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走上街头当天，涿鹿县委、县政府叫停了被戏称为“三姨太”的“三疑三探”教育改革。而在接下来的一场会议上，这位20年前“带着一卷行李和一本《红楼梦》，从渤海之滨只身来到燕山脚下”的官员，宣布了自己的辞职决定，并且即兴发表演讲：

“满堂灌、题海战术以及对孩子们野蛮地张榜公布成绩等，在我郝金伦看来都是误人子弟……我不去领导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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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涿鹿中学“三疑三探”示范课。 图据河北涿鹿中学官网

一场被叫停的教学改革，把冀北山城涿鹿拉入了舆论中心。

“为使几万学子不用背井离乡就能获得优质的教育。”主政者——前涿鹿教科局长郝金伦改革之心拳拳。“我们的孩子不当试验品。”而家长爱子之心切切。

当地官员评论说，“这场改革的推动者和反对者，谁都没有坏心思。” 可是，“没有坏心”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呢？

河北涿鹿县教育和科技局局长郝金伦一段辞职演说，日前在网上引发热议。

辞职源于他力推“三疑三探”教育改革被叫停。

因为家长们担心孩子成绩受影响，这项改革自推行起就风波不断：两年里遭遇两次大的反对浪潮，以及一次群体性事件。

7月5日，家长走上街头当天，涿鹿县委、县政府叫停了“三疑三探”改革。

所谓“三疑三探”，是指将课堂教学分解为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的教学方法。

一周之后，7月11日上午，涿鹿教科局通知股级以上干部及各中小学校长开会。这个会议未安排主题。令与会者意外的是，局长郝金伦在会上宣布，他已向县委县政府提出辞去涿鹿县教科局局长、党委书记职务。

随即，郝金伦即兴发表演讲：“满堂灌、题海战术以及对孩子们野蛮地张榜公布成绩等，在我郝金伦看来都是误人子弟……我不去领导这项工作。”

郝金伦的辞职，如同他推行的改革一样，突然而急促。

▲2015年5月，郝金伦（中）到涿鹿中学视察“三疑三探”课堂。资料图片

辞职

涿鹿政界对郝金伦辞职，多解读为“一腔热血不被理解”。“一腔热血”，指其力推教学改革；“不被理解”指贯穿改革全过程的议论与反弹

“前两天，我在三楼看到上街的家长如此激动，声嘶力竭。我想：我所为何来？”

这是7月11日，郝金伦辞职演讲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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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涿鹿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一是全面停止“三疑三探”模式教学改革。二是县委成立专门工作组深入到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给予研究解决。

涿鹿县教科局一干部透露，改革被叫停后，郝金伦如常到单位上班，只是情绪低沉了很多。

自2013年8月从乡镇书记调任教科局，郝金伦在局长岗位上，即将满3年。

辞职后，新的局长很快到任，郝金伦称，“还没有下一步的打算”。他以“不好再多说什么”为由，婉拒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他回复的短信“请老弟多理解”，后面跟了四个感叹号。

如果不是那篇广为流传的辞职演说，一个科级干部辞职带来的震动，只会局限在涿鹿县。

“自古多情伤离别，又那堪万千学子遭此意外！本人书剑飘零，正所谓英雄气短，长歌当哭。”

这位20年前“带着一卷行李和一本《红楼梦》，从渤海之滨只身来到燕山脚下”的官员，辞职演说中引用、化用了大量的古诗词，来抒发自己愤懑和不甘。

“辞职后，他已经离开涿鹿了。”涿鹿一位副科级干部说，“他可能感觉受到了背叛。”

“这样大张旗鼓的辞职，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上述副科级干部表示。涿鹿政界对郝金伦的辞职，多解读为，“一腔热血不被理解”后的“负气”之举。

“一腔热血”，指郝金伦力推“三疑三探”教学改革，是为了增强涿鹿的教育水平；“不被理解”指贯穿改革全过程的议论与反弹。

尽管辞职，郝金伦仍然为他力推的改革呐喊：“试看20年后的教育界，自主、合作、探究课堂必将大行其道。”

不仅是郝金伦，在当地许多教育界人士眼中，“三疑三探”确实符合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一名中学教师说，“西峡的成绩说明，三疑三探确实是有效果的。”

“西峡一高今年一本人数是八百六十多人，几乎没有补习生，没有外县的学生，还有8个清华北大。”这是郝金伦辞职时所说的话。“三疑三探”模式发源地河南省西峡县的成绩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和憧憬。

但教育改革从来都是敏感地带。“三疑三探”发明者、西峡一高原校长杨文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了教改的三大阻力：校长、教师和家长。

“一方面是校长压力大。试想，如果升学率下滑，校长很可能会前功尽弃甚至身败名裂；另一方面是教师，有的讲了大半辈子，现在让学生讲，老师们认为这是在白白浪费时间；还有家长和学生都不愿意把自己当试验品。”杨文普说。

▲2015年5月，涿鹿中学“三疑三探”课堂。 图据河北涿鹿中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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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改革的节奏并没有按照预先计划的来。教科局对没有改革的学校提出的“可以改”要求，很快变成了“必须改”

“停了挺好，三疑三探就是老师不上课，让学生自己学。这种方式可能并不适合我家这种成绩不是很好的学生。”7月21日傍晚，杨娟（化名）刚刚从补习班接回孩子。

她的孩子就读于涿鹿县初级中学。“孩子分成一堆一堆，教室里乱糟糟的，我家孩子本来就贪玩，根本学不到东西。”杨娟向记者讲述了她眼里的“三疑三探”。

这一方法并非涿鹿县原创。

2003年，原任河南西峡县教研室主任的杨文普带领全县教研人员及部分中小学校，探索了“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杨文普2009年任西峡一高校长，在推广“三疑三探”教学方法后，西峡一高连续两年本科上线率达到95%，重点大学录取率达到30%。

这样的成绩，让“三疑三探”在全国教育界引起轰动。公开资料显示，除涿鹿外，四川省攀枝花市、北京市平谷区、河南省南召县、山东省滨州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等多地都组织过教师，到西峡学习“三疑三探”教学模式。

2014年4月7日至11日，郝金伦亲自带队，涿鹿县教科局一行28人到河南省西峡县学习“三疑三探”。

2014年5月，涿鹿第一批“三疑三探”实验班建成。2014年5月22日，涿鹿县教科局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标志着涿鹿县新一轮教学改革正式开始。

熟悉郝金伦的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郝金伦的女儿原来在河北省正定县一中读书，在涿鹿县开始推动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后，郝金伦将女儿转回了涿鹿。

事实上，引发争议的“三疑三探”只是这一轮教改中的一项。根据涿鹿县官方文件，涿鹿县还引进了思维可视化、学习力、学习方法、深本数学、元认知等其他5项教学技术。

“其实按照文件，我们是打算慢慢推进的，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先在几个学校、几个年级、几个班试点。有了对比、说服力，再逐步铺开。”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介绍。

然而，改革的节奏并没有按照预先计划的来。2014年秋季学期，教科局对原来没有改革的学校、年级提出的“可以改”要求，很快变成了“必须改”。

到了2015年春季开学，涿鹿县中小学已全部实施“三疑三探”。

“力度越来越大，后来就失控了。”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告诉新京报记者。

强推

涿鹿县在全县所有中小学教室安装监控探头，信号直连教科局。通过探头监视老师的课堂，如果发现没有按照三疑三探讲课，就会公开批评

“体育课也必须三疑三探，让学生们先讨论、质疑为什么这个动作要这样做。” 涿鹿县一名初中校长说，所有课程要完全按照三疑三探模式来，老师不能自己发挥。

对于突如其来的改革，老师们却用自己方式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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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中学语文教师李丽（化名）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使用三疑三探，教学效率太低，教学时间不够用，需要跳着上课，有些课文就没时间上了。

教学中她发现，三疑三探在讲评练习时比较有作用，但在文言文等方面则效果不好。

“我在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不用，毕竟我是高中老师，要为学生的前途未来负责。”李丽说。

按照涿鹿县推广“三疑三探”的要求，王丽的做法是违规的。但涿鹿中学也默许王丽这样的做法。

王丽的做法并非个例。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一名涿鹿县的初中历史教师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完全严格落实“三疑三探”，“学生成绩下滑了怎么办。”

也许郝金伦发现了改革落实的问题。2015年冬天，涿鹿县开始在全县所有中小学教室安装监控探头，信号直连教科局。

“县教科局会通过探头监视老师的课堂，如果发现老师没有按照三疑三探讲课，在开会时就会公开批评我们。”涿鹿县大堡中学一位校领导说。

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承认，给教室安装摄像头，“是为了推进三疑三探。”

教科局对校长的压力，最终传导到一线教学。不止一位教师告诉新京报记者，经常有校领导在上课时间站在后门向教室里张望，“很不自在。”

“为什么不能让学校自主决定如何教学？”涿鹿一位中学的副校长对新京报记者说，“我认为教科局直接管到教室的做法，很不妥当。这不是改革，是后退。”

2015年底，涿鹿县教科局班子成员召开民主生活会。会上7名班子成员，有4人对郝金伦提出了批评。“主要就是批评他性子太急，太想出成绩。他在会上也表示接受。”该局一副局长说。

“经过两年的试验，涿鹿一中一本上线翻一番，此前每年30到40人，2016年是94人。”对于三疑三探改革成效，郝金伦曾对媒体这么评价。

但有人对他的说法表示质疑。

“与其说是三疑三探提高了升学率，还不如说是生源逐渐变好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涿鹿教育界人士表示，教改只进行两年，而且高三并不实施三疑三探改革。

这位人士解释，前些年，涿鹿县一本上线人数不高，是因为成绩最好50名初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去衡水中学等外地“超级中学”就读。这两年，教科局和一些高中花大力气把好生源留了下来。

“有学生想去外地读书，郝局长也会亲自劝说。”上述教育界人士表示，为了留下优质生源，涿鹿教育系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涿鹿中学前任校长彭广森，专门在学校设立了初中部，就是为了把好苗子留下来。

反弹

一位参加交流会的家长说，参会的家长们质疑他为什么要拿孩子做试验？减少作业与考试，孩子的成绩如何保证？最后，7月4日，家长群起上街抗议，彻底将涿鹿县“三疑三探”教改停止

在“三疑三探”火速推广的过程中，质疑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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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教学方法中，考试与作业变少，课堂变得活跃，一些家长开始担忧孩子成绩受影响。

家长们私下的议论慢慢变得公开。百度“涿鹿”贴吧成为家长的主要发声渠道。2015年6、7月份，质疑“三姨太”的帖子在涿鹿吧集中涌现。

“三姨太”是家长们给“三疑三探”模式起的外号。

在质疑者中，以网民“江湖郎中金猴”最为活跃。2015年6月6日，江湖郎中金猴发表帖子《三疑三探，教学创新还是误人子弟？》，引起一波网民的讨论。

帖子质疑，这样涉及全县的教改是否应该进行家长听证？减少考试与排名，如何掌握学生的成绩？学生真实反映是什么？

帖子建议，应该让教师自主选择教学方式，最后通过学生的成绩对比，来比较不同教学方式间的优劣。

网上的讨论也引起教科局的注意，并发帖回应。

2015年6月19日，涿鹿县教科局发帖称，任何不理解“三疑三探”者，只要提前预约，可以到任何一间学校的教室进行旁听。在帖子的最后，教科局称：“江湖郎中金猴若对西峡教学成绩及三疑三探教学效果存疑，可亲自去西峡考察，我局将为你报销往返车票并给予误工补贴。”

6月25日，涿鹿县教科局在涿鹿希望中学安排社会公开课，邀请家长进行旁听。

但以上举措并没有打消家长们的疑虑。

7月15日，郝金伦在涿鹿县实验小学操场，举办了2000人的交流会，向家长宣传“三疑三探”。

“家长们跟郝金伦展开了辩论，气氛非常不友好。”一位参加交流会的家长说，郝金伦原本打算向家长们介绍三疑三探的优点。但是在讲的过程中，不断有家长站起来打断，向郝金伦质问。

“质疑他为什么要拿我们的孩子做试验。减少作业与考试，孩子的成绩如何保证等。”参会的家长说，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交流会持续一个多小时就不欢而散。

这次交流会后，郝金伦选择了妥协。7月31日，涿鹿县实验小学的家长陆续收到学校发来的短信：“为充分尊重广大家长和学生的意愿……恢复原有课堂教学模式。”

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教科局决定，涿鹿县实验小学和涿鹿县初级中学，停止实施“三疑三探”。但对其他学校，还要求必须按照“疑探”模式教学。

尽管郝金伦做了妥协，但家长们的情绪仍未平息。今年7月4日，家长要上街的消息已经在涿鹿县传开。

涿鹿县教科局当天紧急出台一份文件。在这份名为《涿鹿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致广大家长一封信》的文件中，涿鹿县教科局承诺：“从下学期开始，教科局将给部分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各学校自主选择、确定何种教学模式，教科局不干涉。家长可自由选择教学模式。”

但一切都太迟了。第二天的群体性事件，彻底将涿鹿县“三疑三探”改革停止。

反思

“我们进行了反思，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还是工作方式方法上太急躁了。”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说，“必须要承认，教育是有规律的。”

其实，涿鹿县有自己原创的教育模式。

2008年，涿鹿中学陷入发展瓶颈：骨干教师流失，生源质量逐年下降，高考成绩平平。根据涿鹿中学文件记载，当时课堂普遍死气沉沉，学习效率低下。

当年，彭广森就任涿鹿中学校长。2009年，彭广森带领一批教师先后去了杜郎口中学、昌乐二中等20多所全国课改名校学习经验。

“当年涿鹿中学决定以昌乐二中为样板，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分阶段推行高效课堂。”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说。

2001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要逐步改变基础教育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倡导让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自主、合作、探究”也成为十多年来我国各地实施教学模式改革的指导思想。

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表示，涿鹿县一直根据上级精神实施教学改革。

上次改革从借鉴昌乐二中的“271模式”开始，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教学模式：三环五步循环大课堂。

这一模式的主要特色是强调导学案和建立学习小组，导学案用来设立目标，学习小组用来合作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教改和“三疑三探”十分相似，都突出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这一改革从酝酿到成熟历时五年。2013年高考，涿鹿中学一本、二本上线人数比2009年翻了三番。

但涿鹿县开始推广“三疑三探”模式后，上述涿鹿原创的教学模式变得鲜有人提及。“我想不通，我们明明有自己的成熟教育模式，为什么要生搬硬套别人的模式。”一名涿鹿县中学教师说。

郝金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力推三疑三探改革的理由。

他说，教育部提出来的自主、合作和探究，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实践，在全国上百种教改模式中，自主、合作、探究这六个字贯穿始终，与过去“孩子们张着嘴等着灌”大不相同。

郝金伦否认“三疑三探不能提分”的说法。他认为，本质上，三疑三探仍然是兼容了应试教育的教学方法，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探出一条新路。

实际上，郝金伦十分喜欢引进外地的优秀教育方法。

张同鉴，“学习流程”教育方法发明人，他与郝金伦曾有过交往。

“去年初的一天，他晚上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花了一天时间读完了我写的书，要求立刻见我。”张同鉴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电话里对郝金伦说，自己在江苏连云港居住，“他说只要我答应给涿鹿的学生讲‘学习流程’，他可以连夜开车到江苏来见我。”

张同鉴说，自己抵达涿鹿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但郝金伦立即临时通知了全县的校长开会，要求他介绍“学习流程”。“郝金伦局长的做事风格用雷厉风行来说明是恰当的。”

张同鉴说，郝金伦告诉他，他自己一年要读50多本教育方面的专业书籍，“能感觉他读得非常用心。他对教育是有想法的，也想干一番事业。”

“我在涿鹿和老师以及碰到的教育专家聊天后得知，涿鹿县实际引进的教育技术，不止六项，而是十项左右。”张同鉴说。

“引进的东西太多了，老师怎么可能消化？”涿鹿中学的一名教师告诉新京报记者，老师的负担和压力太大。

“主要原因就是工作推进得太快了。”逐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这样解释改革失败的原因。

“我们进行了反思，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还是工作方式方法上太急躁了。”涿鹿县教科局副局长许世民说，“必须要承认，教育是有规律的。”

“三疑三探”停了，以后怎么办？“停的只是这一项，我们还有其他的改革。改革是永不过时的主旋律。涿鹿县的教改不会停止。”许世民说。

新京报记者 韩雪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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