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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东三环向东南方向驱车几十公里，一座体量巨大的仿古建筑在地平线升腾起来，那里便是“天下第一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以巨大和空旷而著名，一度能让外界对此有所关注的，便是昔日的北京国安足球队的训练基地，设在这里。
时常，会有一个穿着便装的男人，在众人陪同之下，远远看着这支足球队进行训练。他是王军，开国元勋王震的之子，中信历史上最重要的掌门人之一。陪在他身边的通常是李士林，他说着标准的北京话，时而会穿着一双布鞋。
李士林是北京国安队的“老板”，而王军，是李士林的“老板”。搜索记忆，存于我脑海中的关于王军的第一个画面，似乎来自于央视昔日的王牌节目《足球之夜》。那时，巴塞罗那队访华，足球之夜播发的一则新闻这样写道：
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接见”了巴塞罗那俱乐部代表。
是的，“接见”，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今天，传来了王军去世的消息，距离那一期《足球之夜》，已经过去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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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不苟言笑，留着平头，后来年纪渐长，头发变得花白，却仍然茂密，他保持着这个发型。王军说话，一般都是短句，不习惯铺垫，陈述句居多，没有太多的语气助词。这种语态，通常会打消他人与他争辩的念头。他很少身着成套西装，甚至，从来不打领带。
与一贯谦和示人的中信创始人荣毅仁不同，王军符合一切关于“铁腕”人物的预想。这或许与他出身行伍有关。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五系的毕业生，学的是导弹专业。毕业之后，去了武昌造船厂任军代表。在那里，他与华罗庚相识，由此一同往返于中国南北的各家企业，推广华氏的优选法。身为当代著名数学家的华罗庚曾对身边人说，王军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令他敬佩。
1979年，王军38岁。那一年，中信正在筹备当中。创始人荣毅仁决定要启用一批被后来称为“60、70部队”的“人才”。王军便在这个范围当中。同在这个范围中的，还有时年37岁的叶选基，他曾经担任中国驻西班牙使馆武官。
那时候，王军的名字并不显眼。比如，在一串如今看来十分显赫的名单中，还包括经叔平。那一年，他已经61岁，他是荣毅仁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其时，他是全国工商联的副秘书长。十几年后，他会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创始人。
那时的王军，是中信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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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有一个很长的英文名字，全称是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 Investment Corporation。荣毅仁觉得太长，干脆把首字母拼在一起，形成了“CITIC”。荣毅仁还自己设计了中信的LOGO，这位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选择了抽象的，两扇已经打开的大门。
至今，这个LOGO仍被中信沿用，不曾更改。1979年，一位美国商人、荣毅仁的挚友看到这个LOGO之时，便问荣毅仁，“两扇大门，左右敞开，是表示开放政策吧”。
如果说荣毅仁、经叔平等是当时中信的顶层设计者，王军和中信的其他年轻人，便是执行者的角色。设立中信，议定由财政部出资。不过，在中信草创的那一年，财政部的资金很长时间没有拨付到位，而王军这样的“年轻人”，早已迫不及待。
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自己拿出了1000元人民币，交给王军，让他去采办购置信纸、信封、电话等办公用品。
那时的中信，甚至还没有公章。《荣毅仁》一书中，曾记录了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场景：“他们从中国银行借出盖有天安门图章的文件来复印，刻好图章，才拿到开办费”。那笔开办费，还是财政部预借的，50万元，在当时，已是一笔巨款。
荣夫人对王军已经很熟悉了，因为王军就是那个因为要处理工作，而带头睡在地上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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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的睡眠好，入睡快，在中信当时是很出名的。他自己都承认，“倒头便睡”，“有时候5分钟就能睡着”。长辈们有时候会说，这很像他的父亲。行军打仗之时，睡觉的机会无比宝贵，很多解放军战士练就了跑步也能睡觉的本领。这并非传说。
还有人用八个字形容王军，“刚毅深沉，威而不猛”。他喜欢体育运动，从小学就是这样，中学更是如此，各种科目、各级校队留有他的名字和成绩。他特别喜欢对抗性的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撞不到一起的运动，我都不参加”。
足球就是他钟爱的运动之一，这也为后来，中信接手创办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打下了伏笔。“国安”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但是，到1993年，王军发现自己睡不着觉了。那一年，他已不再是中信的“年轻人”， 而是中信的总经理。自那以后，他开始了另一种对抗：与时刻变化的市场环境对抗，与中信内部陋习惰性对抗。
1993年3月，荣毅仁向王军交出了中信的权杖。在交接会上，王军的话语带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荣老板在的时候建立了中信的良好信誉，我们只有克服困难，再接再厉。”
中信的历史，进入了“王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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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信的大体系中，论名气，一度最高的其实是李士林，因为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北京国安队的“老板”。在“工体不败”的年代，阿森纳、AC米兰等国际劲旅都败走工体，北京国安自此高光，李士林也成为中信体系内，被公众认识最多的人。
多年之后，当罗宁等“后辈”们以罢赛的方式发起中国职业足球的G7革命，甚至要与中国足协决裂之时，还是李士林发话，让国安与足协和解。而有更多的说法是，真正说出这句话的，是李士林的老板王军。
1993年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尚在筹备之中，王军和李士林更多的对话，着实是中信的经营。后来，李士林曾回忆，在一个活动上，王军和他说，要准备1500万现金，李士林以为“老板”要上什么项目，哪知得到的答案居然是三个字：“发工资”。李士林大为惊讶：难道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由于中信的特殊性，王军接过权杖时的中信，资产报表很是漂亮，但流动资金却十分匮乏。他曾向下属要来一份中信在国内投资项目的报告，看完之后，他骂了一句“国骂”：妈的，1000多个项目没几个好的。
于是，在中信系统更大的范围内，王军的“铁腕”初露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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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后中信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研讨会，在王军的力推之下召开。开会之前，中信的很多人仍把这次会议看做“务虚居多”。但是，王军在开场发言就把这种想法“粉碎”了，他说，“不要装模作样，扭扭捏捏，要就要刺刀见红”。
在整个会议上，中信的成绩没有被提及，甚至一次都没有。在这个会议上一些发言者的名字，将在多年以后变得声名鹊起。比如秦晓，他在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司对借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高负债比的资本结构长期不能得到改善，中信发展就存在巨大的隐患。
那时的秦晓，是中信公司的副总。多年以后，他将成为另一个重要国企——招商局的掌门人。后来，他还成为全国政协经济界的委员。
在那一届的政协委员经济界中，还有王军，不过，他很少发言，甚至来到分组讨论现场的时候，也不是太多。
在这个刺刀见红的中信战略研讨会上，最终形成了三个共识：第一，战线拉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而且，投资效益太低。第二，母公司和子公司关系处理不当。也就是子公司利润向母公司并表，但是，母公司手里并没有钱。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王军向李士林伸手要钱发工资的那一幕。第三，“外汇-人民币-外汇”的运营方式，承受着巨大压力。
那时，以实业为主的中信，负债率一度到达90%。王军开始失眠，他后来在多个场合回忆说，那时他几乎试遍了各种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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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的“咄咄逼人”自此被中信当时的“封疆大吏”们认识。他把这些人集中调到北京来开会，子公司必须按季度将应缴利润缴纳到集团财务部。他还警告这些“封疆大吏”们说，子公司不能擅自经营国债、期货、证券业务。
有人对此表示不解。但就在王军的这次“铁腕”警示之后，中信上海公司在伦敦期铜市场溃败，造成4000万美元的亏损。王军勃然大怒。上海公司总经理高孔谅被撤职。王军还警告子公司，如果置总公司的命令于不顾，产生损失，要追究法律责任，并进行适当经济追索。
几次重大损失事件的处理，让庞大的中信系统，彻底“认识”了王军的“铁腕”。自此之后，王军以如此口径和风格处理了包括生产一代国民神车的“广州标志505”的广州标志汽车债务危机，成功完成债转股谈判。
慢慢的，王军可以不借助安眠药入眠了。不过，他经常也要在睡前思考很长时间，因为，他要考虑中信的下一步布局了。他首先想到的是，把证券牌照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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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常振明。后者将在孔丹之后，继任成为新一任的中信掌门人。常振明办事严谨，对待王军交给的“收证券牌照”任务，如期完成。在向王军汇报时，他说，“基本完成了”。
王军很敏感，他知道这个“基本完成”的说法，就是还有个别人不交。他问常振明是不是李顺生，当时担任中信兴业的总经理，常振明答“是”。于是，王军把李顺生叫到办公室。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王军语调不高，甚至平和。他往李顺生面前摆了一张纸、一支笔说，“你交不交？交就让常振明过来，不交，你就在我这写辞职报告”。李顺生面对王军，显然没有别的选择。
王军的“铁腕”，首先谋局于证券，是因为他心中早有“中信证券”的打算，而中信证券的首任掌门，便是负责收牌照的常振明。事实证明，王军的谋局决断颇为准确，在完成了多家国有和重要企业的IPO后，中信证券声名鹊起，然而，这仅仅是王军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多的步子要走。
王军真正寄望的，是混业与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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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步一步前往自己设定的目标之前，王军仍然要面对中信高负债率的问题。他曾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汇报过这个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是，中央财政不会再给钱。朱镕基随即问，打算怎么办。
王军很快回答说，“打算卖一些资产”。说这话时，王军想着中信泰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王军此时其实已经有初步考虑的方案。即在当时市场股价较高的情况下，向荣智健家族以及管理层出售中信持有的股权。当时，香港资本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管理层和荣智健家族对于中信泰富，也有着比较强烈的收购意向，这种意向，曾几次向中信表达。王军并非没有顾虑，但是，他必须当机立断。
于是，中信最终以33港元/股的价格，把所持中信泰富的股权卖给了荣智健家族。荣智健非常高兴。但此时，身在北京的中信集团一些重要班子成员，还不知道呢。
曾有人问，“国务院同意了么？”。王军没有直接回答，“做了就做了，能收回来100亿，我们资本金的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在签转让协议的时候，要将留在纸面上的签字日期改为当年12月31日。
这又是一个王军式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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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轮回。当下一场更大规模的金融海啸到来时，荣智健还会向中信求援，而到那时，荣智健将会退出历史舞台，中信泰富，又将重新回到中信手中。而那时，奥运已经来到北京，连鸟巢“都是”中信的。
这将是在将近10年以后的事情了。而就在王军顶住巨大压力完成了这笔交易之后不久，亚洲金融危机袭来。这100多亿元的现金，对于中信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这让中信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又一次金融海啸。在那之前，王军主导之下，中信已经作为联合体，与城建一起拿下“鸟巢”，那是奥运会的主体育场，王军亲自挂帅，曾经给他筹集1500万发工资的李士林担任副手，这样的高阶阵容，中信历史上绝无仅有。
2006年北京盛夏的国安宾馆，所有的中信高管都齐聚于此。王军要退休了，那一年，他已经年届65岁。孔丹成为了他的继任者。在那里，孔丹哽咽，常振明落泪。王军自己倒是非常释然。
2019年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公园，鸟巢和水立方开始了新一轮的改建工程。这里，将在3年之后的春节，迎来冬奥会。北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双奥之城。
这一年的盛夏，在北京CBD核心区的东三环路东侧，一座仍在建设的超高层建筑已经封顶，正在拆除着各种施工机械，她被命名为中国尊，是中信集团的总部新址，还是北京新的高度。
站在中国尊的顶上向西北望去，京城大厦静静矗立，一个人与时代的背影，将被放置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