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4月，一只绍兴小火轮，拖着三只乌汕船，从上海黄浦江驶入江南水乡宁静的湖州城的码头。当时由于城乡之间来往的客船、货船主要靠摇橹拉纤的木船，很少见到小火轮，所以引得许多湖州人的聚观，纷纷猜测这只小火轮究竟是来装载什么货物的。不久，更令人惊奇的事发生了，从月河街陆家老宅里搬出一捆捆的古书，由装运工轮流搬来装入船中。待古书搬运完毕后，这只小火轮就直驶上海黄浦江。这些古书到达上海后，即运抵当时的新马路梅福里，由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工作人员小泽、寺田和书主人的代表陆树声（叔桐）清点了二十多天，作了交割。这是5月间的事。到了6月，这批书由日本邮船公司的汽船运到日本，藏在东京岩崎氏的公馆内，后来集中收藏日本岩崎氏所创办的私人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内。这件事当时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100年后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这就是著名的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事件。

皕宋楼藏书的文物极其珍贵

上述的这批古书，就是清末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陆心源皕宋楼藏书的珍本古籍。这里需要对陆心源及其藏书作些简介。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归安（今湖州）人。少年时即好读书，其父铭新曾希望他继承祖业经商，不从。1859年中举，后去广东、直隶、福建等地为官。在福建因与上司不合，乞假回故里，以藏书、著述为乐。所著有《仪顾堂文集》、《仪顾堂题跋》、《皕宋楼藏书志》、《宋史翼》等等。

我国素有藏书传统，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到了清末，全国有四大藏书楼之称，陆心源的皕宋楼即是其中之一（余为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最大特色是其中库藏了大量的宋元旧版书。他以“皕宋”为藏书楼名，即是中藏宋本200部的意思。他的好友俞樾在为陆心源作的墓志铭中亦称其藏有宋版书200部、元版书400部。宋版书至明末清初，已成稀世之珍。清乾隆间吴县（今属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曾收藏宋刻本百余种，名重天下，以“百宋一廛”名其藏书室，这些都说明宋版书之珍稀。及至清末，尤其是太平军进军江南，因战争毁书甚众，宋版书更为珍稀。所以陆心源搜购到宋版书一百余种，遂将故居月河街藏书楼一分为二，其一称皕宋楼，“皕”为二百之意，隐然有驾驭“百宋一廛”之义，此楼专藏宋元旧版。其二称十万卷楼，专藏明以后的秘刻及精抄本、精校本，如《明文海》、明仿宋《大戴礼》、旧题元刻《说苑》等。陆心源复又在离故居不远的私家花园潜园内，建守先阁藏书楼，以贮藏一般书籍，并向湖州学子开放。陆心源之皕宋楼列入清末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并非徒得虚名，而是名至实归的。

1894年陆心源卒，遗命诸子藏书要完整保管，不要散失。陆心源有四子三女，长子树藩，次树屏，三树声，四树彰。初始并未分家，由陆树藩主持家政。陆心源卒后的13年，即1907年就发生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陆氏藏书从湖州运往上海而后运往日本的一幕。由于事情做得比较秘密，开始外界并不怎么知情。待得消息传出，使中国藏书界、学术界极为震撼。也就在这年的6月，北京出现了一部由日本岛田翰撰写的《皕宋楼藏书源考》，据此书的刊印者武进董康在跋文中言：

今春，彦桢（按：为岛田翰之字）驰书相告，岩崎文库以日金十一万八千圆购陆氏书，有成议。余初谓陆氏为吴兴望族，刚父观察逝世未久，何致货及遗书。嗣彦桢寄示《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嘱附梓《访镣录》内，彦桢游中国，观瞿、杨、丁、陆四藏书家所记。始信其事果实。……

董康在跋文中还记下了当时学术界、藏书界对陆氏藏书“舶载以东”的强烈反映：“闻皕宋楼书既归日本，全国学子动色相告，彼此相较同异，如斯世有贾生能无痛哭！”董康在跋文中又言：“陆氏《藏书志》（按：指陆心源撰《皕宋楼藏书志》）所收，俱江浙诸名家旧本，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为太息者累月。”董康从皕宋楼藏书舶载而东，产生了一种中国古籍流散的危机感。有材料表明，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确是日人收购的下一个目标，所幸有皕宋楼的前车之鉴，丁氏藏书未售与日人，而全部售于端方创办的江南图书馆，而今安然藏在南京图书馆，不过这是后话了。

国内对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的原因莫衷一是

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出售给日本静嘉堂文库后，此事表面上的中介人岛田翰，隐瞒了他是静嘉堂文库的文库员身份，撰写了《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一文（后由董康为出单行本），其中有“颇讥嗤陆氏父子”语（见丁国钧《荷香馆琐言》），而陆树藩作为当事人亦从未对售书事作过正面的回应和说明，因而局外人论及皕宋楼藏书的出售多以为是陆树藩为代表的陆氏诸子为“不肖子孙”、“内乏书籍鉴别知识，外无固守家业之力”、“子孙无能、坐吃山空，耗竭家中财产”等等探求出售藏书的原因。

1987年，我的《浙江藏书家藏书楼》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述及皕宋楼藏书出售原因时也用了“当时陆树藩坐吃山空，对家藏图书价值又不甚了了，加以岛田翰的一再怂恿与鼓动”等加以评述，真实的原因，我确实到是真的“不甚了了”。

此书出版后不久，我收到由出版社转来的住在苏州木渎的徐桢基先生的一封来信，他自我介绍是陆心源的长房玄外孙，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受家族及其母亲的遗命，目前正在搜集和整理有关陆氏材料。自此，我们建立了20年的联系，此后书信、电话联系不断，探讨有关问题。这时我有个预感，由于陆氏后人的“发言”，犹如迷雾的皕宋楼售书问题有可能一旦廓清。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至2007年这十余年的时间里，徐桢基先生以大部分的精力，不顾年迈有病，孜孜不倦地奔波于苏沪道上，辛勤搜集资料，其间还专程来过杭州，我们相会于西湖孤山的浙图古籍部，共同阅读资料和探讨问题。徐先生在这段时间内，先后撰写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另一部是《藏书家陆心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我则撰写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及建议》，此文是参加宁波“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而作，后收入《天一阁论丛》一书（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篇文章是《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再探索》，是参加宁波天一阁主办的“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而作，后收入《中国藏书文化研究》一书（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篇是《关于皕宋楼藏书之出售原因及评价》，此文是参加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和湖州师院合办的2007年在湖州召开的“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而作。应该说明的是，由于皕宋楼在社会上的影响，湖州市党政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几年来湖州市的有关部门领导和湖州师院的领导，曾组团去日本静嘉堂文库访问，得到热情接待，并用计算机技术复制回陆氏一部分珍本古籍，日本静嘉堂文库也持积极的态度。

陆树藩出售皕宋楼藏书的原因及真相

陆树藩主持出售其父皕宋楼藏书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首先对陆树藩的生平略作简介。陆树藩（1868-1926），字纯伯，号毅轩。曾从其父心源学过书画、版本目录之学，后参加乡试，中恩科举人。1892年进京候职，得钦加侍读衔，赏戴花翎，任内阁中书本衙门撰文，后任庆典撰文、方略馆校读官。父心源殁，丁父忧回籍守制。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陆树藩为营救在京滞留的南方官员商民，发起组织救济善会，并带队赴京津等地救援，使他博得“湖州善人”、“陆氏善人”的雅号。1902年分发为江苏补用道，先后任驻江苏商议员、总办江苏商务局等职。卸任苏州候选道后，一直闲居上海，与陈庸庵、李梅庵、刘承干、沈联芳、曾熙、吴昌硕、王一亭等相往还。1911年树藩皈依佛门并剃度。1912年在苏州创办苦儿院，供贫苦儿童膳宿读书，以培育人才。所著有《吴兴词存》、《皕宋楼藏书三志》、《穰梨馆过眼三录》、《忠爱堂文集》等。

关于陆树藩出售皕宋楼藏书之原因及真相，据我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陆树藩出售皕宋楼藏书，在日本买方涉及此事的有岛田翰撰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有董康“光绪丁未六月刊于京师”的初印本）及日本静嘉堂文库平成四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图录——解题篇》。前者今有多种版本，后者徐桢基《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9—110页已有译文，不难找到，兹不赘引。

从1907年到1996年的近90年间，关于皕宋楼藏书的话题断断续续，从未止息过，但多数是局外人所言，并未能触及真正的内核，多为猜测分析之论。1996年徐桢基的《潜园遗事》出版，我认为是个突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陆氏卖方向公众公布有关材料。在此书的基础上，重新增订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藏书家陆心源》，内容更为丰富翔实，我以为对皕宋楼藏书研究将是一份重要的材料。

陆树藩经营实业失败而导致出售藏书，这是直接原因。关于陆树藩出售皕宋楼藏书，我曾探索有年。有次偶尔读到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在陆树藩条目下有如下一段话：“曾在上海经营湖丝。因亏欠巨款，将其父之藏书，尽数卖于日本岩崎。”这是个重要线索。我与桢基先生相识通信多年，由于他是陆心源的玄外孙，属陆树藩一支，遂将关于陈玉堂的陆树藩的“经商失败售书说”告诉了他，并同时告知是年10月底在宁波将举行“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我将撰文与会，并向他请教了几个问题。不久接到桢基先生的《潜园遗事》书稿中的《皕宋楼事件》校样稿和日文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新版本）中有关售书经过复印件。他在附信中说：“先生引用时请参考选用，并请注明参考将出版《潜园遗事》一书即可。”后来我撰就《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及建议》一文，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陆心源在世时，在上海曾办有缫丝厂、钱庄，在湖州亦有当铺多家。陆心源于光绪二十年（1894）逝世后，开始家产未分，后由陆树藩做主，上海缫丝厂由陆树藩经管，上海钱庄由其大弟树屏经营，当铺则由湖州管家配合二弟树声经管。……由于陆树藩其时在苏州当官，故上海陆家的瑞纶丝厂主要依靠原在当铺的管家沈联芳管理。不久，陆家遭到破产的厄运，主要是当时日本发明了人造丝，大量向东南亚倾销。江浙丝商因东南亚市场为日本人造丝所占领，故生丝丝行纷纷倒闭，陆家所经营的瑞纶缫丝厂亦在倒闭之列。由于瑞纶丝厂占用了陆家的大量资金，故陆家钱庄亦跟着破产，此点无疑对陆家在经济上是个很大的打击。陆树藩只得变卖上海的动产与不动产以偿债，但尚不敷所欠。加之，陆树藩因办庚子之难京津救济会等赈捐慈善事业赔资，负债累累，急需偿还，又兼上海、湖州两个大家庭生活所需，故出售皕宋楼藏书是势所必然的了。

我的这篇文章，比一味地斥责陆树藩为“不肖子孙”、“不能守祖业”而售书是比较客观的。应该说明的是，我在文章中所提“瑞纶缫丝厂”有误，应是“振纶洽记缫丝厂，此厂是1900年由陆树藩从瑞纶缫丝厂抽出资金，另与他人集资合办的新厂，约倒闭于1903-1904年之间。

陆树藩在“庚子之役”中救援被难同胞，而造成巨额亏空，是导致藏书出售的又一重要原因。1996年后，徐桢基先生陆续赠我所著《潜园遗事》、陆树藩著《救济日记》以及姜德明先生的《书摊寻梦》中的《劫后的津京》一文等的复印件，循此线索，我到图书馆去读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时的几个月上海《申报》，对陆树藩出售皕宋楼藏书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00年爆发的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之役，史称“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攻津京，使国家蒙耻，直接受害的则是京津的无辜平民和在两地的南方籍的官商平民。尤其是南方暂居津京的更惨。有的在联军进城前已只身或携眷南逃至河北南部及山东、江苏等地，因川资耗尽，贫病交加，滞留各地。而行动慢的，则被联军堵之于途，遭受劫掠、蹂躏、残杀。此等消息不时传向上海等地，凡有家人在津京的，无不父母倚间、妻儿烧香问卜祈求平安。其时在沪挂职户部郎中、闲居在家的陆树藩从《申报》等新闻媒体得知上述情况，殊为留京的不少旧日南方籍的同事和商民安危担忧，因而与在沪的现职官员、归里京官及沪上名人、乡绅贤达、商界友人相商，决定成立救济善会，公推陆树藩为召集人，后为董事长。以营救滞留于途和困于津京的南方籍官商平民。

陆树藩的义举，首先得到上海申报馆的有力支持，成立“申报馆协振所”，受救济善会托劝募，代收捐款。救济总会成立稍后，在盛宣怀的协调下又成立了以源通官银号严信厚（浙江慈溪人）和济善堂庞元济（浙江湖州人）为首的济急协会。双方协商作分工，以陆树藩为董事长的救济善会主要任务是去京津组织接回滞留北地的南方籍官商平民。为此在天津设立接待站收容灾民，安排由海路乘轮回上海，然后再疏散返原籍。1900年10月16日（农历八月二十三日）陆树藩同善会同仁数十人携带大批粮食、寒衣、银两北上救援灾民，于同年12月16日返沪。先后营救回在北方的南方籍官员、商人、小工五千余人，运回“庚子之役”死难人员棺木一百三十余具，次年春开冻后又由新丰轮等运回一千余人，承平轮运回棺木一百具，合计由救济善会营救南归人员六千余人及棺木二百三十余具。

陆树藩此行经过，除《申报》续有报道外，他并逐日记有日记，称《救济日记》，有“光绪庚子仲冬上海石印”本。同时有北方孙乐园编辑的《京津救济总会图说》一书专记其事。

在北京陆树藩见到李鸿章，得到清政府赞助银两千两，并获准由上海招商局再派二船来天津接运遭难官商平民。离京返津，回沪之日，登船人数有数千人，及棺木百余具。

陆树藩主持营救前后达六千余人，其中相当部分为平民百姓。在先后运回二百余棺木中有四具值得一提，颇得人心。一是聂士成棺木。聂士成（？-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1884年曾请缨去台湾，抗击外国侵略军，次年春又奉命领兵赴朝鲜抵抗日本侵略军，以军功升直隶提督。1900年八国联军犯天津，士成率兵抗击，身先士卒，身受七伤，直到腹破肠出，犹挥兵前进，战至血肉糜烂而壮烈殉国。士成之母聂太夫人及家眷亦于明春营救与柩同船回沪。另三具棺木则为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三大臣。他们三人皆因“民团不可深持，外衅不可轻启”直言进谏而触忤慈禧太后而被处死的。

以陆树藩为董事长的救济善会所做的事尚不止上述，此外还有对北方灾民发放平籴救济粮，开办医疗局，因尸体腐烂，时疫瘟病流行，组织药物，治病发药等等。这一切最后涉及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救济善会是民间临时救灾组织，李鸿章仅代表政府拨给白银两千两资助，陆树藩带队北上亦非捐款到位后再行出发，而是携带会董所捐银两及暂借垫款银成行的，此行又是步步荆棘，处处需钱。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及江浙共募得白银七八万两（未包括救济善会筹备时会董捐款数万两），而实际开支远超出捐款所得，缺口由陆树藩与会董先行垫付。1902年救济善会结束，全部账目公开，由于捐款所人不足支出，加上外地士绅先垫之银亦需由总会归还。而其时总会已解散，所欠大笔款项就落在董事长陆树藩名下，这样一来陆树藩就负债十余万两。陆树藩先是出卖家中古董以偿债，尚不足负债数。二三年后，陆家在上海振纶洽记丝厂倒闭，连带陆家所开钱庄破产。陆树藩因救济善会而负下巨额债务，是后来出售家藏图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陆树藩在办理顺直救灾中的亏欠，经济上陷入窘境，是出售藏书的又一重要原因。1900年陆树藩在办理津京救济善会后，次年又应李鸿章之命，办理顺直赈灾的慈善活动，此事后由盛宣怀支持的济急善会所接办。但是由于陆树藩的善良和缺乏原则，曾将捐款中的五六万两借与他以为“来日有作为者”（宝子常太守即其中之一），然而借款人未能及时归还，使他陷入空前的经济上的窘境。然而，这毕竟是一笔救难公款，直隶总督袁世凯“催索甚急”，为此陆树藩只能“到处腾挪”，但仍终难如数归还。在此情况下，幸陆之亲友，念其代人受累，质产为之弥补，尤其同乡世好范昌士代请“南洋巨商林君作保，向麦加利银行借得库平银万两”，言定“以一年半为期，行息六厘，扣至中国明年三月初三日为限”。在银行借款即将到期的情况下，陆树藩不得不赴京催讨前款，然仅“凑集四千余金，不敷尚巨”。但如果不能及时归还银行贷款，则“势必兴讼”、“否则洋人必控经手人及保人偿（还）”。宝子常太守亦为向陆借款人之一。而向银行还款，“今为期既迫，为事已急”，故陆写信给他“只得向阁下作将伯之呼”。请求“俯念前情，归清本利”。此信约写于1903年-1904年之间。

这样，我们可以大致排出一张时间表，陆树藩在1900年办理津京善会亏欠巨款约十万金；1901年办理顺直救灾，违反财政规定，无原则借款私人而未能收回欠款约五万金；撇下是1903年-1904年之间其所经营的振纶缫丝厂、钱庄先后倒闭破产又欠下一笔债务。要摆脱这个困境，要养活苏州、湖州家中一大帮人，我想舍售藏书而外，恐怕别无良策了。

陆树藩为保护藏书是做出极大努力的

陆心源藏书东流，之所以在中国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我认为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近代日本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尤其是1894年中日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后又爆发的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之役”，使国人的危机感进一步加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皕宋楼藏书东流引起学界、藏书界的强烈震撼是可以理解的，并将皕宋楼藏书东流日本上升到传统文化流失的危机感，故而提出“保存国粹，匹夫有责”的口号。在此情况下，国人对陆树藩的售书于日本人行为表示不满，有所斥责也是可以理解的。

皕宋楼藏书售于日本静嘉堂文库已经100周年了。我们平心静气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以为陆树藩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责任外，在某种程度上，这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分不开的。当时清政府没有制定法令和规定，以保护中国历史文化遗产。1900年敦煌千佛洞佛龛倒塌，王道士修洞时发现洞中藏有两晋以来至宋初大批写本书、艺术品，估计不下2，5万多卷，包括儒家经典、史籍、经卷、契据等，是研究我国中古史、文学、文字学等方面无比珍贵的资料。对此清政府置之不理，任凭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各择其精者3000余卷盗骗捆载而去。至于皕宋楼藏书，张元济在《致缪荃孙书》中曾经谈到：“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间，皕宋楼书尚未售与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竞不见用。今且悔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故而我以为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难辞其咎。

皕宋楼藏书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说到底是一种民间的商业行为。在历史上中日两国民间通过商业贸易购买中国古籍以及藏书是一种正常的商业活动，并不鲜见。同时应该充分肯定的是，皕宋楼藏书自归静嘉堂后，得到妥善保护，近代以张元济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人还从静嘉堂文库读书、拍摄皕宋楼旧藏，中日恢复邦交以后，中国学者去静嘉堂文库访书的更多，均得到文库的热情接待和帮助。

1899年前，陆树藩已深感靠家族之力完整地保护陆心源藏书已有困难，故曾致函上海工部局：“拟将家藏书籍数十万卷作为公家之物，并创建藏书楼及格物工艺院，恳请贵局拨定公地，一面筹款建屋以垂久远。”这一建议，得到上海工部局的积极回应，并派李提摩太与陆树藩同到湖州实地查看藏书。在赴湖的船中，李提摩太告知英国有善士衡白来君有意助成其事，即是双方各出资5万元，合10万元以作建藏书楼之资。尽管陆氏诸弟对此尚有不同看法，但陆树藩还是说服诸弟，在致工部局信中表示已允五万元建屋之资“断不爽约”，唯提出数条要求，最主要有四条，一是“书楼须以先君陆心源之讳命名，以垂不朽”；二是“将来有何变迁，工部局竭力保护（藏书楼）”；三是藏书楼在租界建成后“由工部局董事通知各国政府永远共同保护，并请英美国家颁给宝星以示荣幸”；四是“建造藏书楼应由陆氏经理，将来永远归陆氏派人照料”。

上海工部局接信后，于是年八月一日有《回议三条》作为答复：“一、书楼以令先君之讳命名”；“二、该书楼应由工部局永远请陆氏中一人会董其事”；“三、书楼一俟情合款成，当由敝局董等筹建陆氏藏书楼，由工部局竭力保护，妥为安置。”

但次年爆发了八国联军进攻京津的“庚子之役”，陆树藩忙于救灾，此事就不了了之。

端方和盛宣怀都是清末的大臣和收藏家。端方曾官两江总督，喜收藏金石碑版；盛宣怀（1844-1916）曾官工部左侍郎，喜收藏古今书画。陆树藩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听过他们“宏言伟论”，他在《上端午帅》书中说：“职道前闻伟论，以所藏金石急切难觅传人，亦具嘉惠后学之念”；他在信中告诉端方，盛宣怀曾“深许此举，并拟以所藏古今字画同归与公”。

陆树藩积极建议：“西律栽，建筑书楼之地，无论某国与某国开衅，局内局外之国均有保护之责。内地愚民宵小动辄仇教，兼与学堂为难，焚掠时有所闻，百密不容一疏。故以建于上海为最宜。”（《陆纯伯文稿·上端午帅》此议虽好，但最终未得到端方和盛宣怀的积极回应，自然只能不了了之。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不带偏见的话，陆树藩为保护藏书是做出了极大努力的。

1911年陆树藩在家剃度，并有诗云：“遁入空门百感萦，无端风鹤日频惊。匡时未遂平生志，薄宦空留两袖清。尘世谜团谁解得。皈依佛法我先行。从今不管兴亡事，漫成新诗刻烛成。”他又有《自题小像》诗云：“佞佛不持斋，何必守三戒。世态本炎凉，人情尤险恶。穰富以济贫，此心无愧怍。魂魄若返真，坦然对天日。”对于这样一位有“湖州善人”、“陆氏善人”之称的陆树藩，是不该向他的头上泼脏水的了。

本文原题为《皕宋楼藏书秘密流入日本真相》，文 / 顾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