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新闻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入学处空无一人。

胡适曾经打趣道:“北京大学是因为“三只兔子”而闻名。”

“三只兔子”分别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这怎么说呢？按照12生肖来讲，他们三人都属兔。蔡元培出生在1867年，陈独秀出生在1879年，胡适出生在1891年。他们都是兔年出生的，并且彼此之间相隔12年。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其教师多为翰林学院的学者。大多数学生都适合出生在贵族官僚或豪门家庭，上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做个小官，挣俩钱。有意思的是，上个体育课，老师还要恭敬地叫“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一些学生甚至是“八大胡同”的主顾。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在最初的改革之后，学校的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由于受这种传统“老爷”的影响，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老兔子”：蔡元培

在蔡元培之前，北大已经先后更换了多名校长，可以说是个“烫手山芋”。第一任校长是由著名学者、思想家严复担任的，但他无法应付北大日常中的一些困难，因此不到八个月就退隐了。蔡元培很明确的知道如果自己想要接任的话，任务会非常艰巨，但他毅然选择了就职。当时的媒体是这样报道的：“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

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的法宝被称为“八字方针”，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受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应该被民主地教导和管理。蔡元培当时汇集了各行各业的人才，不论他们的年龄、政治观点和学术背景，只要你有才，北大就需要你。不久，北大已成为一个名家云集的地方，“新潮”与“国故”相抗衡，白话文与文言文相互竞争，百家争鸣，北大不再像往常那样风平浪静。教师们所持有的观点往往是尖锐对立的，但正是这些差异形成了一种创造性。呼吸在自由的空气中，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所思所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北京大学展现了她的大气和活力。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赞扬道：这种包容他人宽宏大量、尊重学术自由的思想，在习惯了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是罕见的。

蔡元培的出现使北京大学从一所痼弊缠身的老派大学转变为一所充满活力的新大学。

“中兔子：”陈独秀

陈独秀是个桀骜不驯的人，有很强的个性。陈独秀之所以能够进入北大，是因为蔡元培多次邀请，蔡元培的真诚打动了陈独秀，他决定携家带口来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院长。陈独秀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能闯的人，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也是最有能力打开局面的。陈独秀上任后，改组了北京大学文科，并协助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不久，北京大学文科建成了一个由陈独秀带头，胡适、沈寅谟等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开启了文科改革，改变了北京大学文科的面貌。

后来，《新青年》编辑部也搬到了北京箭杆胡同9号(现在是第20号)陈独秀的家中。从那时起，北京大学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陈独秀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旗手。从箭杆胡同9号发出的呐喊声可谓是震惊了全国。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总指挥”，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北京大学的社会知名度和历史地位。

“小兔子”:胡适

1917年7月，胡适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陈独秀的推荐下，27岁的胡适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美国时，曾在《新青年》中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胡适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因此，尽管胡适是个小辈人物，它已经在北京大学非常闻名。

在北大的头几年，胡适做了大量的工作，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在文学领域，他推出了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第一部白话剧《终身大事》、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白话文翻译《短篇小说》，并率先将考证应用于古典小说的研究。在哲学领域，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等等这些都是数一数二的功绩。

20世纪30年代，蒋梦林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利用自己的名气邀请了钱穆、梁实秋、闻一多等名人到北京大学任教。内战期间，胡适接替傅斯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北京大学在动荡时期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时至今日，北京大学已经屹立一百二十多年，深厚的文学底蕴，出色的学术积淀，都是构成北大的一部分。不同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百年名校，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