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吃的是派饭，队里安排到谁家就到谁家。有的人家条件稍微好点，能吃个馍，吃碗面；遇到条件不好的，只能啃两个红薯充饥。”李进录回忆说，“不管吃得好不好，每顿饭我们都要留半斤粮票和1毛5分的菜金，不能白吃白喝。”

“一把算盘一本票，一路颠簸一路尘。”由于当时部分群众纳税意识不高，税务工作者只能“跑断腿，磨破嘴”。往往一个人跑十里八村，从天明走到天黑，挨家挨户上门征收，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几分几角的税款，要拉半天家常“绕着弯”要。晚上，还要点着油灯、打着算盘，一分一厘汇总每一张发票。

国家税收的逐年增加，为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财力保障。“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工作条件，但我们却习以为常，其乐融融。”一些老税务工作者回忆道。

兴镇税务所保存的1972年自行车完税证（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麻雀”小窗口 折射大变迁

“五湖四海盘中算，三教九流珠上忙。”起源于我国的算盘，迄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药铺的柜台上，就画有一架串档算盘。在现代计算器出现以前，算盘曾在我国广泛使用。从“柴米油盐小黎庶”到“江山社稷大朝堂”，可谓三百六十行，行行不离算盘。

兴镇税务所的10万余件老物件中，算盘最能拨动一些老税务工作者的久远记忆。曾经，正是在这方寸之间，他们的手指挥飞舞动，枯燥冰冷的数字霎时间欢呼雀跃，最终“珠响铿锵账目清，收支两笔切合龙”。

“对于过去的税务工作者来说，能打一手好算盘，是基本功。”现已退休的蒲城县老税务工作者屈兆宏说，“不管上山还是下乡，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算盘，时时加减乘除，日日精打细算。”

令屈兆宏印象深刻的，还有用到“油尽灯枯”的铅笔头。“上世纪70年代末，条件还很差，物资也少，我们把铅笔从中间切成两段，一支笔当成两支笔用。”屈兆宏回忆，“用到握不住时，不能扔，怎么办呢？在笔尾绑上一根筷子细的小木棍，接着用，直到完全用秃了，才换新的。”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改革开放的闸门打开后，走出“蹉跎岁月”的国人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干劲勇追潮头，中华大地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计算器、油印机、传真机、电脑办公、手机APP、网上办税……不到40年，税务办公已经迈入了电子化时代。如今的税务所里，预算员们用手指轻点鼠标，五彩液晶显示屏上，各类数据瞬间纷至沓来，分解、整合、叠加、合算，办公软件自动就将表格和数据，齐刷刷地排列出来。

粉坊42个、豆腐坊37个、纸坊19个、香坊11个、炮坊6个……1956年的一份“兴镇税务所农村副业作坊统计表”，清晰地勾勒出当时兴镇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后初步成型的“产业结构”。

兴镇，位于蒲城县西12公里处，古称旌仕坊，是古造纸术的发祥地之一。唐睿宗、唐玄宗父子去世后，均葬于蒲城。受历代祭祀文化熏染，兴镇逐步形成了以造纸业、香业、花炮业为主的手工产业链。明清以后，蒲城更是成为闻名全国的花炮之乡，民间流传“南有浏阳，北有蒲城”，处在枢纽地位的兴镇也成为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日用百货的大型小商品集散地。

位于蒲城唐睿宗桥陵（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李一搏摄

在晚清政府和国民党的统治下，兴镇及所在的蒲城地区逐渐“一贫如洗、百业凋零”。据《蒲城县志》记载，1929年9月，人祸加上天灾致使蒲城“荞麦、糜谷枯干殆尽，灾民荡析流离，已饿死两万一千余人”。至当年11月，“人畜及树木鸟兽冻死无数，大部分农民外出逃荒，生活陷入绝境。”“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当时农民不断发起‘交农’，出现商人罢市”。

“根据我们整理的税收档案，解放前夕整个蒲城县只有3家羊肉馆。对于好吃水盆羊肉的蒲城人来说，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惨淡的社会经济状况。”蒲城县老税务工作者雷晓阳介绍。如今，同一个税收“窗口”，数据则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0年，兴镇税务所税收总额达到1072.3万元，而蒲城全县的税收总额约为14亿元，登记在册的羊肉馆已超过300家。

放眼全国，1950年到1977年，我国税收规模从49亿元扩大到468亿元；1978年到2012年，这一数字从519亿元扩大到100614亿元；2020年全国税收规模达到154310亿元。

经济腾飞、时代巨变之下，一些历经千年的传统税种也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蒲城“兴镇‘税’月展览室”存有1955年的临商税票、1960年的屠宰税票、1972年面向自行车征收的车船使用牌照税票和1973年的农业税票。这五个税种先后停征，已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

这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农业税的全面取消。

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古老税种，自春秋时期鲁国实施“初税亩”起，农业税多以“田赋”形式存在。从唐朝“两税法”到明代“一条鞭法”再到清朝实施“摊丁入亩”，从“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到“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农业税一直牵动着民生苦楚，朝代兴衰。

为了彻底减轻农民负担，早在1998年9月，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就已成立；2003年10月，全国取消农业特产税；2004年7月，国务院明确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农业税免征试点，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至2005年全国累计已有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伴随中国历史2600年的“皇粮国税”，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惠及全国9亿农民。

当时，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铸造通高99厘米、重达250多千克的“告别田赋鼎”，以此宣示中国农民的喜悦与期望。“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鼎身铭文如此写道。

至此，历史彻底跳出了“历代税赋越改革，农民负担越深重”的“黄宗羲定律”，中国农民迎来了种粮不仅不纳税，还可领取粮食补助和农资综合补助的农业新时代。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31元；2021年，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蒲城是陕西产粮第一大县，被誉为“关中粮仓”（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取之于民 造福于民

1000多年前的唐天宝十三载（754年）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墙，颓毁殆尽”。住在都城长安的“诗圣”杜甫，因房屋倒塌，生活难以为继。得益于奉先（今蒲城，唐开元四年，葬睿宗于县城西北丰山，名桥陵，改蒲城县为奉先县）县令的周济，杜甫将家眷安置在如今的蒲城县杜家村。

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从长安出发，过骊山，抵蒲城探亲，到家后方知幼子已被饿死。“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前已颠沛流离多年、深感底层人民之苦的杜甫，激愤之下在蒲城的陋室中写下了诗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篇中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封建统治者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真实写照。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之后数千年的税史长卷中，底层人民积沙成塔，聚天下之财，但结果往往是百姓壶倒悬，庙堂犹歌舞，税收不仅未能造福普罗大众，反而成了统治者奢靡享乐之源。1930年，蒲城农村“大都十室九空，饥民数目成千累万”。为了让群众有饭吃，中共蒲城特支积极发动灾民，进行抗租、抗税、抗粮、抗捐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取之于民”的税收，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用之于民，造福于民”，让“人民有好日子过”，尤其在反哺农业上，税收支农惠农工作从未停止。

根据兴镇税务所保存的大量工作日志，解放后蒲城县各基层税务所都有固定的支农点，并将支农成绩作为每年工作总结的重要指标。以兴镇税务所为例，1965年该所“以党家大队为点，协助该大队搞多种经营和发展队办工、副业”，“年终帮助该大队实现工、副业产值八万元，六个小队实现工、副业产业七万元”。

助农任务分解上，当时也实行网格化管理，即每名税务员承包一个公社，并蹲点包村实施帮扶，协助社员发展生产，如“坡头公社专管员刘志明同志帮助联兴三队种植十亩烤烟，发展果园一个，并办好刷纸坊”“荆姚公社专管员王建忠同志帮助原王五队种植二十亩西瓜，十亩大葱，发展果园、粉坊、豆腐坊”等。

除了既定任务外，驻村的支农税务工作者堪称一块革命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既有“帮生产队接生牛犊子”的，也有“给社员烧火、抱娃”的。“在宝家寨六队，六十开外的贫困代表病重想吃鸡蛋、饼干。专管员自掏腰包，买了两元的鸡蛋、饼干，送给这位贫穷老汉。”“马生义同志帮助联武大队规范开展多种经营门路，并亲自到富平购买桑树苗2400株。”

栽桑养蚕、发展养猪、建设化肥厂、完善水利设施……当时支农助农工作“想农业之所想，急农业之所急”。今年85岁的李进录至今还记得他们“背水润田”的往事。1959年入秋后，蒲城县党睦乡一带遭遇大旱，入冬后旱情尤甚。李进录和群众一道，凿开河道里的冰，一块块背到附近的田里，抢救干渴许久的庄稼。

“我们背的背，抬的抬，还帮社员深翻改土，积肥送肥。”李进录至今还记得，他们下乡时，除了带收税本，还会带一个拾粪笼，“下乡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拾粪，到了生产队先把粪交上去积肥，再去查账收税，主要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

“税”月大变迁，家国换新颜。半个多世纪后，蒲城县税务局干部樊磊跟他的前辈们一样，依旧奔波在税收惠农的田间地头，不过这次的战场是脱贫攻坚。夏收时，他得保证贫困户的小麦颗粒归仓；每逢年关，他得操心村里外出务工者是否足额领到工资。自2017年至2021年上半年，作为蒲城县税务局驻椿林镇平峨村第一书记，樊磊吃住都在村里。

脱贫攻坚胜利后，樊磊的一些同事，继续奋战在乡村振兴的最前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税收改革有力支持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规模不断扩大，红利不断释放。“十三五”时期，我国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降费总规模达7.6万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冲击，在财政收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因时因势出台了7批28项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2.6万亿元，有效促进了企业减负、居民增收和就业增加。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作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授时部所在地，每天标准的“北京时间”正是从蒲城出发，不舍昼夜地走进中华大地上的千家万户。在这座五谷丰登之城，时间正在“税”事的不断变迁中，既见证着蒲城“麦更香，仓更实”的一地之新貌，也正记录着“国更强，民更富”的大国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1921—202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