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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4-08 13:37:28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2022年8月16日,是焦裕禄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6月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以下简称“洛矿”)参加工业建设,曾任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6月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他带领兰考人民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去世,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说:“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跟党走,他一生都在为党分忧、为党添彩。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发扬光大。”

近日,焦裕禄次女焦守云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与父亲的相处经历和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焦守云多年来致力于宣传焦裕禄精神,现为焦裕禄干部学院名誉院长,著有《我的父亲焦裕禄》一书。

焦守云。受访者供图

谈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

“他拿吃的‘引诱’我让我喊他‘爸爸’,我没喊,后来愿意喊了,他却再也听不到了”

新京报:小时候父亲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焦守云:如果从我记事算起,我父亲能给我留下记忆的时光并没有几年,所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些片段。我2岁就开始在老家山东淄博,此后我跟着奶奶每年会有两次去看我的父母,然后再跟着奶奶回山东老家。

我印象中小时候很少喊“爸爸”。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拿着吃的“引诱”我让我喊他“爸爸”,但是我也没有喊出来。我11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兰考,那时候我也不喊他,我当时说的是山东话,跟他们的口音都不太一样,另外也是跟我父亲有点生分。到后来,我能喊出“爸爸”了,也愿意喊了,可是他却再也听不到了。

新京报:你最近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线,去了哪里?

焦守云:我最近去过洛矿,洛矿其实我是经常去的,然后又去了尉氏县。尉氏县我父亲去过两次,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那里打土匪。同时也是在那里和我母亲结成了伴侣,尉氏县是我母亲的老家。

我父亲去洛矿的时候是农业支援工业,后来工业支援农业,我父亲作为工业干部,又回到了尉氏县。我父亲就是需要他做什么,他不讲任何条件和代价,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父亲第二次去尉氏县,大概待了半年。当时兰考县需要一个县委书记,但是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

谈焦裕禄赴任兰考

“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

新京报:焦裕禄是在什么背景下去的兰考?

焦守云:当时的开封地委书记是张申,他跟我的父亲是老相识了。1948年他是尉氏县县委书记兼县长,我父亲是他的部下,他对我父亲的品德、能力特别了解,知道他是有胆识、不怕苦、不怕困难的人。他在94岁的时候我又见过他一次,他喊我“宝宝”,他说:“‘宝宝’啊,我这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给党培养了一个好干部;也做了一件坏事,把他派到了最艰苦的地方,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爸爸有病,如果知道,绝对不会让他去兰考。如果当时不去,可能他也会活到现在。”

尉氏县和兰考县都是开封地区的,所以我父亲对兰考的情况是了解的。其实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他要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可是我父亲二话没说,当即表态:“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

我父亲到了兰考以后,就拼了命地干。他是一个看不得劳动人民吃苦的人,老想着赶快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父亲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焦裕禄手迹“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图片来源:新华社

新京报:当时你母亲对这个决定支持吗?

焦守云:其实当时我母亲是不想去兰考的。原来我父亲在洛矿,虽然工作很忙,但我们生活条件还是挺好的。父亲在洛矿是中层干部,当时一个月工资有170块,这在当时属于比较高的收入了。当时的学徒工每月只有18块钱,我妈妈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当时是普通的干部,每个月工资是40多块。后来父亲到了兰考,工资是130块。单这一条,就是一个考验。

父亲刚去兰考的时候,母亲并没有跟着一起去,思想上也别扭。后来母亲还是心疼父亲,几个月后也跟过去了。

谈焦裕禄的亲民爱民精神

“他兜里只要是有钱或者粮票,都会掏干掏净,救济穷人,甚至把衣服都送人,回到家就说弄丢了”

新京报:焦裕禄最后一次回山东老家是什么时候?

焦守云:父亲最后一次回老家是1964年的春节,当时他就明显感觉身体不太好了,他心里大概已经知道,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回去了,临走对着我奶奶招手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当时回去的时候他手里没什么钱,还跟兰考县委互助组借了300块钱。其实父亲当时的工资并不低,可仍然不够花。用我母亲的话说,他出门兜里就不能带钱,特别是下乡的时候,看到谁家里过得不好,他兜里只要是有钱或者有粮票,他都会掏干掏净,救济穷人,甚至把衣服都送人,回到家就说弄丢了。他去世后,有两个农民哭着来到家里,拿着衣服说:“这是焦书记给我们的衣服,当时看我们冻得不行了,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们了。”这时候我母亲才知道他的衣服不是丢了,而是给别人了。

新京报:你如何看焦裕禄的“亲民爱民”,他与老百姓是如何相处的?

焦守云:我父亲有一个习惯,就是访贫问苦。他到比较贫困的人家里,有时候对方会排斥,我父亲一进门先冲人家笑,然后看到跟我奶奶年龄差不多的老太太,就喊人家“娘”,这一声“娘”,一下就拉进了与群众的距离,慢慢就成了“自己人”了,好多事情就好办得多了。近期河南杞县档案馆发掘重现了我父亲1952年在杞县土改工作中写下的手稿,里面也有类似内容的记载,这都是我父亲自己写的,就说明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是到了兰考才这样做,他这个作风是走到哪带到哪。

我给电视剧《焦裕禄》写主题曲,名字就是《喊了一声娘》,就是根据我父亲喊“娘”的这个习惯。我们老家山东淄博,特别讲究孝道,我父亲受这个思想影响还是很大的,在他的观念里最好最亲的人就是娘。而且我父亲在工作上特别讲究方法, 比如当时我父亲为了召集老百姓来开会,就拉二胡,吸引大家前来。等到我父亲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开讲党的方针、政策。我父亲二胡拉得特别好。父亲在小学四年级时参加了学校的雅乐队。二胡、小号,他都勤学苦练。特别是对二胡,更是弓法娴熟。

新京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怎样诞生的?

焦守云:1966年,也就是我父亲去世两年以后,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原本计划带着另外两名记者到豫东去采访,但是另外两名记者冯健和周原当时坐错车了,坐成了到兰考的车,当时就将错就错,就地在兰考采访。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看到他们非常激动,就拉着他们不让走,连哭带说,就跟他们描述我父亲的事迹。两名记者也是非常感动,就给穆青报告了这个事情,随后穆青也到了兰考,后来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父亲的事迹就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谈父亲的形象

“他不是那种‘苦行僧’式的人,有幽默感,情商很高,而且热爱文艺”

新京报:在你心里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焦守云:做人讲感情,做事讲担当,这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要是不讲感情,他会冲老百姓喊“娘”吗?这也不是随便喊的,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苦过来的,他知道劳动人民的苦。他临终前交代我们说,你们眼睛里要能看见受苦人的眼泪。

再一个就是做事讲担当。别人不愿意到兰考去,他不仅去了,还拼了命地在兰考干。1958年,当时他所在的车间承担试制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在苏联专家撤走的情况下,他作为车间主任,领着大家把整台苏联机器上的上千个零件全部拆解下来,一件一件熟悉,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成功完成了研制任务。

其实我父亲并不是那种“苦行僧”式的人,哪有人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累的呢?我父亲在生活中有很多爱好。他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身高一米七八,在那个年代算是高个子,性格非常随和,待人真诚,有幽默感,情商很高,而且热爱文艺,有些文艺“范儿”,会拉二胡、会跳舞,曾在哈尔滨、大连、洛阳这样的大城市工作,接触过很多新潮的东西。父亲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每天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衣服虽然很旧,但是洗得干干净净。他文章也写得好,在大连起重机器厂时,经常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文章,我父亲这辈子最高档的一件衣服就是我母亲用他的稿费给他买的。

每次回忆父亲的往事,就感觉父亲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我讲的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我也不抬高,也不说我父亲有多伟大,我也不说我有这样一个父亲有多骄傲。我们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这是我们一辈子的悲哀,不是我们一辈子的骄傲。

新京报:你认为在焦裕禄的人生中,哪段经历对他的影响最深?

焦守云:我认为有两段,一是在抚顺,二是在宿迁。我父亲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1943年秋天,他终于逃出虎口,到江苏宿迁给地主当长工。

抚顺是著名的煤炭基地。为了节省成本,侵略者用“人肉开采”的办法,毫不顾惜矿工的生命。我后来去他下煤窑的那个地方,再想往前走周围的人就不让我去了,说不安全。但我是特别想看看我父亲在那一段时间受的什么苦,怎么九死一生又逃出来的,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就一直在发抖。

父亲逃回家乡之后,因为没有良民证,寸步难行。家乡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去了江苏宿迁逃荒。这段经历父亲自己有记载:“1943年,我21岁,逃荒到宿迁县城东15里双茶棚村,在已早逃荒去的黄台村几家老百姓家住下……我在胡家当了2年雇工,第一年挣五斗粮食(每斗14斤),第二年挣一石五斗……”

我父亲的这两段经历是让我最有感触的。父亲在那里受的那个罪,我回想起来心里都是一颤一颤的。至于后来在洛阳、在兰考,我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谈对母亲的印象

“你们在外面惹了事,人家不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

新京报:在你心中,你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

焦守云:我母亲性格比较内向,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到她笑。她的文化水平比我父亲高,我姥爷过去是教书先生,当初父亲学俄语还是我母亲教他的。那是他在洛矿工作的时候,当时洛矿也属于苏联援建厂矿,图纸符号用的都是俄语。不过很快我母亲就教不了他了,他就去跟苏联专家学。苏联专家说白天上班,晚上就去跳舞,没有时间教。我父亲就去学习跳舞,跟苏联专家套近乎,一边跳舞一边学习俄语。

我母亲属于我们焦家家风的第一继承人。她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最狠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当时都有点接受不了的一句话:“你们在外面惹了事,人家不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这句话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多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恪守家风。

新京报:你的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生活是怎样的?

焦守云: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极深。1966年长篇通讯发表以来,母亲是哭着过来的。多年来看过她最多的场景就是对着我父亲的遗像流眼泪。每次搬家,她首先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再抱到屋子里。

那时候到我们家去的人特别多,今天来一批,明天又换一批,问我父亲的事迹,我母亲几乎天天讲,讲一次哭一次。当时我就已经懂事了,天天看着我母亲哭。有人去看她,一提起我父亲她就哭。后来就把眼睛哭坏了,年纪大了以后不哭的时候也流眼泪。

新京报:在母亲眼中,父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焦守云:我妈妈曾经对我说,我父亲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聪明,二是刻苦。母亲说他不是一般的聪明,“你们兄弟姐妹6个,加起来都没有你父亲聪明。”母亲半开玩笑地说,但是能看出来她很崇拜我父亲。

我父亲聪明和刻苦的特点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时候就能看出来。1954年,父亲被选派到哈工大深造,只有高小文凭的父亲白天上课晚上学习,熄灯以后打着手电筒讨论数学题。尽管学习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也通过了考试,还是优秀学员。他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能在极短的时间里突击学习工业知识,成为车间生产工作的行家里手。

谈宣传焦裕禄精神

“既然事情总要有人去做,那我就把事情做好”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焦家的“外交官”,当初你是如何承担起焦裕禄精神的宣传工作的?

焦守云:长篇通讯发表以后,我们家人就一直在宣传焦裕禄精神。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主要是由她来做这个工作。2005年我母亲去世以后,这个任务主要就由我来做了。为什么是我呢?我母亲从50多岁的时候,都是我跟着她。我母亲有比较浓重的口音,我在无意中也充当了翻译的角色。再加上我母亲本身就不善言辞,有时候也需要我做一些补充。时间长了之后,对于我父亲的一些事迹我也比较熟悉了,对我母亲讲话的风格,哪些想说哪些不想说,都比较了解。比如有一次,有个记者问及她当年跟父亲谈恋爱的情况,母亲就权当没听见,只字不答。我母亲那一代的思想,她心里大概就想:“我们怎么谈恋爱,怎么能跟你说呢。你这小孩子,怎么也打听这事儿?”

后来关于我父亲的事,我们家基本都让我来讲。我的性格比较外向,爱与人打交道,话比较多,所以有人说我是焦家的“形象大使”。但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大使,既然事情总要有人去做,那我就把事情做好。我一直致力于宣传焦裕禄精神,也确实把宣传焦裕禄的事迹当成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我始终都铭记着父亲的教诲。

焦裕禄资料照片。图片来源:新华社

谈焦家家风

“父亲临终前嘱咐我母亲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伸手,不能跟组织要救济、要补助”

新京报:你对父亲临终前有什么印象?当时对你们说了什么?

焦守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那时候其实我们都还小,对一些事情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姐姐焦守凤是记得的,父亲临终前对我姐姐说:“我没有什么可留给你的,只有家里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我父亲把唯一值钱的物品留给了我姐姐:一块罗马牌手表。他说:“这个我已经用不着了,你现在已经是工人了,你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你是老大,你要帮着妈妈带好弟弟妹妹。”

那块表是父亲唯一值钱的随身物品,是他买的二手罗马表。姐姐对这块表爱若珍宝。2009年的时候,姐姐把这块表捐赠给了兰考的焦裕禄纪念馆。捐赠的时候,姐姐抱着这块表大哭了一场,她说:“这是我父亲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但是你们觉得想让全国人民都看看,那我就交给你们。”她当时是很不舍的。

父亲的事迹确实是感人。从我的角度,并不一定要说他有多么伟大,但是父亲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深,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感触也越来越深。一开始是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现在非常珍惜回忆父亲的日子。我每次谈及父亲,都是对父亲的一次回忆。

新京报:你如何看焦家的家风?

焦守云:焦家家风这些年一直都在提。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还小,其实并不理解,后来大家说得多了,我们也慢慢长大了,逐渐理解了。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印象中跟我们说得比较多的主要是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再就是不能搞特殊化。

父亲是劳动人民,小时候趁我们的假期,父亲会带我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然后颗粒归公。

艰苦朴素这也符合父亲在世时的作风。从小我们的衣服就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一直到彻底没法穿了。1966年我在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的时候,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还是大姐穿过的衣服。当时连袜子都没有,鞋子是我舅妈做的。

父亲生前一直要求我们,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父亲临终前嘱咐我母亲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伸手,不能跟组织要救济、要补助。他对我们要求很严。父亲在兰考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大哥焦国庆年纪还小,不懂事。有天晚上他高高兴兴地回来,说自己去看戏了,父亲问他谁给的钱买票,哥哥说没买票,售票员知道他是焦裕禄的儿子就让他进去了。父亲当时就批评了哥哥:“演员叔叔阿姨在台上又唱又演的,满头大汗,不买票就是看‘白戏’,你现在会占小便宜,长大了就会占大便宜。”第二天父亲就领着哥哥去补上了2角钱一张的票。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焦守云:有时候我也会看到关于我父亲的电影片段。新时代下,我们还是需要老一辈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儿子有一次跟我说:“妈妈,我现在遇到事情做决定的时候,我就先想想,如果是我姥爷,他会怎么做。”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泪水唰就掉下来了。

现在年轻人有他们的优点,接受新鲜事物很快,学历也普遍比我们那一代都高。但是同时还是要向老一辈学习他们的长处,焦裕禄精神不能丢,要传承和弘扬。

新京报记者 李京统

校对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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