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苏杰德

插座、闹钟、充电宝、剃须刀、烟雾报警器。隐藏的针孔摄像头就像潜伏在暗处的“第三只眼”，监视着房间里的一举一动。这些偷拍设备要么成了极其隐秘的制作，要么成了偷窥者的玩具，要么成了“商业和政治对手”窥探信息的契机，人们的隐私在摄像机下无处可藏。

“请考虑一下。可怕的是，真的有一双眼睛可以看着你。”深圳公安局罗湖分局网络警察大队警官《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19年，他参与了打击深圳相机、偷拍产业链的行动，每次总结这种案例时，每当看到人们如何毫无防备地暴露在陌生人的眼中，都会起鸡皮疙瘩。

深圳打击狗仔队产业链的行动是全国行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坊间流传着“全国针孔摄像头看广东，广东看深圳，深圳看华强北”的说法。在深圳华强北，制造观音用针孔相机材料随处可见，以低廉的成本和高利润吸引所有人马进入这个行业，其中不乏业内知名公司。全盛时期，在华强北店铺柜台，这种相机的销售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经过去年的打击，这种针孔摄像头似乎已经消失了。“一些店铺以前也能买到偷拍设备，打击后所有店铺的针孔摄像头都消失了。”霍奇将通知《中国新闻周刊》。胡志会是湖北人，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安防企业工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半偷拍猎人”，据说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窃听器搜索、偷拍摄像头服务，已经揭发了数千个针孔摄像头。

但是在胡志会眼里，这些行动很难生根。这不是他十多年来第一次进行类似的打击整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它正在等待(狗仔队产业)风暴过去。”

最大的事件

自2005年闯入深圳以来，霍志会开始接触偷拍窃听设备，对这个市场的秘密和出入口了如指掌。

偷拍设备包括可以伪装成手表、插口、路由器、帽子、鞋子等众多日常用品的角光、最受欢迎的针孔摄像头，同时操作简便，通过互联网直接远程监控视频，具备云保存功能。这些“伪装者”悄悄地被放进客厅、卧室和浴室，人们的私人信息完全暴露在摄像头里。

胡志会是湖北天文学家，最近因为新型新冠病毒疫情被困在老家，但并没有妨碍他的事业。最近，一家连锁酒店的顾客要在他的购物中心购买偷拍检查设备，等东西到位后，再指导酒店老板如何检查。“酒店里出现这样的摄像头，有的是房客安装的，有的是工作人员安装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北方快递》。)河智会介绍说，这些相机不仅对住宿客人造成伤害，还给酒店带来麻烦，迫使他们加强检查。

最近几年针孔摄像头被打洞，狗仔队也进入了警察的视线。1月8日，广东省公安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网2019”特别行动。其中，该系列中的“网24号”是全国非法生产、销售针孔摄像头黑灰产业犯罪中前科最大的项目。

"该项目是公安部“网2019”行动十大战役之一，规格有所提高."广东省公安厅网络警察总队司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违法犯罪案件接近整个刑事案件的一半，公安机关主要打击“高精度”犯罪，其次是狗仔队。

据广东省公安厅警察总队司琼透露，去年9月，公安部向广东省公安厅下发了针孔摄像头的犯罪线索。线索据说来自浙江。此后，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指示全国公安机关共同调查相关线索。

司警官介绍说，公安部提供的线索有10万条与广东有关。有限的人力，如何处理这么多线索成了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广东省公安厅增派警力，通过人眼确认线索中的视频是否属于非法偷拍。这些视频首先要截取画面，警察判断这个摄像头是否处于敏感位置，确认是否属于偷拍。20多人进行了两三周的调查，审计警官坦言：“从这10万条线索中筛选的时候，需要进行人工分类、人眼识别，特别是痛苦。”

最终，网络警察总队筛选出了设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酒店、酒店、按摩场所、单位宿舍、居民家庭等地的共4000条线索，涉嫌偷窥拍摄，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

调查初期，警方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非法狗仔队事件上，后来发现，该相机上游涉及的公司有几家。“下游这么多用户打击的话，会消耗人力和物力，冲击也不大，对顶级流打击的话，可以切断整个源头。”司警官介绍说，广东警方随后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打击狗仔队产业链上。

偷拍产业犯罪链主要由App开发、硬件生产、代理销售三部分组成。App开发为针孔摄像头提供了控制软件开发和服务器建设。硬件生产是生产针孔相机部件，并将其组装到手表、充电宝、打火机等日常用品中。代理销售负责对非法生产的针孔摄像头进行网上销售。

"非法照相机生产的线索基本上是指宣传."谢警官说。这台相机的集散地又指向了华强北。

“华强北是电子设备集散地，针孔摄像头需要的配件都能找到，组装起来太容易了。”深圳公安局罗湖分局网络警察大队警官通知《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公安部的线索外，罗湖警方也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卖家坐标很深。

去年11月13日，在公安部的统筹指挥下，广东省公安厅组织相关地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分赴深圳、佛山、杭州、南宁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238人，摧毁制售针孔摄像头窝点40个，缴获针孔摄像头成品、半成品、配件100万余个，扣押服务器、生产设备等一大批涉案物品。

偷拍泛滥

2019年3月，一则“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办书记受贿”的视频在网络疯转，引发关注。画面中，一位领导干部在短短4分钟就接待了9名访客，无一例外的，这些人都送了礼。而这位干部和行贿人经过一番“客套”的推让拉扯后，便收下了全部礼品。

这段视频，显然是被偷偷安放在办公室里的摄像头拍摄下来，并经过剪辑发布。“针孔摄像头被人放在了书架的位置，拍下了这位干部所有受贿的镜头，这段视频最后导致了这名干部的落马。”綦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7月11日，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通报称，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依法对深圳市龙岗区总工会原正处级干部戴海清决定逮捕。戴海清正是这段视频中的“主角”。

“偷拍摄像头安放的位置，特别考验人的想象力。”谢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8年11月，本名吴东的微博博主“花总丢了金箍棒”发布暗访视频“杯子的秘密”，对国内五星级酒店的卫生乱象提出质疑，视频中曝光了14家五星级酒店。“花总”使用的就是从网上购买的针孔摄像头。

不久，“花总”又发布了视频《偷拍的秘密》，对偷拍摄像头大揭秘。“花总”在视频中需要完成一个挑战，在一个经过设计过的酒店房间里，找到12个安装好的摄像头。令他非常挫败的是，他只找到了一半，这些摄像头被隐藏在鱼缸、充电插头、烟灰缸和床头面板中，也有的在马桶、浴室排气扇、电视和空调里。他在视频中提示：“网约车、试衣间、公共厕所、出租屋和酒店等，都是偷拍行为的高发场所。”

何志会也“深谙此道”。从业十年来，他的客户既有公司，也有个人。媒体曝光最多的租客房间被偷拍案例，大多数租客是通过线上购买价格相对低廉的检测产品，由何志会和同事指导检测。而个人要求上门检测的，绝大部分都涉及感情问题。何志会每次上门检测，都要直面这些扭曲感情背后的偷拍，因此对于情感纠纷的荒诞一幕特别唏嘘。

而企业客户主要的担心，是防止有竞争对手或者其他人窃取商业信息。让何志会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在对一个企业的上门检测中，“我们最开始一直没发现问题，最后在鱼缸假山上发现了一个透明度很高的橡胶管，里面有一个摄像头。配合上鱼缸里的加热棒、水草这些装饰，这个橡胶管显得很自然，很难察觉。”

在一些电商网站中搜索可发现，很多微型、迷你、隐蔽式摄像头都在售卖。不少产品，宣称具有“智能人脸检测”“高清夜视”“断网录像”“内置电池超长续航”等功能。

“偷拍问题不是新问题，之所以在最近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偷拍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公众隐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些技术的发展使得偷拍变得极其容易，成本低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石佳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更为可怕的是，目前出现了贩卖偷拍视频的黑色产业链，“一些色情视频网站根据偷拍的内容与清晰度，明码标价专门收购和播放这类偷拍视频，骇人听闻，构成对隐私的极大侵犯。”

偷拍内容被通过“App账号密码”的方式在网络上被贩卖，买到这些账号和密码，就可以看到大量“现场直播”。《南方都市报》曾报道，有卖家叫价168元可买“酒店家庭对床精品ID一组20个”，还有各种套餐：“精品8家庭12酒店”的套餐卖268元，“极品10家庭15酒店”的套餐卖388元。摄像头偷拍的背后，是一条非法安装、上传、共享、买卖交易的黑色产业链。

实际上，偷拍的黑灰产业链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很多国家都深受其扰。2018年5月以来，韩国首尔每月都会举行妇女示威游行，这些女性举着标语牌：“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韩国女性，有时甚至是男性，都被隐藏的相机所困扰。这些相机捕捉到他们脱衣服、上厕所或换衣服，然后将照片和图像发布在色情网站上。近年来，首尔有关使用间谍相机犯罪的报道激增，从2010年的约1100起增加到去年的6000多起。

为了应对这些诉求，首尔市政府在2018年9月发布了《无偷拍之忧的卫生间推进计划》，称从10月开始每天至少一次派专员巡逻市内的各处公厕，检测里面是否安装了偷拍设备。届时，将有八千名专员参与巡逻和检测。

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可以买到多种电子设备。图/IC

​“不能打完就散”

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打击偷拍存在很多挑战。

綦警官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一是取证难，尤其是销售到国外的数据难以获得；二是情况复杂，非法生产针孔摄像头的企业一般不做台账。非法生产销售罪虽然不是按照销售额来认定，但检察院后期一般会要求警方补充数额，往往会形成销售额认定难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偷拍产业链涉及的环节较多，在监管上还存在挑战。石佳友认为，执法格局比较分散是个大问题和老问题，比如涉及网络传播是网信办来管，涉及非法偷拍是公安机关来管，利用偷拍内容非法经营问题又成了工商部门的事，多头执法就导致了“主体虚化”，有的时候反而形成了“真空地带”。

石佳友认为，针孔摄像头等偷拍设备，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可能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偷拍设备与监听设备性质类似，属于应经过行政特许备案的特种设备，公安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偷拍设备主要是以网上销售为主，因此，电商平台和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电商经营者的监督与处罚。

偷拍猖獗，最重要的是，存在大量的需求和买方市场。綦警官举例说，贩卖走私野生动物是违法的，但是吃野生动物却不违法，“偷拍也类似，没有人管产业链的下游，但实际上是有了需求，才有了市场。”

深圳是偷拍产业治理的前沿阵地，其经验对于其他省市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綦警官认为，运动化打击之外需要有更常态化的管理，警方需要对生产销售环节持续整顿，对消费者要进行持续的教育，这是一个社会治安管理体系综合治理的问题，“不能像一阵风一样，打完就散了”。

民法典补缺

去年12月，重庆审结了一起偷拍纠纷案件。两位女生在租住的房间里发现了针孔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是由房东安置，三个月后才被发现。从公安机关查获的监控视频来看，这个摄像头具有夜视、录音、录像等功能，清晰度较高，监控探头对着卧室的床和衣柜，人在卧室内睡觉、换衣服等活动均能被监控探头摄录。

这吓坏了两位女租客。一位女租客称，因房东行为导致其经常有被人监视的幻觉，常常夜不能寐，为此曾去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医治疗。

对于房东的偷拍行为，两位女生要求其分别支付一万元精神损失费。不过，房东却辩解称，此举是为了保护房屋内的财产，才疏忽将本应安装在客厅的摄像头安装在了卧室。房东还举证说，该摄像头需要充电，续电时间只有几小时，自己从未在安装之后充电使用过，直到租客搬家发现摄像头，也未使用过。

更让女租客无法接受的是，由于偷拍人没有给她们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此前对房东的行政处罚很轻，这让她们非常气愤。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对偷拍者处以行政拘留或罚款，对很多被偷拍者来说，难以弥补内心的阴影和创伤。

两位女租客选择起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案件的代理方、重庆柯成律师事务所主任柯昌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增加对于房东的惩罚，律所的几位律师商议后采取了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的方案。以往没有这方面的案例可以借鉴，律所几位律师当时对该方案的期望并不大。

不过，最终法院支持了两位女租客的诉求。法院认为，不论基于何种原因，被告均无权在原告私人空间内私自安装摄像头，且被告在公安机关已陈述，其安装摄像头的目的“是因一时心生邪念想偷看女人隐私”。

这起案件从9月27日立案受理后到一审判决，前后经历近三个月。这类偷拍案件诉讼费时费力，这让很多人不愿走诉讼的渠道。

此外，很长时间以来，对于偷拍的法律处罚条款并不清晰。石佳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侵权责任法》才正式确立隐私权，但该法并未对隐私权的概念、构成要件等作出规定。此前的实践主要还是依靠司法解释和判例来进行保护，非常零散，标准不一，保护的范围也非常有限。

綦警官介绍，实践中，对于偷拍行为一般情况下以训诫为主，涉及侵犯隐私的处以拘留或处罚。例如，广东省这次针对偷拍的专项行动，抓捕了238人，有3000多人是只是受到了训诫。

“刑法上有一条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但最终判下来的很少。” 綦警官说，在一系列犯罪行为中，偷拍只是其中之一，对它的处罚被其他罪名吸收掉了，“例如敲诈勒索罪、传播淫秽物品罪和获取国家秘密罪等。”

针对法律的模糊和滞后问题，去年8月，备受关注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搜查、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在学者们看来，该规定可以说是对当前偷拍猖獗问题的回应。石佳友说，过往的法律条款主要还是强调纠纷解决，案结事了，较少关注产生纠纷的根源，侧重于治标而不是治本。这一次民法典草案在人格权编中以专章规定隐私权，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过，石佳友强调，正在修订的民法典草案，应该强化隐私权的预防功能：“预防功能是当代法律的重要趋势，其核心在于不再是消极地在侵权事件发生后去补救，而是将关注点前移，着眼于事前的预防，对于侵权行为的高发领域，法律提前介入，设置合理的预防措施与义务。”

“宾馆酒店等接待消费者的公共场所，作为偷拍行为发生的第一线，有义务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石佳友认为，这对保护消费者至关重要。

偷拍等行为，在很多国家不光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会受到刑法的严厉惩处。以法国为例，法国2018年修订了其刑法典，专门规定了对偷窥、偷拍行为的量刑标准。根据该条文，未经他人同意，使用任何手段在其所处的非公开场所，偷拍其私密部位，可处以一年监禁及15000欧元罚金；如具有加重情节，可处以两年监禁及30000欧元罚金。石佳友认为，这些做法显然值得我们借鉴，必须提高不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