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巷》，伍剑著，知识出版社2020年6月第一版，25.00元

《幸福巷》是儿童文学作家伍剑的新作，小说从一个孩子——“我”的视角，讲述了幸福巷中特殊孩子“小难缠”的成长故事。该小说题材稀缺，在当代儿童文学画廊抒写问题儿童、困难儿童领域取得了新突破。这部小说和伍剑其他表现地域传统文化小说一起，构成了伍剑新寻根文学的画卷。

幸福巷是1949年后政府为安排流落到西大街上的艺人和残疾人在西桥边修建的一条巷子，巷子里各色富有传奇故事的艺人和一个孤儿小难缠，从对抗、到同情，最后和“我”、和幸福巷融为一家的故事，温婉、感人。

寻根文学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文坛掀起了一阵旋风，创作者在对我国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棋王》、陆文夫的《美食家》等。当时，很多作家把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作为文学的使命追求，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强调，“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要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这些观点，从文学的本源、路径和终极目的上而言都是正确的。

文学是时代的风向标，随着时间的流转，寻根文学日益式微。其原因，除了读者阅读倾向的迁移，还有部分寻根文学的同质化和与当代生活的脱节。如今，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在满足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寻找精神富足的愿景日益显现，迫切需要传统文化的再洗礼。在这种大背景下，伍剑用他特有的方式，深耕在传统文化的田野，着力寻找我们民族图腾之根，显得弥足珍贵。

伍剑的小说，没有停留在寻根文学理念的回望，他凭借多部小说，形成了自己卓尔不群的寻根范式和艺术个性，和寻根文学相比，这些小说都是在展现民族之根，但是在着力点、意蕴和亲和性上，俨然不同于寻根文学，我们不妨把这类作品称为新寻根文学。

传统寻根文学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和世界“寻根”文学的大气候紧密相连，我们熟悉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比如《百年孤独》中印第安人占卜等文化的阐释，《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人独特生存方式的再现等，都深深影响着我国作家的“文化寻根”意识。现在，世界范围内的作家，寻根的作家依旧坚守着，作品也可圈可点，比方说，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展现在文本之外的探寻多灾多难的波兰民族之根，传说、神话、史诗在小说中大量运用，可以看出作家的灵魂思考史。

如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后，文学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份子，很自觉地从物质的繁荣背后，探寻着能够延续中华民族最持久、最永恒的元素，这便是传统文化，也就是作家们要寻找的文学之“根”。

伍剑的新寻根文学，不是为了找寻儿时的一些回忆和牵挂，而是站在新的文化、文学高地，引导广大读者在匆忙的社会视域深情驻足，让精神与外部世界对话，寻找我们的生存之根、城市之根、发展之根。伍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只有真正完成了个人精神寻根，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所以，伍剑的新寻根文学，着力点放在自己熟悉而且亲身经历的童年，这样的文学，既有非虚构文学的浓度，也有纯文学的生活质感。

寻根文学的迅速崛起，繁荣了当代中国文学，其范式也具有进步性，但是也有一些局限性。伍剑的新寻根文学与之不同，他不像寻根文学的一些作家那样，仅仅是突出地标式的风情民俗的描写，不停铺陈渲染，激发读者的猎奇之心；或迷恋非常态的人生体验，排斥现代文明带来的全新风景，把封闭看成原汁原味、理所当然。

伍剑的小说，往往设置一个大背景，大背景里有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下有人物的命运，故事力度强，时间跨度长。

而且，伍剑多年来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他很清楚，儿童文学需要教会小读者认识人，认识人的“优根性”，而不是我们常常说的“劣根性”。伍剑在小说中着力体现的，正是这些有正能量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让这些美德在儿童心中驻扎。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路径是不同的。儿童受年龄和心理的影响，对文学作品有其特定的心理定位和切入方式，伍剑的职业是教师，深谙儿童心理，用小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书写人生况味，是他的强项。他的小说中，很多写的是战争年代，兵荒马乱，但是作家没有刻意让小主人公承受战争的大苦大悲，而是以一种大爱之心，尽量抚平战争给孩子带来的心灵褶皱。伍剑笔下的孩子，哪怕如《幸福巷》中的小难缠，一个小偷小摸成性的孩子，也辉映出作家的慈爱之心，教化之心。

小难缠是武汉的土话，“是专门送给在大街上寻乞小男孩的大号，因为在大街上如果遇到小男孩乞讨，他们会像牛皮糖似的缠着你，直到缠得对方给钱为止，打都不怕，如果你惹了他们，怕你家就永不得安宁，三更半夜会突然飞来一块石头，砸到你家的窗户上，或者早上开门，家门口有一堆臭烘烘的屎，不小心让你踩上一脚”。

解放前，“小难缠”父亲是上海滩一家洋行的买办，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们一家逃到汉阳的西大街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小难缠的母亲发急痧去世了，哪知道一年后，他父亲又发急症而亡，于是小难缠就在大街上飘零。1949年后，政府安排他住进幸福巷，小难缠没在巷子里呆上一天就逃了。面对这样一个孩子，伍剑设计出“我”的母亲，教会小难缠做人的道理，围绕小难缠的难改习惯偷窃入手，大量展现“我”母亲润物细无声的细节，极具人文情怀。在小难缠被幺嫂冤枉偷了鸡时，母亲说：“幺嫂！话挑明了说，强盗好偷不好赖，你得给我家孟海一个交代……人靠一张脸，树依一张皮……您老这样闹着，让我家孟海今后咋在巷子里做人……”这其实是在为小难缠提气，也从侧面体现了母亲的教育智慧，要想自己树立好名声，就得把栽赃的恶名去掉，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掉。当幺嫂自知理亏，赔着笑脸，去摸着小难缠的头皮，小难缠头一偏闪开，幺嫂也不显尴尬，脸上还是挂着笑容：“幺嫂对不住，等会买糖你吃……幺嫂就是个臭脾气……”这里的小难缠不领情，反映出小难缠内心的成长，在爱的呵护下精神的悄悄改变。更有意思的是，当幺嫂用那只鸡赔偿被冤枉的母亲一家时，母亲把小难缠挽着，在街上自证清白，还把鸡汤煨好了，在“太阳的余光在堂屋的门槛上晃着”时，“母亲并没有把鸡汤端到桌子上，而是分成小碗挨家挨户的送过去。每到一户人家母亲就说：这是幺嫂赔给我家孟海的鸡，您尝尝……尝尝……香啊……”母亲就是这样迈着轻快的脚步，和邻里打招呼，表达一种难以掩盖的喜悦之情。读者读到这里，不免莞尔，这位母亲太了不起了，分成小碗的鸡汤，是无声的诉说和“洗白”，这种民间教育方式，对儿童的成长大有裨益——在小难缠的心里，做一个干净的人，就像这碗汤一样，一定会香气袅袅。

在选择故事和塑造人物上，伍剑拿捏得很有分寸，他没有哗众取宠为读者端上博取眼球的“狠菜”——离奇的故事、暴力的打斗、危险的境遇，而是云淡风轻地写那些纠纷和心底的纠结，体味人性真实的一面。

“走心”，是伍剑新寻根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部分“寻根文学”作品中，有些作家往往借助于西方的黑色幽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手法，强调技巧性，还有的模仿法国新小说，这在当时有进步性，也很对读者的胃口。现在读起来，给读者的感觉是形式大于内容，故事性较弱。

伍剑小说的“走心”，得益于他对孩子心灵接受程度的精准把控，也得益于几十年儿童文学写作实践经验的归纳和娴熟运用。伍剑很善于从生活场景、故事细节中，挖掘、甄别适合儿童心理的有效文字，不紧不慢地动用自己的文化积累，体现文字背后的东西，也及时有效地抓住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小读者喜欢阅读，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消化，把教化变成自己的营养。这种带入感很强的教化，不是生硬的叙述，而是作家用读者喜欢的方式去获取生命能量之源，留住文化之根，这也是伍剑的写作追求。

伍剑的小说细节无一例外都具有美感，特别是色彩之美。

“天色甫明，大街上的灰褐色房顶泛着紫黑色的光亮，还有街边的古树在晨曦的薄雾中被笼罩得蒙蒙的，倒是道旁的几株白果树仰着头，伸着脖子柔顺地接受着晨光的淋浴。几只在树枝中腾飞跳跃叽喳的小鸟，它们的头顶上却被霞光无意中涂抹上紫红，看起来让人感到惊奇。在不显眼的墙根有几株小草，还含着昨晚的湿润，并透着几分幽幽的绿色。”灰褐色、紫黑色、紫红、绿色，这些色彩的入微运用，需要对生活的精细观察和体验，更需要有对色彩的把控水准，伍剑是业余画家，在色彩方面独具慧眼，有先天优势，这使得他的描写画面感很强，艺术感染力浓郁。

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在文学性的要求上是一致的。而在具体内容呈现和手法上，儿童文学对童趣的讲究和追求，则是与成人文学是不同的。

童趣，最重要的是作家与儿童有共情之心，在一个儿童陌生的年代里，找到当代儿童的共情之心，伍剑是用足了功夫的，他擅长挑选孩子能理解的情节、细节和场面，直达当代儿童的内心。

小说的最后，是一种悲喜剧的调性，像氤氲升起的水汽，漂浮在读者心间。伍剑不是一直躺在传统文化寻根的怀抱，仅仅叙述正在进行时的故事，往往通过岁月的更替，将自己所寻的传统文化之根渐渐消失而凸显出的惆怅、感慨，写得意味深长，言简义丰。这是作家的忧患意识，不仅仅是对失去的追忆，也是对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改变不了的融入血液的传统文化之根的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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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