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魏笑 深圳报道近日，深圳出台《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以下简称：“20+8”新政），新政重点聚焦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等20大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发展细胞与基因等8大未来产业。

针对细胞与基因产业。“20+8”新政提出，重点发展细胞技术、基因技术、细胞与基因治疗技术、生物育种技术等领域，完善细胞和基因药品审批机制、监管体系、临床试验激励机制、应用推广机制，加快建设细胞与基因产业先导区。

中山大学药学院（深圳）院长、广东省干细胞与创新药物工程技术中心主任邓文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深圳的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处于国内第二梯队。在政府的不断支持下，深圳细胞治疗产业已初具规模。但目前深圳发展细胞和基因疗法仍存在一些问题，对此，邓文斌指出，深圳应推进细胞与基因治疗技术研发，重点是基因治疗新载体的研发、工程细胞的构建、MSC和iPSC瓶颈技术的突破、细胞与基因技术工程的优化，和人工智能辅助药物设计等，完善细胞和基因药物的审批机制、监管体系、临床试验激励机制、应用促进机制，加快宝龙生物医药创新发展试验区、坪山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器建设，支持坪山、南山、福田、龙岗、光明、大鹏等片区打造产业集聚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成为产业发展新亮点。

我国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有何挑战？

在基因治疗领域，载体介导的基因疗法是目前基因治疗的主要形式，主要包括病毒载体和非病毒载体，目前基因治疗研究大多是使用腺相关病毒（AAV）进行基因递送，AAV也是公认的最有前景、最安全的基因治疗递送载体。

细胞治疗一般包含干细胞治疗和免疫细胞治疗。在干细胞治疗领域，由于干细胞能够分裂成其他细胞，因此其有希望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甚至癌症，例如间充质干细胞可以合理递送抗肿瘤药物，其还能够根据调整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成份来缓解癌病进展。

在免疫细胞治疗领域，CAR-T疗法是当前最炙手可热的领域。2021年，我国细胞治疗实现了“从0到1”的创新突破。国家药监局在2021年先后批准复星凯特的阿基仑赛注和药明巨诺的瑞基奥仑赛上市。今年2月，传奇生物靶向BCMA的CAR-T疗法西达基奥仑赛在美国获批，实现了国产创新药“出海"的又一里程碑式突破。

从全球肿瘤免疫细胞治疗的研究现状来看，中国和美国是现阶段两大最主要的研发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开展的研究数量在2021年已逐步接近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在肿瘤免疫细胞治疗产品的开发原来在2020年是以研究机构发起的研究为主，到2021年已经逐步向产业界转换。

不过，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模式，细胞与基因疗法相关产业仍存在一些挑战。例如高制造成本，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对生产环境高度敏感，工艺开发流程繁复，对储存和运输的要求也很严苛，这导致其成本不菲，限制患者可及性。

邓文斌指出，降低成本是细胞和基因治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用于细胞和基因治疗的制造方法可能与传统的批量生产有很大不同。此外，生产自体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的相关公司还需要管理复杂的供应链。“将患者的细胞从医院运送到处理设施，任何中断都可能破坏产品，因此确保用于获取起始材料的收集过程的一致性很重要。”

在监管方面，邓文斌指出，由于细胞和基因治疗仍是新兴技术，医疗机构在临床研究和应用管理上存在准入门槛低、风险控制意识薄弱等诸多问题。目前我国按照药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双轨制”对细胞治疗产品进行规范。鼓励企业主导研发的细胞制剂申报药品，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按药品进行监管。开展临床试验的企业需按照药物临床试验相关要求提交申请；以医疗机构为主导的新型生物医学技术属于第三类医学技术。管理和限制在医疗机构内开展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医疗机构及相关项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备案。

对此，原CDE生物制品临床部审评员万志红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福田生物医药创新论坛上指出，近些年国内细胞和基因治疗领域的发展虽如火如荼，但有些品种的IND申报后却并未获批临床，主要是由于药学研究不符合要求、非临床研究不完善或安全性风险较大所致。

近年来国家监管部门频频出台相关新政，以规范和促进我国细胞治疗产品的发展。不过，邓文斌也指出，目前出台的相关文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产品全生命周期覆盖面不够；二是政策文件稳定性不高。从覆盖的产业链和产品生命周期来看，更侧重于非临床研究和临床试验研究，较少涉及商业生产、产品流通和上市后监管；从政策稳定性来看，目前国内相关政策多为征求意见稿、试行等形式，文件极有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更新迭代。

“从国外经验来看，我国需要在细胞治疗领域建立从法律、法规到行业指南等不同层次的监管和政策框架，并进行分级和分类管理，以便形成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医疗技术的细胞治疗监管科学；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转化、上市申请、上市后监管等全方位、全链条的产业政策。”邓文斌称。

深圳应如何破局？

邓文斌指出，目前国内细胞和基因治疗行业的第一梯队是上海，深圳的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处于国内第二梯队。早在2017年，深圳就制定了一系列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极大地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当时，深圳的细胞治疗企业数量接近全国的三分之一。2020年3月，深圳市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深圳市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促进深圳市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若干措施》，以促进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发展。2021年11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发布《深圳经济特区细胞和基因产业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式为促进细胞和基因产业开启专项立法。

在政府的不断支持下，深圳细胞治疗产业已初具规模，细胞治疗主业企业40余家；所有三甲医院都具备治疗不同细胞类型的能力；与细胞治疗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200多项；行业吸纳高层次留学人员100余人；CDE受理的免疫细胞产品和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二。

邓文斌认为深圳发展细胞和基因治疗产业优势明显。首先，深圳率先为细胞和基因产业发展立法，同时国家印发了《生物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未来5-10年，生物医药产业有望迎来高速发展；其次，国家药监局大湾区药品审评检验中心设在深圳，有利于加快创新药和生物技术产品注册上市，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另外，深圳具备“BT+IT”融合发展的优势，有利于推动传统医药产业向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驱动的生物医药领域转型升级。

不过，目前深圳发展细胞和基因疗法仍存在几个问题，邓文斌指出，目前国内大部分免疫细胞疗法，尤其是CAR-T细胞，均以治疗为主；我国干细胞治疗产品以间充质干细胞（MSC）治疗为主，未分化发展程度较低，干细胞药物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原创基因治疗药物的数量也比较少。此外，细胞基因治疗技术的GLP实验室、中试平台、CRO/CDMO等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有待加强，细胞和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机构的临床试验能力和经验也有待提高。

那么，深圳该如何破局？邓文斌指出，一是提高细胞与基因关键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围绕共性关键技术的创新研发开展攻关，深圳需要补齐产业公共平台的短板。

二是鼓励临床研究和临床试验，帮助盘活深圳临床资源，支持企业、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合作开展细胞和基因领域的临床试验以及科研人员发起的临床研究。此前，根据国家政策，干细胞的临床研究或临床试验只能在三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进行。然而，深圳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数量远落后于北上广等城市。同时，放宽开展相关临床研究和临床试验的医疗机构考核指标，调动开展细胞基因临床研究和临床试验的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家尚未正式出台相应的药物扩大临床试验具体规定。借鉴国际经验，有必要完善相关政策以加快产业化进程。另外，可按照规定，在现有支持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的基础上，使用细胞和基因药物进行延伸性同情临床试验，进一步提高药物可及性。

三是创新生物制品批签发检测平台辅助药品生产，支持深圳药检院承担国家药检机构细胞和基因产品的质量检验检测工作，制定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组织细胞和基因产品，以及技术仲裁，并支持其申请国家生物制品批签发机构资质。鼓励引进和建设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承担细胞和基因产品的质量检验检测工作。推动建立深圳细胞基因产品检验检测平台，增强细胞基因产品检验检测能力，开展检验检测方法、质量标准、安全评价技术研究。

四是设计全方位产业发展保障，涵盖政策、资金、平台、空间等全方位产业发展保障。政策上，将细胞基因产业发展纳入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金融方面，鼓励金融机构为细胞基因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平台方面，要支持发展细胞基因产业研发和生产外包服务平台。

最后，要理顺细胞和基因领域的风险分级管理和制度，平衡行业发展与监管。总之，细胞基因产业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技术研发和政策的后续落实和完善值得业界一致关注。

“有别于传统小分子药物，细胞和基因技术可与其他颠覆性生物技术结合，其将引领生物医药行业进入一个新时代。但医药行业周期太长，行业迫切需要合作，共同构建一个生态系统，这样才能把产品做得更快更好，造福人类。”邓文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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