陆的乐团来说还是很浪漫的。你的新专辑还是在讲爱情，只是以前是一个女生视角，现在转换成一个男性的视角，它还是有很多浪漫的东西在里面，这是不是还是台北整个的氛围造成的呢？

曾国宏：一定有很大的关系。爱情其实就是跟人的关系，去思考自己跟别人的关系，自我跟他者的关系，这是一个永恒的议题。如果用我们刚刚谈到的台北这种晚熟的概念来说，爱情是个很好的譬喻。

就像你说的，假设新裤子在我这个年纪，可能早就已经步入婚姻了，已经有自己的下一代，那生存的压力就是活生生的很自如的存在的，已经没有譬喻了。对我们而言，团员里面都还没有人结婚，还没有人生小孩，所以我们都还是这么不切实际地活着。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里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一个很好的隐喻，一个很好的譬喻。创作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譬喻。为什么大陆的年轻朋友会喜欢我们这个年纪在做的歌，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跟我们反而有点相关。

他们还很浪漫，就像我们也很浪漫，但是我们是一个很晚的浪漫，是一个衰老的浪漫，一个已经介于临界点的浪漫。对于我们的这种浪漫，大陆年轻一代的听众会觉得有一点成熟的韵味存在。这种文化的落差会提升或者是加强对于音乐的新鲜感。要是今天我是一个23岁的屁孩，写了这种浪漫的歌，我相信绝对没有人会理我。

飞车的这个状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台北的某一个面向：我们的浪漫老了一些，有了一些韵味，但又听得到在这个浪漫里面还有一些挣扎，不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靳锦：刚刚你的叙述让我想到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岩井俊二的电影在中国特别特别流行。后来我看到一种解释，就是在我们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那种想浪漫的表达的，但是我们的能力可能还没有办法表达出来，这个时候一个相对成熟的创作者能够用一个非常完满的艺术形式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就觉得好像遇到了知音，但是那个创作者显然不能太年轻。

曾国宏：我小时候也是个文艺青年，岩井俊二对于文艺青年来说，基本上是很熟悉的名字。

靳锦：对，当时岩井俊二好多的台词就是许多人的QQ签名。

傅适野：这就是一个对照，你们当年用岩井俊二的台词做签名，现在大家都是用“听落日飞车，睡到心上人”来做签名。

❸ 我们不常把挣扎赤裸地放在艺术创作里

靳锦：之前采访过台湾的导演和艺人，他们讲到，因为台湾可能地方比较小，所以做文艺的人其实互相都认识。而且这个圈子不是说导演圈或者作家圈，是所有圈子大家都熟，可能大家在一个咖啡馆就能互相遇到，互相了解，互相合作，你们这一代的台湾乐团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曾国宏：这应该会是台湾一个恒久的情况，因为台北真的很小，像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是一个大安区的一个乐队。大安区就是台北的一个区，台北的南区。台北就六个区，每一区其实也不大，可能就方圆三公里。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大家都会聚集在大安区，那边咖啡馆多，展演空间多，电影院和商场也多。所以你只要随便去大安区的一间咖啡馆坐下来，基本上熟悉或不熟悉的都能判断出几个名字。

傅适野：大家都处在同样的文艺氛围，甚至在物理的空间上也是非常接近的，这会让你们的风格很相近吗？

曾国宏：你听得出来应该完全不相近对不对？但你又可以听到有一些共同的连接存在在一个比较隐讳的地方。

台北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多元性，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成长，我们的思维，或者我们的美感，一定有一个基础的相近的地方，但是那个多元又在这个基础底下长出了各式各样的繁花。我常常开玩笑，我说我们玩的是比较娘炮的乐风，但其实我们身边有各式各样的玩音乐的人，只是我们特别选定了一些方向。

所以在台北，尤其在乐团上，跟风的情况比较少。台北是一个相对而言自觉性比较高的城市，因为刚说到的晚熟，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思考，自己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玩音乐的人可能本身心里就有叛逆的因子，但我们又用一个比较温柔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是一个激进的、叛逆的摇滚分子。

傅适野：刚刚你也说到温柔，其实在大陆很多人会给台湾的不管是电影作品或者音乐作品惯之以小清新的说法，我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曾国宏：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一个很台北的状况。因为台北不大，东西都小小的，就是可爱的小动物的感觉，比较无伤大雅。这些艺术作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台湾的状况。台湾或台北一定有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挣扎，但是我们不常把这个挣扎赤裸地放在艺术创作里面，通常会经历过一些转化。我觉得艺术创作过程里面必然是有这个过程。不管是写书、拍电影，还是写歌或者是装置艺术，你总是会把挣扎变成一个故事，变成一个隐喻。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常常把事情做的稍微小一点点，精致一点点，然后让观赏这个作品的人有一个旅程、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这是属于台湾的一个创作的方式。

靳锦：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多元化的表现，也许我们比较熟悉那种呐喊式的嘶吼式的直面揭露，那种更直接的表现形式。

曾国宏：我的理解就是在大陆，越北方的人越喜欢宣言式的做法。他们有一些口号和宣言，然后以这个宣言为核心凝聚起来去做创作。台北比较离散，比较分离，大家自觉性地去面对自己的孤独或者情感。它的社群性很高，但又很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自觉状况。

靳锦：最近这几年的音乐市场一直比较火，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这种大的音乐节开始在全国不断地铺开。其中有大量的台湾乐团也参与到这样一个音乐市场中，所谓三千台团上大陆。你身处其中，这个趋势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国宏：我觉得这很像是两岸互相影响交流之下的结果，因为在三千台团上大陆之前，在台北五年前是完全被大陆的新民谣笼罩的。那个时候不管是宋冬野，或者是房东的猫，又或者是程璧，在我们那边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甚至像草东他们就受到很浓烈的冬野跟万青的影响。像现在在这边火的老王、告五人，你很明显听得出来他们一定受过宋冬野和万青的影响，一定受过所谓新民谣的影响。只是落日飞车恰好不在这个体系里，因为我们唱的是英文，可能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多。

❹我喜欢把东方的思维隐藏在西方摇滚乐的外壳下

傅适野：所以在创作上你会一直都选择英文吗，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要用中文创作？

曾国宏：有一天一定会写中文。我很喜欢把一个东方的华人的思维隐藏在西方摇滚音乐的壳底下，或者隐藏在这种语汇底下。我们常去欧美表演，观众常常会说我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你讲的是英文，即便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英文，但是他们觉得这样说英文很美，很有想象力。

有一天如果我可以把音乐在西方世界做到有一定的影响力，偷偷地潜到他们的体制里面唱一首中文歌曲，我才可以把这个文字的美真正的放在音乐里，让西方人去听。

靳锦：我还读到说你喜欢看科幻小说，你喜欢看谁的作品？

曾国宏：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讲的是复制人。石黑一雄的写作题材很多元，但目前为止他写的最科幻的就是《别让我走》。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题材，整本书里几乎没有提到任何科幻的字眼，基本上都是在讲一群人从小在一个学校一起长大，长大之后在工作上彼此之间疏离了，没有联系了，然后重新试着让彼此联系起来。

傅适野：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连接。

曾国宏：对。他从一个很人的角度出发，对现在的科技或者是复制人这种道德议题提出一些疑问。他在娱乐过程里面隐含了很多关于真理的质疑和关于正义的质疑。这也是我自己很向往的一种创作模式，就是不说教，该娱乐的还是娱乐，但是总是会让大家去想一想，这首歌为什么吸引我。提出这个“为什么”是自觉的一部分，人有自觉总是迈向真理的第一步。

靳锦：你之前讲你对创作的理解的时候，其实是把创作看作一种转译的过程，就是把你自己想说的东西转译成一个很好的叙事的模式，或者是一个故事，甚至是一种语言，一种想象的空间，这跟你刚才讲石黑一雄是挺像的？

曾国宏：对，石黑一雄不能说跟我有类似的背景，因为他是日裔的第二代，所以他完全是受英国教育长大的，但是你感觉出来他还是有很东方的思维。在他这么多小说里，我很喜欢《长日将尽》，写的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英国管家。以他英文文笔好的程度，你不可能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作家，但是看整个故事里面他叙述、观看事情的角度又是非常非常东方的，很稳健，事情看得很远，想得很多，提出的质疑都不给明确的答案。

我现在选择的创作模式有点类似这样。我选择唱英文歌曲，从事英文创作，即使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我也没有受过西式的教育。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当代的、很现在的创作模式，因为网络或科技的关系，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真正的本土化了，本土化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了，国际化跟本土化已经模糊在一起了，所以我也还在摸索中。

以上内容，是对话落日飞车的节选。对话完整内容，请点击下方小程序，收听节目完整音频。或在苹果podcast、喜马拉雅、蜻蜓FM、QQ音乐、网易云音乐、酷我音乐搜索订阅“GQ Talk”，即可每周同步收听最新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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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节目使用的音乐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from 《Bossa Nova》

《10-Year-Taipei（Matured ’17）》from 《Cassa Nova》

《Oriental》from 《Cassa Nova》

《My Jinji》from 《Jinji Kikko》

《Vanilla》from 《VANILLA VILLA》

《Greedy》from 《Cassa Nova》

All by 落日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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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与落日飞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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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人、撰文：傅适野

主播：靳锦、傅适野

监制：靳锦

视觉设计：肖呱呱

微信编辑：肖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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