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报记者 韩祖亦

“今年我30岁。昨天，在犹豫纠结了一个月后，正式开始办理辞职手续。”曾为某国有银行济南一支行客户经理的杨钦，将这作为其职业生涯的分界线，“30岁，重新开始还不晚。”而杨钦并不是其所在部门近年来首个“出走”的员工，更不要说拥有逾200名员工的整个支行。

今年34岁的杜旭，2年前便从另一家国有银行辞去了与杨钦相同的职位，入职一家基金公司。“也很累，加班时间不亚于银行，虽然稳定感不足，但相比而言性价比更高，职务升迁也更灵活。”

4日，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公开表示，当前中国银行业已经进入转型期，“所谓的‘转型期’就是银行业过去那种好日子过去了，紧日子已经来临，或者正在来临。”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不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及城商行，员工离职的情况均不鲜见。

截至目前，A股中25只银行股披露的员工总数，也为这一现状提供了一定佐证：根据2016年年报，25家上市银行的员工总数为222.01万人。然而到2017年中报，这一数字降至218.50万人。半年内，人数减少了3.51万人。

多的时候四五千，少的时候两三千

4日，经济导报记者见到杨钦时，他正在其位于济南市历下区的原单位办公室整理自己的相关物品，为下一段职业“生涯”——入职一家大型国企财务部门做准备。

杨钦25岁时留学回国。彼时，银行业经营顺风顺水，在公众眼中亦是个“只进不出”的好去处———收入高、福利好、旱涝保收。想以“正式职工”的身份入职国有银行，并不容易。

杨钦通过了笔试、面试等层层考核，还动用了家庭人脉，最终进入了某国有银行济南一支行工作。“这在家人和朋友眼中，是非常好的工作，我当时也很满意，准备大干一场。”

和几乎所有的“小年轻”一样，杨钦入职后，第一个岗位便是银行柜员。“这个岗位，需要办理的业务种类多而且杂。那么多客户在排队等待，客户也常有不理解需要解释的地方，压力真的很大，连厕所都不敢轻易去，上班时间完全是‘连轴转’，生怕有客户投诉。由于长时间‘坐柜台’，那段时间，我的颈椎、腰椎都出了毛病。”

更让杨钦觉得困扰的是，银行的营业时间是9点上班、17点下班，但柜员早上8点20分就得到单位，下班时间更是常在晚上8点之后。“停止营业后，柜员还要进行对账等后续工作，哪怕有几元钱对不起来，也要重新一笔笔核对。培训、会议等需要大量时间的事务，更是不可能在营业时间进行，所以都安排到了工作日的晚上或休息日。”

在负责柜员工作的2年间，杨钦将其形容为“没白天没黑夜，没工作日没休息日”。

“但那几年，银行的效益比较可观，每月基本工资加上绩效奖金，能让我觉得每天多工作的那三四个小时以及占用的双休日时间，没有白干。虽然累，压力又大，但心理上还是平衡的。”然而，在顺利由“柜员”提升为“客户经理”后，杨钦却渐渐开始不平衡了。

据其介绍，他所在银行的员工工资，由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等3部分构成。其中，基本工资主要与工作年限和职称挂钩，岗位工资与行政级别和具体岗位相关，而绩效工资需要考核多达三四十项指标的完成情况，根据每一项的具体权重打出总分，以此核算金额。

“国有银行的基本工资一般都很低，客户经理只是普通员工，岗位工资也仅比柜员高一点。在银行‘日子好过’的时候，绩效工资会成为我们工资收入中的‘大头’，这也极大激发了营销存款、信用卡的积极性。”然而，在杨钦成为客户经理后，银行面临的来自各类金融机构的挑战日益激烈，昔日风光不再。“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考核标准逐年提高，营销存款难上加难，更别说那么多的分项指标。而这也直接影响了得分和绩效，最终反映到收入上。这种情况，从去年以来尤为明显。”

种种因素下，今年以来，杨钦的月收入多的时候四五千，少的时候两三千。“家人都不能理解，也常常争吵。他们觉得我天天早出晚归，周末至少要加班一天，完全顾不上家人和孩子，却只能拿这样的工资。其实，我们支行已经算是经营业绩名列前茅的了，那些业绩不如我们的支行，和我职位相同的员工，拿的更少。”据杨钦了解，其所在国有银行位于山东一些地市的分支行，因不良率等原因，需要“倒扣”相关人员工资，月收入仅千元的状况并不鲜见。

除工资收入外，此前，国有银行职员在公积金缴存、各项补贴、年终奖等方面的福利令人艳羡。但近两年，随着业绩下滑，国有银行各种奖金福利也相应减少。“比如各项补贴，相较此前几乎‘腰斩’，年终奖更是大幅下滑。”

这些，成为了促使杨钦作出离职决定的最重要因素。

晋升空间狭窄成困扰

不同的人离开的主要理由，不尽相同。

发展空间狭窄，晋升困难，这是在收入尚可时，毅然“跳槽”的杜旭作出离开决定的重要原因。

毕业后进入一家国有银行济南一支行工作的杜旭，赶上了“好时候”。虽然工作时间长，压力大，但在其离开以前，工资收入在同学朋友中算是中上等。“买房、买车、结婚、生子，人生的许多大事，均在这一阶段不至于过于狼狈地完成。”

然而，做了3年柜员、3年客户经理后，决定职业发展趋向的竞聘，却成为杜旭最大的困扰。

“我们支行员工队伍庞大，但中层岗位占比仅逾一成。而且，此前多年，银行业务扩张，招聘了不少新员工。因此在每一次竞聘时，竞争都非常激烈。几十个普通员工竞争两三个中层岗位的状况常常出现。有时候，除工作成绩之外，还需要其他的一些资源。”虽然已离开数年，但曾竞聘失败过多次的杜旭，提及此依旧连连叹息。之所以执着，除追求上进之外，也因其与岗位工资、各项补贴、年终奖等直接挂钩。

“各项加起来，一年的收入差距，达数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在杜旭看来，国有银行既有像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些特点，又要按照企业模式运作。由于国有银行的多身份性质，导致其晋升机制要受多种规则影响。“即便晋升为中层管理人员，进一步的发展也是长路漫漫，竞争非常激烈。”

基于此，在又一次的竞聘失利后，杜旭毅然离开，入职一家大型基金公司驻山东总公司。“短短两年，职务便有了提升，一切凭业绩说话，晋升机会明显增多。”

“这些年，从国有银行离职，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日益普遍。”杜旭说。

原银行职工，去了哪儿

杨钦、杜旭的出走，并非个例。

经济导报记者对比银行股2016年年报及2017年中报数据发现，截至2016年12月31日，4家国有银行员工总数为162.98万人。然而，至今年6月30日，这一人数降至160.41万元。半年内减少2.58万人。

浦发银行（600000）、华夏银行（600015）、民生银行（600016）等9家上市股份制银行，员工总数由2016年底的50.73万人，降至49.72万人，减少1.01万人。其中，平安银行（000001）的员工总数在2016年年报中为3.69万人，今年中报却降至3.17万人，减少5164人，降幅达14%。

那么，那些选择“出走”的原银行职工，又去了哪里？

“前些年，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特别青睐从国有银行‘挖人’。职位可以晋升，薪酬更是大幅提高，当时有不少国有银行的同事跳槽。”现为某股份制银行济南分行信贷审批部门中层的薛浅，便在4年前离开了某大型国有银行的济南市一支行，从前台营销岗转入后台审批岗。

“压力立刻卸下来了，没有了营销岗的各种任务指标，年收入还翻了一番。”虽然感觉国有银行更有保障，但薛浅并不后悔这一决定。在薛浅看来，国有银行业务流程规范，风控也更为严格，其员工专业素质较高，这是股份制银行在招揽人才时所看重的。

但近年来，股份制银行从国有银行“挖人”的积极性也开始下滑。因此，除银行同业间人员流动外，券商、PE、投行、信托、公募基金、互联网金融公司、财富管理公司、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都成了离职银行员工的新去处。

不光普通员工，银行高层也在引领这一“潮流”。此前，兴业银行原行长李仁杰出任陆金所董事长；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出任乐视高级副总裁；华夏银行原副行长黄金老出任苏宁云商副总裁。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将发展空间归结为新兴金融机构相对于传统银行的比较优势，他认为，传统的银行业是以存贷为主要业务的，利率市场化后竞争压力就越来越大，收入增长不那么容易了。加之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自由度相对大一些，同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提供的股权、期权等各种薪酬以外的条件，也更具吸引力。

（编辑：曲波 陈德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