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那些知青朋友

四十年过去，当年的知青再次相聚

我们这和其他地方不同。其他地方的知青都是单身下乡插队。我们这里则是全家下放，称为下放户。和父母一起来的中学毕业生，就是知青。还有一些正在读书的孩子，就成了我的新同学。

早就听说有下放户要来。生产队没有现成的房子，就在庄上找宽敞一点的人家，腾出空房子来，临时安置一下。

那是一个夜晚，三辆汽车颠颠簸簸地从土路上开来，最后在村口停下来。队长就带领社员们搬东西，一边领着客人走向他们的临时住所。

村里从来没有口音不同的陌生人来过，我感到新鲜好奇，便跑去看。一个戴眼镜瘦瘦的青年主动和我打招呼。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嗯嗯地回答他的问话。最后总算想起一句话，说，你们要在这住多久？他微微叹口气，说：谁知道呢？

等到收拾妥当，时间已经很晚，他说，明天来玩吧。

第二天我又去找他，这回知道他姓程，我就叫他小程。其实他比我大很多，66届高中毕业，而我当时正读初一。

小程适应能力很强，很快就在村里的年轻人当中交了一些朋友。大家不叫他名字，当面背后都叫他眼镜。大家对眼镜很新奇。村上人不管眼睛近视到什么程度，都不会配一副眼镜带的。

下放户分为带薪下放和不带薪下放两种。带薪下放的日子是很好过的。他们的工资很高，农村的物价非常便宜，公鸡三毛多钱一斤，猪肝才四毛钱一斤。他们的生活水平实际是提高了。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农村没电，用不上点灯。

那些不带薪的下放户就惨了。手里有几个钱，很快就花光了，他们又不习惯过农村的苦日子，最后就卖手表，卖毛衣，有时穷到揭不开锅。

小程的父母都是带薪下放的，不久他的父亲就被安排到镇上中学教书，成了我的老师。她的母亲是医生，安排在公社医院上班

小程有个弟弟，有点憨，看见我，咧嘴一笑，算是打招呼，但从来不和我说话。他喜欢小制作，有一套木工家具，没事就在家里瞎倒腾。后来他送我一把木制的宝剑，乍看和真的一样。我喜欢的不行。他们回城之后，我搬过两回家，那支宝剑不知道弄哪里去了。

小程有个妹妹，也带眼镜，白白的皮肤，稍微有点胖。不是很漂亮，但甜甜的。很文静的一个女孩，似乎稍微有点抑郁。我经常去找小程玩，但从不和他妹妹说话。

回城之后大约一两年的样子，我们村上突然出现一张寻人启事，寻找的正是这个戴眼镜的女孩。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无法和小程联系。二十年前，我有了小程的电话号码，问起他妹妹的事，小程说：他妹妹卧轨了。

他们来后第二年，开春时，生产队就安排社员们为下放户垫宅基。那时连叫小土驴的独轮车也没有，社员们用扁担抬泥，为下放户垫好宅基，备下建房的泥土，麦草队里就有，于是为下放户建起了几间草房。他们算是有了家。

我们队来了三家下放户，一家住在队房里，小程家和另外一家住进新居。那另外一家只有老夫妻俩。我没有接触过。

我上学，小程在队里参加劳动。没事我们聚在一起玩。他喜欢看书，我也喜欢看书。他有些书，我没书，都是借书看。我从小程那里借书，他会说，看完了，就来换一本，但是把书弄得破损了，就没有下一本了。

也就是那段岁月，我在小程那里借阅好多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在人家》《忏悔录》《复活》等等。还有国内的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苦菜花》。文革之前出的小说我差不多都读过，也包括当时公开发行的《艳阳天》。

我那时家里很穷，根本买不起书，又没有地方借。小程的书陪伴我度过了那段寂寞的岁月。我对小程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那时，县里文化馆办了一本小杂志。还经常召集乡下的青年，去县里办学习班，学习文艺创作。我和小程一起多次参加这样的学习班，回来之后，我们就能琢磨着写诗写小说。如果作品在县刊物上发表了，我们就高兴的不得了。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我和小程突发奇想，合作一个电影剧本。说干就干。耗时半年多，剧本完成了。誊抄之后，寄给了一家制片厂，从此杳无音信。

过了一年多吧，我们在县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除了片名和剧中人名改换了之外，里面的故事情节乃至人物对话，都和我们的剧本一模一样。

我们的作品被人剽窃了。

看过我们剧本的县宣传部长说，告他们去，不管官司打到哪里，我都作证，这电影就是剽窃你们的。

但是我们没有维权意识，也不知道找谁告状去。那时连维权这个词都没有出现。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小程就回城了。再一次见到他，他告诉我，在学习古诗词。七八年前，我去省城，去小程家拜访，知道他现在是一家古诗词刊物的主编，另外还在两所大学兼客座教授，教授古诗词。

还知道一件事，小程的父亲竟然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起义时是中校军衔。我有点大吃一惊。小程说，他也是省政协来找他父亲时，才知道这事。

那回见到小程的妻子。她是上海知青，插队黑龙江。不久前，她回到黑龙江，参加知青聚会。她说和她一起插队的一个女知青，从工地回驻地的途中，遭遇了狼群。大家只找到女孩的一块带血的手表。

我们队另一家下放户不带薪，当然很穷。他们家三个男孩，老大和我是同学，也是朋友。中学毕业之后，就在社会上鬼混。兄弟三人分别以盗窃罪，流氓罪被关进牢房。

十多年前，听到他们的消息，老大手上有几十辆大巴车，承包了省城的一条长途客运线。老二养猪，过春节送礼就宰了三百头猪。老三是一家企业的老总。

真是每一个知青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现在我有小程的电话号码，还有QQ和微信，我们偶尔联系一下。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教授而看不起我这个农民朋友，对这一点，我很感激。

2020.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