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田田说：“目前公司账上不到20万韩元，5月份的员工工资已经没有支付。传染病真的像压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2019年3月，刘洋在上海成立自己的视频制作公司时，想象了客户流失、项目利润等各种失败结局。只是，他没想到这次危机会像骤雨一样来临。

3月中旬，公司没有收到新订单。3月下旬，沟通了半个月的汽车企业广告拍摄节目结束，所有职员开始远程办公。进入4月以来，公司危机进一步加剧，每月只收到1.3万韩元的视频剪辑。过去公司平均每月能完成50万韩元左右的拍摄项目订单。

据乐观估计，公司将在5月份解除关闭，接受新订单，但在国外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项目并获得收入。

“15名职员每月工资约为30万元。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找亲朋好友借20万发5月工资。第二，向大家坦白想和公司一起去。可能拖欠一个月的工资。如果疫情到6月份还没有结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裁掉所有人，但不能支付工资。”刘阳说。

除了收入急剧下降外，传染病仍然对公司产生更多的影响。

“广告行业的账面时间本来就长，现在公司约300万韩元的利润在大企业的口袋里。但是，今年2月，大企业以财务不上班、没有财务长为由，迟迟没有支付已完成项目的资金。其中包括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500强企业的70万人和上海国企的60万人。他们的理由乍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你只是感到郁闷。我只希望现在能尽可能结清这两笔钱，让公司再坚持四五个月。”

迫于重压，海上找不到更多的救援方法。4月下旬，他在b站发布了自己公司陷入困境的视频。只有380名粉丝的他在十天内获得了18万页的点击率和3000的称赞。在评论中，很多创业者倾诉了自己企业受疫情影响受到的各种冲击——库存积压快递无法外出、食客流量锐减、资金链紧张等情况。

像西方这样的创业者在中国有7000多万人，他们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不幸的是，“牛羊”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历史资料显示，中小民营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为2.9年，存活5年以上的不到7%。受疫情影响，留洋公司是否将庞大企业的死亡人数增加1，现在看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疫情期间，政策一直密切关注“牛羊”。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和稳定就业的主力支柱，目前相关市长/市场主体的困难明显增加。为此，会议建议采取救济措施，包括到5月底全面调查机关事业单位、大企业拖欠的中小企业账户，毫无异议地偿还债务等一起清算。

封锁一月，净亏损32万韩元

"不能出去拍摄。所有的工作都只是空谈。”

作为一个视频制作公司，两家公司的日常工作是在全国各地和上海各工作室之间奔波拍摄视频广告。客户以世界500强企业及业界头牌平台为主，拍摄抖音(抖音)短视频、电视广告(TVC)等。三年来，公司的业务规模一直处于稳步上升阶段。

3月中旬，由于上海疫情的蔓延，公司业务订单直接暴跌到零，“一下子紧张起来”。

刘阳说：“原定于3月中旬进行的拍摄项目都取消了。”从甲方客户市场部的角度来看，也不能轻易发送需求。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3月上旬也在沟通的一家车企的全国拍摄项目，结果到了中旬，突然没有了文章。其实很容易理解，视频制作业的核心资产是人。摄像机导演都在家里被起诉，上层顾客也不能去现场。从3月中旬开始，上海整个行业的拍摄基本上直接归零。" "

3月下旬，不能外出拍摄，公司订单数量完全没有变化。在高投资、高利润的视频制作业，即使没有业务，两地的公司硬成本也要继续支出。

刘小姐给记者算了账，15名职员缴纳了全额五险一金和每季度一次的绩效奖金，每月人工费约为30万韩元，公司办公室租赁费每月约为1.5万韩元，公司的财务代理商每月为3000韩元。总经费约32万元一个月。在公司正常经营下，运营费用还包括外出拍摄费用、道具购买费用等。

由于高支出，公司开始积极自救，积极摸索以前从未见过的小目录。尽管如此，从3月中旬到5月初，欧阳只收到了一个小订单。该项目主要为一家头部制药企业负责短视频编辑，对方公司报价1.3万韩元，扣除外包配音、视频素材购买等费用，利润低于7000韩元。“7000元的利润根本无法覆盖公司的员工成本，所以以前根本不接受这样的清单。这个项目本来预计一周完成，但由于家庭办公室的原因，沟通不畅，三周以来项目仍在修改中。现在多少钱，我不忍心放弃。”刘阳说。

为了自救，外国也考虑了企业直接停业，给职员支付最低工资。但是现实是，根本不敢采取这种措施。

刘洋坦率地说，视频行业的大多数优秀人才不愿意加入小企业。这段时间为了说服15名职员付出了很多努力。“如果传染病突然将工资降低到最低标准，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度可能会有所不同。复职时可能会发生员工流失现象，那时又要花很多精力重新找人，所以干脆不能轻易降低工资。对月薪为8千多韩元的同事，各不相同

即使于洋乐观预估公司能在五月初迎来解封并获得新订单，按照以往一个拍摄项目需一个月时间完成，这将意味着，从3月中旬到6月初，公司大概率在业务层面没有任何收入。现在，他已开始着手向亲朋好友借钱用于支付5月员工工资。

致命的账期

如果说疫情冲击业务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洋此前更多压力来自于广告行业的长账期，这也曾两次让于洋的公司差点因资金链断裂被拖死。

在广告、影视行业，一项墨守成规的事实是，小型制作公司在接到项目订单时，绝大多数已被层层“扒皮”——甲方发出广告制作需求时，对乙方视频制作公司资质会设置诸多硬门槛，比如公司需成立5年以上、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等。当乙方承包项目后，更多会选择层层分包给小规模视频制作公司，从而赚取利润差价。

在层层“扒皮”的模式下，甲方一条报价100万的60秒广告片，最后实际执行项目的小制作公司，得到的报价可能只剩五十万元。即便如此，乙方发出的分包项目也是供不应求。

于洋介绍：“比如此前我们接了一家连锁快餐店的年单，负责给这家企业做一年的抖音视频制作，每个月需产出约8条原创短视频，同时还负责他们的抖音账号运营、与客户对接商务流程。连锁快餐店给乙方代理商的报价是160万元，到我们手里只剩下100万元。”

在合同签定层面，因每家视频制作公司都只与上一层级公司签订合同，导致在甲方3个月账期的基础上，通过层层叠加，小型视频制作公司的账期被拖至6个月甚至一年。“其实，中间代理公司还会找各种理由扣除保护费等各类费用。我们这种小型公司还特别没用，只能吓唬一下他们，说再不结算资金就要发律师函。其实我们连个专业律师都请不起，账期拖了就是拖了。合同本身对我们就不利，并且如果因为一个项目就把乙方或客户告上法庭，可能以后都没办法进行新的合作，所以我们也不敢太频繁催款，只能强忍着。这样的经历教训不是一次两次，这些因素都凌驾在合同之上”，于洋表示。

因为账期问题，于洋此前两次找亲朋好友借钱作为过桥费。他深知，从公司正常运营角度而言，这并不健康，“可是行业潜规则我一个人无力改变。一个项目最高利润率其实能达50%左右，但此前哪怕经常加班熬夜也尽可能多接单子，也是担心账期太长，财务压力很大。”

疫情更进一步延长了行业的账期。“财务隔离在家，拿不到财务章，没办法付钱”，这是于洋在疫情期追债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虽然账面上只有不到20万，但公司当前约有近300万应收账款。其中最大的两笔资金为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500强企业的70万和一家上海国企的60万元，另有约70万元应收账款大概率已经要不回来，这笔账被拖欠两年之久。

于洋表示：“现在最早一笔没结的款项是2019年4月做的业务，我们都已经放弃了。但真正扼住小制作公司命运喉咙的是大公司。如果这两家大公司结算资金，相当于一半的应收账款就回来了，加上其他逐渐回款的零散资金，公司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曾经，近300万的纯利润是于洋扩招员工的底气之一。2021年底，公司还只有10名员工，评估之后预计公司平均每月能做50万左右的项目量，行情好能到六七十万，足以覆盖每月30万的员工成本，于是在2022年年初将团队扩招至15人。他说：“当初设想，即使没业务，近300万元的纯利润也能让公司撑半年。”

现在，于洋只能期盼疫情尽早结束。“行业恢复肯定需要一个启动期。但行业恢复后，大企业最起码不能拿财务不上班这个理由搪塞我了。”

触达不到的政策、进不去的孵化园区

在创办公司这三年，于洋深切感受着企业获得感与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之间的差距。他说：“真是天差地别。”

在创业头两年，于洋的首要困扰是找不到具体能用的扶持政策以及对应的政府机构，最终导致错过了政策窗口期以及无从申请。创业第三年，于洋开始频繁与上海的多个创业扶持中心接触，但结果也是不如人意。“和机构老师聊完之后，可以感觉到其实国家政策层面还挺使劲的，但很多政策就是不知道怎么往下推进。”

2022年1月，因公司业务处于淡季，于洋再次前往创业扶持中心。

于洋表示：“去到现场，可以发现机构并没有专门设置我们这类企业的政策扶持讲解窗口，反倒保安大叔给我们讲了很多潜规则。比如需要在什么时间点找机构里的辅导老师，甚至还要带点东西。企业需要采取怎样的讲诉方式才能更容易享受到政策扶持激励。那段时间听到这些觉得还挺心寒的，其实行业里大部分企业并不像我们一样规范足额缴纳五险一金。”

第二天，于洋再次前往这家创业扶持中心，不过还是被那位保安大叔拦住不让上楼找具体的政策辅导老师，而是需要提前打电话约时间。“最后辗转电话联系上具体的政策辅导老师，了解到其实有一些具体的政策补贴可以去申请。但走到最后一步你会发现，执行起来很困难，申报窗口操作也很复杂，还需要填写各类信息。”

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困难，于洋不是第一次遇到。“比如给员工办理入职手续的政府人事网站，每次网页都要卡很久。可能你都想象不到，一些政府网站一定要用指定的IE浏览器，界面动不动就系统崩溃，窗口也只在早八点至晚四点开放。这些繁琐的流程是我们中小企业需要去克服的困难，但也意味着很多工作量。为公司业务我们其实已疲于奔命。”

直到现在，公司仍没有获得任何资金补贴。而于洋接触到的大部分创业者，都和他面临着一样的问题——政策扶持基本覆盖不到，也没有了解最新扶持政策的渠道，最后只能自己算自己的公司账。

为了能畅通了解并获得中小企业创业扶持，于洋也曾跑遍上海的大小创业园区，结果也是碰了一鼻子灰。“比如在网上搜索看到一些创业园区有扶持广告创意产业部分，但我们连招商电话都找不到。去到现场招商部，园区首先询问的就是企业规模，他们只租三四百平米及以上的办公区。我们十几个的小团队根本用不上；去到上海的几个示范性创业园区，他们招商部的反馈是公司资金流水太小不租；去到一些国家级孵化基地，可以发现其实已是纯商业的物业公司在运营，虽不严格要求企业背景，但本质还是谈价钱”，于洋表示。

屡次碰壁后，于洋也曾怀疑自己还算不算所谓的初创企业。“我们很羡慕租国家级办公区的公司，因为疫情期能减免租金，而我们只能租到商业办公区。最近经常陷入思考，我们这类小微企业是不是太多，政策层面覆盖不过来。只有当我们迈过某道门槛之后，才能算上初创公司从而更好得到政策扶持。”

草莽创业期

“创业有些坑，你必须得踩。创业初期以为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其实都会预设解决方案，90%的问题根本意料不到。”

三年创业期，于洋学到了很多创业课上学不到的细节。2019年3月，凭借在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工作四年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对视频制作行业的了解，于洋萌生出了创业的想法，他也刚刚通过做视频制作私活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此时，行业看起来一片蓝海。

于洋表示：“当时自我评判年纪不大，各方面资源也都有，算了算，第一年最差也能做个100万的流水项目，就这样开始了创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稀里糊涂的就开始了创业。其实，创业者脑子里的第一想法就是有项目、有资源或者有投资，那就出来闯。根本不会想到，相比做公司员工，开公司原来有这么多规则需要遵守。”

招人成为初创公司的第一道难关。创业初期，于洋天真的以为提高员工原单位工资就一定能吸引人才前往。现实是，他曾连续几天、每天给上百位投简历者发消息沟通，最终回复的只有零零散散几十人。

招聘渠道的选择也让他心神俱疲。于洋表示：“虽然现在有很多公开招聘渠道，但其实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比如在某一家招聘软件的企业端发出岗位需求后，每天只能限额沟通几十人，如果想扩大面试者沟通人数，每年合作费用就需要几万元。说实话，这对一家小公司而言真的很贵，但这也是唯一能不断刷候选人的渠道。一号员工我差不多面试了1000个人左右才最终找到，公司一小半核心员工都是依靠挖前同事或朋友。”

2020年，因忙于业务以及对于劳动合同的不重视，一位员工在补签劳动合同时选择离职，并以于洋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申请劳动仲裁。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公司规范运作的重要性。事件发生后，于洋才首次去咨询人力资源机构以及劳动仲裁部门，得到的反馈是只能认栽并双倍赔偿工资。“其实，我们和那位员工一直合作的挺好。劳动仲裁局里的老师对我们很同情，但也只能叮嘱我们下次同类事件一定要注意。最后通过和解赔了六七万。这些规范、政策此前根本不了解，也不知道去哪学。可能很多人会说网上都能查到等风凉话，但我们这种初创公司，从员工入职手续、租办公室，税务法务，都需要我一个人去完成，实在分身乏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无意间违反了规则”，于洋表示。

创业期，第二件让于洋头疼的是无止境的加班熬夜。为控制成本获取更高利润，熬夜、周末无休成为公司乃至整个行业极其普遍的现象。

以于洋曾完成的报价70万元的广告片为例，专业化导演收费3万元/天，各种拍摄设备租用费2万元/天，此外还需要摄影棚租借费用、现场临时工作人员成本等等。如果连续拍摄24小时，相当于只需要支付一天的费用。如果采取八小时工作制拍摄，就可能需要拍三天，成本能一下子暴涨三倍。“超时费远低于全天费用，所以从成本控制角度，我们宁愿超时也不愿意多拍好几天。这也造成行业内卷——拼体力、拼谁能熬夜。最终，公司员工只能灵活调休，不能保证固定的休息时间。”

现在，疫情冲击成为公司新的黑天鹅事件。

如果能扛过此次疫情，于洋说公司的扩张步伐将更加谨慎。“虽然理论上有近300万元的纯利润，公司运营机制也看似没问题。但接下来，即使所有应收账款全部到账，估计一分钱都不敢乱花。就担心下一波疫情或者一些政策的变动，这些钱将成为公司续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