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文光

超过母亲节是近几年来发生的事。

嗨！世上哪有不想妈的孩子？活到100岁在妈妈面前也是个孩子。

我的妈妈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母亲，她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5人，在2014年12月10日夜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妈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只是想着让老人家晚年生活过的好一点，这年头不同过去了，吃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妈的牙口又不好了——镶了满口的假牙，假牙吃起东西来总是没有自己的牙嚼着香。因为糖尿病，眼又得了白内障，看不见东西了。又到医院做了手术。有哪么几天妈说头疼，疼得厉害，去医院做CT检查，医生说没有事，吃点止痛药吧,怎么就没往心脏病上想呢？悔恨死了！

几天后的一天早晨，我做好了早饭叫妈起床吃饭,我叫了声“妈，起来吃饭哦。”

妈在被窝里答道：“啊。”

妈妈虽然说是九十岁高龄的人了，身体还是不错的，生活都能自理。等我把饭盛到碗里端到吃饭桌上，见妈还没有起床，就叫：“妈，快起来吃饭哦，不然一会儿就凉了。”

妈妈说：“我有点不好受呢。”

我问：“哪里不好受啊？”

妈妈说：“有点胸闷，上不来气。”

我立刻意识到：坏了，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

我就说：“妈，你先别动，我这就打120，咱去医院。”

120来了之后，先输上氧气，做了心电图，医生说是心梗，送到了人民医院急救。医生告诉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老人家的病很重。

妈住进了心内科的重症监护室，医生护士跑马灯似的进进出出的围着妈妈转，同时挂上了5个输液瓶子，监视器上显视着心律、脉搏、血压指数，妈像是被输液管子、电线捆着一样，黑白24小时不间断的输液。我们姊妹几个陪在旁边惊恐的不知所措。

妈妈很怕死，她知道好日子才开始，多享一天福是一天。妈妈对我们说：“你们可救我呀！”我听了妈的话心里像被刀扎一样的痛。

在医生和护士的努力下，妈的病有了好转，脸上有了血色，说话的力气也大了，饭也吃的多了，我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深深地喘了口粗气。心里话，妈妈到闫王爷哪里走了一圈。

妈的病好转以后，医生建议挪到病房里去继续治疗。到了病房里治疗并没有减弱，还是24小时输液。治疗到第10天的时候妈妈的头忽然又开始疼了，疼得要命，医生给打了止痛针。医生告诉我：“老人家的病又犯了。”妈又一次住进了监护室，这一次妈再也没出来，就在10日的夜间12点挂在墙上的心脏监护器亮起了红灯，妈嚷着“你们快拽着我，你们快拽着我”，两只手不停的舞扎着闭上了眼睛。

妈妈活着的时候，我每次鼻子一痒，一打喷嚏，肯说：“是谁想我呀？”妈听到后就说：“妈想呢！”

妈死了以后每次再打喷嚏就想起妈说的话“妈想呢！”她哪里知道是儿在想妈呢。心里想，妈肯定还牵挂着她的儿女们，我更是觉得我的妈没有死，她的生命很顽强。

在妈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始终觉得妈还在我的身边，尤其是当我一个人呆呆的坐在家里的时候，这种感觉十分强烈。在快要吃饭的时候或是写作的时候，突然会听到妈在叫我，叫的很真切。当一听到叫声，我就很自然的停下来回过头去，瞪大眼睛看看，搜寻着妈的身影。然后再失望的打个咳声，泪水模糊了双眼。

妈吃饭坐的那把椅子还放在原来的地方，我习惯的放上一只碗和一双筷子。睡觉的那张床还原封不动的铺在那里。床头柜上的药盒也摆在哪里，等着妈来吃呢。可是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妈的身影。夜间在梦里总是希望梦见妈妈，哪怕是妈妈打骂的场景也好，可是就是梦不着，我难受极了。

妈妈死了之后，我大病了一场。病得很重，肺都积液了，从国棉厂医院转到市立医院，又从市立医院转到人民医院，经过40多天的治疗才算保住了老命。

妈妈在我的心目中是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又是一位和村子里其它母亲一样普通的农村妇女。缠过脚，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没有挡住她缠脚。我姥姥说：“女人脚大了找不到婆家。”还是日本鬼子来了之后，女人们才放开她们那缠变了型的脚，成了半大脚，大姆脚指头歪歪着，脚骨往外凸着。就是这样也比没放开前跑得快，为了鬼子进村时好往青纱帐里跑，当时叫“跑鬼子”。

妈妈没上过学，连夜校也没上过一天，杨玉兰这个名字还是邻居家春妮为动员妈去上夜校给起的。旧社会农村妇女普遍的没有名字，没生孩子之前，就叫某某家里的，有了孩子之后，就叫某某孩子他娘。妈不是不想上夜校学文化，是因为孩子多，她得夜里纺线、织布，做给一家人穿。

妈结婚之后就随我爸爸去了天津卫，爸爸在天津混事。天津解放前夕，爸爸妈妈才从天津回到老家种地。白天除去帮助爸爸种地之外，还得推碾子推磨，烧火做饭。别说去上夜校，串个门子的功夫都没有。爸爸后来当了村长，人民公社化以后，又到公社去带河工修水利。从我记事起就是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家。

我从小就不让妈省心，月窝里就得了抽风病，那是在天津卫的事，当时中国没有西医，都是中医靠中药丸治病。眼看着是不中用了，妈妈看着怀里发着高烧的孩子，光有出气没了进气，哭的泪人儿似的。爸爸说：“扔了吧。”妈死活不让扔，扔出去就喂野狗了。也是我命不该绝，妈说我命大，妈误打误撞把爸爸放在桌子上的一粒大烟丸子当成了治病的药丸，撬开我的嘴灌了进去，救了我一命，才没喂了野狗。1949年解放军要打天津的时候，全家坐马车回到老家山东省的德平县（1956年撤销），种爷爷奶奶留下来的10来亩地过日子。爸爸从小，爷爷就让他进私塾读书，后来去了天津，根本就不会种地，妈妈就帮着种。后来我弟弟妹妹们也相继来到这个世界上，孩子们一多，妈妈就更累了，不说别的，光这穿吧，一针一线的缝、纺线、织布，就够累人的。我爷爷奶奶过世的又早，也没有姑姑姐姐，全靠妈妈一个人整夜的忙，鸡叫之前没睡过觉。合作化以后，靠挣工分吃饱饭，妈妈得天天出工去挣工分。

我又特别调皮，上树爬墙，摘瓜溜枣没个正形，一套新衣服穿不了几天就磨破了，气得妈妈拿着棍儿撵着打，我就吓得不敢回家吃饭，妈妈又心痛了，满大街扯着嗓子叫“文广，文广，回家来吃饭”，妈妈又疼儿了。

我念书并不算笨，可是弟弟妹妹们多，妈就让我哄看他们，耽误了不少学业。合作化之前还得拔草喂牛、放羊。1960年又遇见罕见的自然灾害，饿了个眼冒金星。妈一个人拉巴4个孩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了。爸爸是常年不在家的，不是带河工修河，就是在公社工作，好歹生产队上给记个整劳动力的工分，能分到口粮。

好不容易盼着我长大了，能搭把手过日子了，可我偏偏又去当了兵。“儿行千里母担忧”，妈妈又多了一份牵挂。

改革开放之后，之后，生活刚好了一些，我兄弟姐妹几个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都是妈在一件一件的操持。虽然说不像现在要楼要车，婚姻大事也是不能马虎的。刚想省点心，二妹翠云遇害，又摘去了妈的心肝。好歹妈还算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的几年好年景，享了几年福，不然真是亏死了。

张文广，男，德州某国有银行退休干部。退休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先后著有《命运与道路》《岁月的痕迹》《围子墙》《春妮》《老照片》《他是谁》《老虎与狗熊打仗》《家属院里的笑声》《有三个名字的老人》《妈妈》《武官命》等长、中、短篇小说。古体诗词200余首发表在《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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