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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个好听的微信名字、起一个好听的微信名字二个字

时间:2023-02-06 03:11:35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今天,互联网对传统经济的改造仍在继续,我们不需要离开家,就可以使用各种服务。互联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家政工人、快递员,这种零工不断壮大。互联网平台将他们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就业选择。

但新的问题产生了。数字化匹配下,人与人只有“一面之缘”,旧有的信任机制失效了,我们每个人的“附近”都在消失,零工群体则陷入一种“弱契约、强监控”的社会关系中,被算法驱驰,被用户苛求,成为系统中的弱势群体,长期被当成一个群体性符号,个体的声音无法被听见。

技术的利与弊,在零工群体身上同时显现。如何在数字社会中重建附近和人们之间的信任,让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异乡人”,在本周举办的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上,多位学者讲述了自身对数字社会的观察,但这不应该只是社会学者们关注的命题。科技不会主动向善,这是企业的责任,每个普通人也应该思考,如何在科技浪潮改变我们的生活时,保留那些美好与善意。

文 | 姜禾

编辑 | 卢枕

运营 | 月弥

互联网“候鸟”

孙萍是在一个楼道门口见到梅姐的。晚上8点,梅姐提前关了外卖接单系统,骑着电动车匆匆赶来,她身材瘦小,头盔下是一张晒得黢黑的脸,眼角有细纹,留着短头发。这样的形象,很难跟她响亮的名号联系起来——“望京女单王”。

过去5年,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一直在跟踪研究外卖骑手,这是一群互联网和平台经济塑造下的新型打工人。“他们就像夏季傍晚的候鸟,很快地集合在一起,又很快地消失在大街小巷。”

以前,梅姐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依靠互联网工作。她来自四川的一个农村,跟丈夫认识时,家里还没通电,为了赚钱,夫妻俩把大女儿留在村里,带着小儿子到城市打工,一家三口住在半地下室。她做过电梯员,每天站在一平米的空间里,负责按键。后来,老家人给表弟介绍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他不想干,梅姐只能自己顶上,她从头学骑自行车,渐渐摸清每个小区的位置和路线,举着一捆捆报纸送往各家各户,锻炼出了一把子力气,后来改送快递,米面油都不在话下。

这些经验最终被她用到了送外卖上,梅姐学东西快,接单系统很快就能上手,对各个小区位置也早已门清儿,每当新骑手迷路即将超时,总会向她求助,请她救单。现在,梅姐每天能送60多单,甚至比很多男骑手都要多,成了望京这一片有名的“接单王”。

像梅姐这样的外卖骑手,穿梭于偌大城市的每一处犄角旮旯。疫情之后,孙萍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外卖骑手的行列之中,他们之前可能是小企业主、学生、建筑工人和餐饮服务员,大多是以兼职的形式跑外卖。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看来,务工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就能及时获取就业信息,以“临时合作”的方式代替传统企业中的长期劳动合作关系,打破了传统劳动力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这种依托互联网平台出现的忙碌而流动的零工,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

▲ 图 / 数字原野论坛视频截图

2021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其中就包含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家政女工、快递员和安装师傅等。在被互联网大规模改造过的居民服务行业,他们的工作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副主任鲍春雷,一直在关注数字技术对就业岗位的影响。通过研究测算,他发现,数字技术平台可以降低就业、创业成本,提高就业效率。在2021年,仅是微信平台,通过公众号、视频号和小程序带动的就业机会就达到了4600多万个,这是一个积极的数字。

鲍春雷对这些数字进行了深入研究。数字技术的赋能一方面体现在精准推送,“给劳动者需要的岗位,给企业需要的劳动者”。同时,这种推送是包容性更强的,鲍春雷发现,做数字化岗位的人并不都是高学历,相反是以大专以及大专以下学历的群体为主。以往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第一站是进工厂,但现在,他们有了更多新的选择。

阿芳的选择是成为一名家政阿姨。她来自苏南的一个农村,以前一直在镇里的服装厂做女工,丈夫是一名电工,两人有一个儿子,日子过得平静。直到前几年,丈夫出了车祸,脑部受伤,一直卧床。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但儿子还要继续上学,她一路远走,来到了北京。

年轻人做家政阿姨的并不多,像阿芳这样四五十岁的女性成为了家政阿姨的主力。根据《2021年中国互联网家政服务行业报告》,全国家政行业从业人员从2017年的2623万增长至2020年的3275万。互联网家政平台在订单来源和数量方面,与传统家政公司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阿芳她们一般挂靠在家政中介平台上,通过培训,取得早教证、育儿证的证书,每介绍成功一单,平台抽取20%左右的佣金,算下来,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元。

除了更加包容的匹配度外,鲍春雷还发现,数字化平台的出现,让很多人的工作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比如严飞就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摊位和小货车旁,忙碌的小贩们腰间别着挎包,忙着称菜、揽客和算账,很多人还竖起了手机镜头。

▲ 图 / 数字原野论坛视频截图

“小宝哥”北漂十多年,一直在新发地市场做热带水果批发,2018年,他开始拍视频,用一双有力的手,现场掰开榴莲,在屏幕前大吃一口,有时还自创新吃法——榴莲拌米饭、大饼卷榴莲,积累了将近100万粉丝。如今,“小宝哥”的主要工作就是拍视频,上午从七八点开始,一拍两三个小时,有时还要专门写脚本。依托于数字平台,他实现了榴莲创业,还成立了一个公司,面向北方市场,做榴莲供应。

一个个梅姐和阿芳,用自己填充着数字社会里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并成为了它的一部分。也有极少数像小宝哥这样的人,抓住了里面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被捕获的人

有一天,严飞收到了一条特殊的微信,发信人是军军,他是一个江西的00后,子承父业来到北京,家里三代人都做了门窗安装师傅。他的微信内容是一段语音,用远超年龄的成熟嗓音,低沉而平静地念着《异乡人》中的一段话:

“此时,在这黑夜尽头、拂晓之前,我听见汽笛声响起。它宣誓着旅程即将展开,通往从现在直到以后对我而言已完全无所谓的世界。许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想我了解为何她在生命来到终点时找了个男朋友,为何她会玩这种从头来过的游戏。即使是在那里,在生命逐一消逝的养老院,夜晚依然像一个忧郁的休止符。与死亡靠近的时候,妈妈必然有种解脱之感,而准备重新再活一次。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有权为她哭泣。我也像她一样,已经准备好重新再活一次。”

严飞知道,军军没念出的下一句是,“我第一次敞开心胸,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就像这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一样,“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这令严飞产生了思考,他能够理解军军的孤独与无助,“他并不是一早就打算做门窗,他有很多想法,但又受限于自己的条件,更能感受到大城市带来的压力和冷漠”。

2019年的一个夏天,通过安装门窗,严飞认识了江西老杨,他从“门窗之乡”安义县来北京务工,在双桥有了一家小门店,一直担心高三的儿子军军考不上大学,希望严飞能帮忙“敲打敲打”。

就这样,一个高三留守少年和一个清华大学教师,产生了连接,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这个个子高高,有些羞涩和内敛的男孩,曾经告诉严飞,他用尺子在地图上量过距离,中国传媒大学离父母开小店的双桥很近,他要把它当作第一志愿。但可惜,军军最终没能考上,短暂地纠结之后,他决定来到北京,跟着父亲一起安装门窗。

互联网时代的零工从业者,虽然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在经济上的回报更多,但技术就像一张大网,他们一旦被捕获,就会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持续为系统提供交换价值和数据价值。“被技术捕获的劳动者,劳动的主体性会慢慢丧失,数据和技术塑造了个体和系统的情景化互动,产生新的管理协商方式,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通过联合罢工或工会去解决工作中的压迫和不平等。”孙萍说。

只要接单系统开启,从起点到终点,外卖员的行驶速度、距离,中间拐了几道弯,打了几个电话,如何沟通,全部会被一一标记、积累和储存,等待着系统的清洗和处理,成为喂养算法与平台的养料,再被用到下一次的衡量与规制之中,这是个记录与计算的无休止循环。

为了适应这个循环,骑手们也停不下来。梅姐永远7点开系统,一有单就出发,一直跑到晚上12点,每隔一天才午休一次,“觉得困难、跑不动”,才中午回家睡一觉,两个电瓶换着充电,平均每天10点、晚上5点要更换两次。这对骑手们来说很正常,“大家都是一干就十几个小时”。她也全月无休,因为一旦休息,接单的单价和等级都会下滑,就像是玩游戏的级别,“青铜、铂金、黄金、王者,你要不断升级,也要防止自己掉下去”。春耕一到,有些骑手就要返乡,等到再次回到站点,等级早就一落再落,只能从头再来。

但系统是残酷的,时间限制越来越短,甚至梅姐有时感觉,“餐都没出,就快要超时了”,她只能更快速、不停止。有一次,梅姐的车歪倒,弄伤了手腕,需要打石膏。站长劝她休息两天,但梅姐不答应,“只要死不了,我就要上班”。她用手指替代手腕,继续骑车送餐。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了上海疫情封控期间。一位骑手争取到了小区出门证,选择出门接单,不再回家,跟其他骑手一起,住在一个废弃的三层教培小楼里,每天吃饭,全靠丈夫在小区栅栏外传递。更多的人离开家后,选择住在地铁站和桥洞里。

经济上的压力让他们别无选择。孙萍通过调研发现,在2022年,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地方的骑手,6成以上有负债,3成以上超过了10万元。孙萍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娘,几百页的银行流水,全是丈夫在网上赌输转出的钱,100多万元,一分不剩。没办法,老板娘只能跑去送外卖,每天离家还有一公里时,她就把车停下来,提前把外卖员的衣服放到箱子里,换好便服再回家,不想让人知道自家的情况。另一个中年离婚的女骑手,想要实现经济独立,从农村来到城市送外卖,她也想攒够钱,买一辆房车,这样以后去看上学的儿子,再也不用心疼酒店钱。

▲ 图 / 数字原野计划

孙萍和梅姐,就像短暂相交的两条线,很快向着不同的方向远去。有一天,孙萍发现自己被梅姐删除了好友,她一开始很困惑,直到有其他外卖员告诉她,“工作上的关系转瞬即逝,删掉你不是因为不喜欢你,可能只是没内存了,或者单纯觉得没什么可联系的”。

后来,孙萍又碰到了同样的情况。她渐渐明白,梅姐们不是故意为之。她们的工作一直在流动,没办法跟所有人保持联系。在北京的一个外卖站点中,一年之内流转或者是离职的骑手能够达到90%。昨天的同事,可能明天就已经离开,他们互相的连接变得微弱,同一个站点工作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偶然产生交集的人。

他们普遍变得孤独。严飞在研究零工从业者时,通过数据获悉,这些人有9成以上都具有明显的压抑情绪,包括焦虑、紧张和低落,同时,也有较强的被剥夺感和有限的城市融入感。“他们在一座城市里,声音一直是非常微小的,不会被人听见,听见之后,也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与对待。”

孙萍认为,这是数字化匹配下无法避免的信任缺失。“一旦由平台充当中介来进行监管,契约关系就会取代信任关系,会缺少很多人情味。”梅姐前几天得到了从业几年里的第一个差评,原因是她通知消费者餐送到时,对方正在跟客户谈生意,觉得受到了打扰。一旦差评通过,梅姐会被扣150元。

严飞也在他的新书《悬浮》中提到类似的观点:“互联网平台和技术构建了‘弱契约’和‘强监控’的劳动模式,他们的待遇无法通过契约得到保障,但工作过程却可以通过网络完成一整套的严格监控,这可能将劳动者进一步异化。”

这些被互联网捕获的打工人,最后只能回到互联网的场域里寻求认同。孙萍的学生调查了外卖骑手的短视频制作,很多骑手喜欢发短视频,除了分享日常生活,更多还是当作随便发声的一个场域,今天遇到了一个不好的单,或者是遇到一个好人,或者是什么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骂一骂、吐槽一下。“在这个场域底下,他更多的其实是寻求一种系统之外的压力释放”,孙萍叫它“平行场域”,他们需要发声的渠道,“不在平台、不在站点,甚至不在家庭,而是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空间”。

▲ 孙萍。图 / 受访者提供

重建附近和信任

梅姐、军军和小芳,以及更多的零工们,他们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附近的一个个最小切面,他们因数字技术与平台改变了生活,也被数字社会所忽视,成为了悬停在城市上空,难以被看见和听见的隐形人。对他们来说,技术带来了益处,但技术同时也很残酷。

这似乎是个矛盾的问题,技术的利与弊该如何去衡量,如何促使科技向善,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海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有些技术本身就存在复杂性,就像算法技术,数据量过于庞大,导致具体运算过程对于编程者而言也是黑箱。当我们为了效率,将决断权交给算法时,是充满风险的。因此,面对这样的技术,人类的动机与责任变得更为重要。

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关注是否存在算法偏见,对某些群体存在不公平。这种判断离不开企业的衡量。孙萍认为,这是一个平衡多方利益的过程。“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占领消费者、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是个多方参与的市场,另外的利益相关方也很重要。”

▲ 图 / 数字原野计划

这当然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走进深圳做城市改造研究时,严飞被一家神奇的小店吸引了。一个敞开售卖货物的小卖部,藏在小巷里,小店门口坐着一位老婆婆,一边卖货,一边跟人聊天。一米之隔就是一家大型的青年公寓,靠密码开锁,中间的空地上,摆放着六七把空着的椅子,每到晚上,总有不同的年轻人坐在这里,乘凉、聊天。

这个小店引起了严飞的思考,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却建立起了陌生人之间的连接。他一直在研究数字平台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微信与千里之外的人联系,足不出户轻松购物,但却忽视了周围的小世界”。

互联网到底让我们更近了还是更远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孙萍的观察里,消费者和外卖员虽然面对面完成了一个配送的行为,但他们之间的任何沟通都是需要依托平台,“比如消费者对这个订单有任何的不满意,需要有任何的沟通,也是在平台上去进行的,也不是两个人面对面的去沟通”。

“我们会常常看不到他们的存在,或者仅仅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红色的衣服、蓝色的衣服、黄色的衣服的一个职业象征,和这样的一个载体或一个职业的标签打交道,而不是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严飞说。

社会学家项飚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对眼前的事物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都会觉得他们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会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结构性的框架,有自己的一个自我价值体系所带来的一种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判断,所以大家都会带着一个既有的框架去观看周围的景观。这样的一种景观的观看就会完全把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去,反而忽视了对于日常生活的一种琐碎的关照。

这种关照也关系着技术体系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重建。我们应该多去关注自己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人、事和物,而不是将他们当作符号。我们的附近有很多这样的人,一个相熟的菜贩,一个熟悉的理发师,一个一直光顾的洗衣店,甚至是经常打交道的社区服务站医生。严飞一直想倡导改变,我们与他们建立连接,并不难,甚至不需刻意,一次主动的搭话,一次感谢,一瓶水,互相知道名字,慢慢建立连接和信任。

现在,严飞和军军的连接并没有中断,依然常常聊天,严飞鼓励他要继续读书,试图为他介绍工作,同样地,军军也会讲述他想要自学日语,学国际贸易,把门窗小店做得跟父母不同的计划。

他们的联系很紧密,严飞充当了一扇窗户,让大军看到了没见过的世界,其实,更多时候这种连接哪怕是微小的,也会产生暖心的效果。现在,每当时间不够时,梅姐都会提前发一条短信,告诉消费者,“抱歉,要多等一会儿”,大多数都能得到理解,有些人还会回短信,让她“慢慢开,不用着急”,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梅姐依旧很感动,她觉得,“还是好人多”。

无疑,信任的重建,依然需要很长时间。在技术领域不断突破的同时,持续关注人与技术的连接与关系,成了当下社会学研究者们最重要的命题,在过往的科技向善创新周中,包括项飙、邱泽奇等多位学者发表了对于数字技术进步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思考,未来这样的思考将会在这一空间继续延续。这关乎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数字时代的境遇,关乎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文中军军、梅姐和小芳为化名)

▲ 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2023数字原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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