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6岁跟着导师读博，他当时刚评上教授，今年我32了，他也评上了‘杰青’。在他看来这是国家对他的肯定，可在我看来，这里面流淌着我们师兄弟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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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一个夏天

1.

2017年2月18号，我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成绩——412分，而我报考的专业往年只要330分就能上，高了这么多分，肯定没问题。于是，我开始着手联系导师。

早先有师姐告诫我，一知道考研成绩就必须抓紧联系导师，不然等导师的研究生名额满了，就只能等学校在开学后分配导师。她告诉我：“导师有4类：既指导又派活；不指导只派活；不指导也不派活；只指导不派活——最后一类就不要想了，跟大熊猫一样，只求别遇见那类把学生当民工使唤的就行——对了，林教授就特别好。”

查了官网才知道，师姐推荐的林教授是我所报考的那所XX大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主任，之前考研时，这种大牛我是不敢奢求的，可现在考研成绩在那儿，我心里开始活泛起来。

第二天我回到本科的学校，连夜做了份简历发了过去。在忐忑不安中煎熬了3天后，我终于收到了林教授的回信：“小杨，欢迎你报考我的研究生。如你方便，在你到XX大学面试的时候，请到XX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我面谈一次。”

这个回复很官方，我一时拿不准需不需要多联系几位导师。直到3月初，我所报考的那个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成绩排名张贴在官网上，录取42人，我排名第2。我笃定起来，开始一心准备笔试和面试。

可事情的进展却出乎了我的意料。3月中旬去了XX大学面试后，林教授针对有意向去他课题组的学生又组织了一次面试。从会议室出来，我心中开始打鼓了：英语六级没过，本科是普通学校，又没有拿得出手的奖项，面对人家本校以及其他985院校调剂过来的生源，我考研成绩的优势显得十分苍白。

果然，返程时收到的邮件打破了我心中仅存的幻想：“遗憾地通知您不能够加入林老师的科研团队，请尽快联系其他导师。”

内心的失落很快就被仍需找导师的焦虑所替代。回到学校，邮件一封封地发出去，大多数都石沉大海，少数回复的也是“名额已满”。怎么办，难道只能等开学后分配导师了吗？

5月，一位研友知道我还没有找到导师后，就在微信上给我推送了一张名片：“这位李师兄的导师还有一个名额，不过只是个副教授，可惜你考这么高的分了。”

此时我早已不似刚知道成绩时那般意气风发，对导师的要求也已经降低到“只要为人没什么问题就行，教授不教授无所谓”。

和李师兄在微信上交流了许久，他并不跟我言深，只是讲：“夏老师现在手下有3名博士，7名硕士，主要做组织性能、激光焊接等，研究方向很新，跟企业来往也十分紧密，将来你不管是读博还是找工作，都能学到不少东西。老师也是齐教授（行业内的权威）手下的得力干将，哪怕你将来去外校深造，在这个研究领域，还不是齐教授打个招呼、一封推荐信的事。”

他描绘的前景很美好，可我还是心存疑虑：如果真如他所讲的那样，为什么会没有学生主动选他的导师、以至于还需要他出来联系招生？可此时我的毕业设计出了问题，也就没有再侧面了解一下这位夏老师了。

时间很快来到6月末，我仍未找到中意的导师，许久未联系的李师兄给我发来一条消息：“又有学生来找夏老师了。你是我联系的，这才一直给你留着名额，你要来我就跟夏老师说下，要不来，也别浪费夏老师的一个招生名额。”

望着手机屏幕，我纠结了许久：应承他，不了解导师情况，万一真找了一个压迫剥削学生的导师，研究生生涯该有多痛苦；可要是拒绝了，假如开学分配的导师更差劲，岂不是连毕业都成了问题？

思来想去，我直接在微信上问他：“夏老师卡不卡学生毕业？”

“老师历来的学生都是如期毕业的。”

师兄的话让我摇摆的心偏向了一方——我读硕士的目的就是为了毕业，为了985的文凭，哪怕期间有什么委屈，忍忍，3年很快就过去了。

可我到底还是想错了，这3年实在是太漫长了。

2.

我没有想到导师的剥削来得如此之快。

7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夏老师的电话：“小杨，首先恭喜你考入XX大学进入我的课题组。最近我新签了一个项目，考虑到让你早点上手，开学后直接开展工作，这个假期不如提前来学校，感受下组内的氛围。”

我因为在考驾照，本不愿意去，可又顾虑拒绝导师的种种后果——早先就听师姐抱怨过：“读了研，‘身家性命’就全在导师手里了——请假需要找他签字，实习需要找他签字，开题、中期、毕业答辩也需要他签字，哪怕是想换个导师，也必须他签字。这种情形下，我们做学生的，还不是导师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旦违背，随便哪个关卡为难你下，顺利毕业就不要想了，关键，这种事，你找学校也没用，一切导师说的算。”

坐了18个小时的卧铺，我提着行李打车来到XX大学门口，李师兄带着我去了学生宿舍，4人间上铺，没有空调，没有风扇，房间内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6℃。

第二天，按着李师兄微信上发的定位，我来到XX国家重点实验室门口，进入玻璃门，墙壁上贴着的“XX创新基地”，“XX合作中心”等牌子一下子映入眼帘。在我心里，985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如同圣地一般的存在，这次答应导师假期提前过来，也是希望可以学习一下高端仪器设备的操作。

穿上李师兄递过来的劳动服，我身上的汗立马就被捂了出来，“可不可以不穿？”

“不行，实验的规定，进厂房必须穿工作服，本来有夏款的，一时没找到，你先用厚款将就下。”

穿过实验楼的走廊，转身就是厂房的入口，果真如其名，就是一个放满设备的工厂。从左至右，依次排列着搅拌摩擦焊、等离子弧焊、冷轧机、卷曲机……整个厂房又被隔成不同的功能区，一些未离校的学生正在里面埋头做实验。

李师兄一直将我带到一间标识着“热处理屋”的房间前。我是学材料的，“热处理”我明白，大体上都是加热保温。

贴着前后墙，摆着两排箱式、管式加热炉，大部分都没有通电。李师兄带我走到其中一台正在运行的加热炉前面，说：“这次夏老师叫你来，主要是人手不够，项目甲方又一直在催，就喊你过来看下炉子——学院下发了安全通知，设备运行的时候不可以离人。”

紧接着，他就给我布置下了任务：周一至周六早晨8点过来后，用400#砂纸将拉伸样打磨好后放进加热炉，进行不同温度、不同时间的保温处理。

我无语了——我放弃了假期，难道就是过来坐在炉子边烘烤的？可是我又不能置气回去，还没开学就和导师闹僵，我没办法想象自己的硕士生涯该如何度过。

就这样，磨样、放样、看炉子、取样，机械重复的工作，我做了整整31天。大夏天里挨着几百度的炉子，我额头和后背上的汗水就没有干过，衣服也一直是湿的。

8月初，甲方攀钢的人来实验室参观交流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导师。他30多岁的样子，挺着个肚子，夹着公文包，向来访的甲方人员汇报项目进展情况，不像是老师，倒像是个承包商。

李师兄向导师介绍我，他愣了一下，还是在提醒下才想起来是他打电话把我叫来的，连忙拍着我的肩膀道：“是小杨啊，小伙子不错，高高大大的，跟着你师兄好好干。”接着又叮嘱李师兄：“人大老远过来不容易，别光让人干活，回头请小伙吃个饭，和上次材料费一起找我报销。”

8月10号，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借口“家里有事”回去了。当时高年级的研究生已经陆续返校，不缺人手了，李师兄也就没有留我。当晚我到火车站时，手机上收到了导师的微信，只有简单的3个字：辛苦了。没有提我那2000元的车费和饭费该如何解决，李师兄那顿饭我也没吃到。

3.

9月开学后，我以为紧凑的课程安排可以让我暂时逃离机械重复的实验，可是我还是低估了导师对拉项目、签合同的疯狂。

选课后的星期一上午，导师让我带着课程表去办公室找他。另外3名同届的同学也在，其中一个和我一样，是导师招的学生，另两个是挂齐教授的名，由我的导师负责指导。

我们等了大概10分钟，导师领着5个高年级的师兄进来了，我们赶紧起身让座。师兄们进屋后又是倒水，又是开空调，又是点烟，让我们研一这些师弟站在一边想插手也插不上。

电脑开机，投影打开，导师手里的烟也燃了半截，他抖抖烟灰，侧身说道：“今天叫师兄弟们过来，主要有几件事：一是咱们团队新添成员，大家彼此认识下；二就是，我刚从齐老师那回来，又挨批了——上次咱不是和邢钢、鞍钢签了两个项目，合同里规定结题的时候，必须发表两个专利和一篇论文当项目成果，现在专利有了，论文没影，因为这，人就扣着尾款，不打到学校账户上。”

说着，导师把目光转向一位师兄：“小周，论文的事就交给你了，给我个时间点。”

周师兄显得有些为难：“老师，我大论文、实验现在都需要补，马上年底就该答辩了……”

导师没理：“没有现在跟你要，咱就以十一放假前为限，到时候初稿给我交上来。”

周师兄只得同意。

论文的事敲定后，导师打开PPT：“大家都看看，齐老师又跟酒钢签了两个大项目，中厚板的已经交给了陈老师去做，不锈钢的我拿下了。我跟齐老师打了包票，可活还得靠大家去干。今天趁着大伙都在，咱就把任务分配下——”

导师话音刚落，一位师兄就附和道：“夏老师也是为了咱们着想，不接项目，实验的经费哪里来，没有钱，拿什么出成果？只有做出成果、写了论文，大家才能毕业的毕业、评奖的评奖。”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师兄姓江，是组内的大师兄，已经博四，定了留校当博后。

江师兄说完，大家都连连称“是”，我为了不显得另类，也赶忙说“对”。

导师点点头：“干活的是大家，你们才是真的辛苦。我想了一下，先这么安排：小周、小李、小刘，你们仨分别负责和酒钢对接、试样的加工、组织性能检测这三块，研一的也派给你们打下手，他们的课表我让带过来了，你们一人拿一份，没课的时候就叫过来帮忙，不来的就跟我说。”接着，他话锋一转，“给你们权力，可也不能没事也把人叫来，那我可饶不了你们。”

我被分配到跟着刘师兄刘佳做“组织性能”，他是我老乡，性格也相较李师兄和气点，时间长了，我们相处得不错。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夏老师这么热衷于做项目？”

“那还能为什么，都是图钱，接一个项目少的几十万，多的几百万。走学校账户，学校扣20%，实验室扣20%，剩下的都进了老师们手里，换做你，你会有心思纯搞科研？其实，接项目这个事，学校也是乐于促成的。老师的工资、实验室的运转，不都需要钱？导师就不用说了，辛辛苦苦一路读到博士，会心甘情愿地只领学校那点死工资？就是苦了我们，活全干了，一分钱都没拿到。”刘佳说。

“研二进了实验室，导师也不给补贴吗？”我问。

“别想了，咱这个组干的活最多，拿的钱最少。”

刘佳的话我在暑假时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只是没想到更辛苦的还在后面。

4.

9月底，酒钢寄来了一批试样，120个，都是φ4×5mm的圆柱，需要将上下表面按要求打磨好后，在显微镜下看下“组织情况”。磨样的活，刘佳是不会干的，都交到了我这里，要求一周完成。

起初，我只是觉得试样有点多磨起来会很费时间，可是当我做起来后，才发觉自己想得太简单了：首先，试样很小，我戴上指套拿不稳，磨着磨着总是脱手，可要是不戴指套，砂纸粗糙（大多是1000#以下），往往还没有磨几个试样，我手指的前后就都是渗血的毛刺了；其次，试样硬度不高，磨的时候需要经常注意它的表面。有好几次我磨得久了，注意不集中，整坏了好几个试样，挨了导师好一顿训。

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十一假期没有和舍友一起出去，就连放假前上课的时候也坐在教室后面偷偷磨样。有一次晚上和母亲视频，母亲问我：“手怎么了，怎么上面缠的都是创可贴？”

我没敢说实话——我考上985大学的研究生，爸妈很高兴，我不愿让他们担心。

转眼到了12月，已经是学期期末。这半年只要没课，我不是被导师叫到实验室干活，就是帮导师取快递、打扫办公室，每周日还要定时去实验楼帮他浇花。舍友一直以为我是在做兼职，嚷着“请吃饭”。

我跟他们说明真相后，他们一脸同情：“你导师也太过分了，一般都研二才进实验室的，顶多研一下学期课少的时候去打打下手。现在课程这么紧张，高数这么难，天天喊你去干活，不是想让你挂科、坑你吗？”

我内心对他们的话很赞同，可也无力改变，我不是没想过换个导师。

元旦之后，导师让我给一个试样做一个SEM（扫描电子显微镜）的实验，我试了很多参数，都失败了，他打电话把我叫到办公室，边拿手指敲着桌子边质问我：“这都过去多少天了？实验数据为什么还没发给我？这点事情都干不成，干脆去办退学手续！”

我不敢反驳。导师发泄完，不再搭理我，坐在电脑前开始处理邮件，我站在他身后，心里的委屈快要将我淹没了——我只是一个刚进实验室的新手啊。

大概过了半小时，导师要出去，看见我还在办公室，便说：“你也别在这里站着了，再给你3天时间，月底必须出结果！”

那几天我整日都惶惶不安，到处查文献、翻资料，希望能找到跟试样类似的合金成分可以借鉴。可两天过去了，实验仍是失败，我的心也随之降到了冰点。

幸好，一个以前在本科大学交好的师兄见我天天在实验楼从早忙到晚，就问我：“又不是博四，至于这么拼吗”，我苦笑着向他倾诉了其中缘由，师兄有些错愕：“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你导师找的是夏老师。他有没有规定截止时间？”得知是“明天”后，他安慰我：“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项目是老师的，身体是自己的。晚上等我汇报完，帮你整一下。”

最终，我们在实验室里待了6个小时，到了凌晨1点，实验终于做了出来——当我在显微镜下看到理想的组织后，与如释重负同时来的，还有深深的疲惫。

踏着夜色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彻底崩溃了，我没办法想象剩下的两年半，我该怎么熬过去。

第二天早上，再三犹豫，我还是去学院找到导员：“我想换导师。”

我应该不是第一个找导员谈这个问题的研究生了，导员笑了笑，放下手里的工作，说道：“你想得太简单了，先不说你导师放不放人，就算他放你走，你觉得哪个老师会收你？哪个老师会为了你得罪夏老师、扫他的面子？到最后，你只能落个没人接收的下场，这个研你还怎么读下去、毕业证你还要不要？”

导员的话一字一句地叩问着我的心——想不想要这个毕业证？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考研，我付出了太多，这个文凭不仅承载了我的将来，更包含着父母对我的希望。

从导员办公室出来，我慢慢冷静了下来。

5.

如果说，整日忙实验还可以用“导师抓得紧、看得严是负责任”来宽慰自己的话，那么抢论文的事就让我的心彻底凉了。

上半学期繁重的实验让我提前掌握了相关设备，下半学期又经过两个月的数据采集，我准备写一篇中文核心论文，一方面为研二的评奖学金做准备，另一面也想通过写论文这个过程来检测自己是否适合读博。

经过一个月的制图、分析和反复修改，又历经两周的熬夜奋斗，论文初稿终于打磨了出来。

在6月一个周六的组会上，我将论文提交给导师看，他很惊讶：“什么时候写的？”转而又问：“写之前为什么不跟我汇报？你知不知道，在咱们组，写论文都需要先跟我打个招呼，没有我同意，谁都不能发表论文。”

他这话，让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师兄们会私下把“导师”称为“老板”。

导师边训斥边翻看我的论文，看到最后，他的脸色舒缓起来：“还可以，先留我这儿，等我有空给你修改、润色下。”

从导师办公室出来，我突然想起刘佳私下给我讲的话：“论文就是博士的命，导师想抢也不敢抢，人家在实验室跟他闹翻，他不仅丢人，往后齐老师也不会再把博士生交给他带。可咱们硕士就不一样了，导师想怎么揉捏就怎么揉捏，自己做实验、写篇论文，‘通讯（通讯作者）’给他还不行，‘一作（第一作者）’也要拿走，真没见过这么贪心的老师。”

（通讯作者：指课题的总负责人，一般为研究的学术指导人或导师。第一作者：一般是本文工作中贡献最大的研究人员。）

想到这，我估计大概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也要“孝敬”导师了，尽管心中不快，可毕竟学院规定，评比奖学金时作者的排序可将导师的名字剔除，再加上导师也说帮忙修改，想到这些，我也就坦然接受了这个结果。

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它的下限在何处。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导师的消息：“你的论文我已修改完成，请马上来办公室找我。”进了门，办公室里除导师外，沙发上还坐着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人，导师对我反常地客气，连声说“坐，快坐”，转身又对青年人说：“这就是小杨，很不错的小伙，努力又能干。”

寒暄过后，导师言及通知我来的正事：“论文我通篇看了下，大体还不错，逻辑也没问题，就是语言的精准度差点意思，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我都帮你润色好了，第一次写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

我赶紧连忙点头：“都是老师指导的好。”见那个青年人也附和了几句，导师兴致更浓，说：“好好干，一篇核心算什么，下半年咱们搞个大的，最次也投个ACTA之类的一区（ACTA，材料学报，材料领域英文顶级期刊）。”

这种话，导师每次开组会都是张嘴就来，我早已习惯。我之前私下查过他博士至今发表的论文，80%以上都是中文，这也可以理解——整天忙着接项目赚钱，哪还有精力搞科研。

导师又问了一些我最近生活实验上的事，接着话锋一转：“小杨你也知道，这篇论文我必须要‘一作’和‘通讯’，不然对我个人是没有用处的。”

我忍下心中的厌恶，堆笑说道：“都是应该的，没有导师的指导、修改，我投递到期刊编辑部，也是被直接拒稿打回。”

导师见我如此“上道”，脸上笑意更浓，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

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没想到接下来导师却起身指着沙发上的青年人介绍道：“这是酒钢的张科长，上次签的项目，酒钢那边就是张科长负责的。张科长年轻有为，这才30岁出头，就准备评副处了，我是比不了的。”

见我有些莫名其妙，导师又继续说道：“说到这，小杨，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下，张科长评副处这事，资历、材料都不缺，就是技术成果这方面少一篇论文，你看你这篇能不能先给张科长拿去应急，回头我再给你补上？”

听到这话，我真的很想把存储论文的电脑、U盘全部格式化，可理智告诉我，我必须答应他。

6.

从办公室出来，我又气又急，找到刘佳问：“假如我自己在论文的作者次序排第三，学院评奖学金的时候，还能不能加分？”

刘佳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肯定地告诉我：“不会。论文既然张科长要拿走评处长，那论文的第一单位必须是‘酒钢’，学院科研成果加分的前提是‘第一单位必须是XX大学’。”

“论文的第一单位写了酒钢，那夏老师为什么还要挂名？”我问。

“这你就不懂了——夏老师在酒钢有兼职的。第一单位挂学校，他可以评职称，年底根据论文专利发表的数量，实验室还有年终奖；挂在酒钢就更简单了，发表一篇论文多少钱，都是明码标价的。”

我无语了：“他都已经做到副教授了，这样不顾吃相地跟自己学生抢论文，难道就一点都不在乎我们的看法？”

“各有各的难处，”刘师兄示意我边走边说，“在咱们师兄弟面前，夏老师说一不二，可是你放大了来看，他一个副教授算什么？在咱们课题组，齐老师靠着自己在学术界、工业界的声望接下项目，他会自己具体负责吗？还不是交代下去——可最后结果呢，钱大部分都落在齐老师的口袋里。”

“夏老师想单干，就必须评上教授；评教授，就必须发论文；可要想发高水平的论文，就必须花时间钻研，可夏老师天天被咱大老板（齐教授）指派得团团转，你觉得他能有时间踏踏实实地做科研？最后不就只能占自己学生的？其实，说到底，夏老师在齐老师面前就跟我们在他面前一样，他被齐老师剥削，然后再来压榨我们，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承受。”

我母亲有病需要家里长期花钱治疗，我迫切地需要拿到奖学金养活自己。论文被抢走的时候已是6月，学习成绩已然公布，我平均分90.25，专业排名第5，为了保险起见，我利用周日参加了所有可以加分的德育活动。可奖学金评比结果公布，我还是只拿到了二等奖学金，仍需自己拿6000元补上差额的学费。

其实自从论文被抢走后，我对这个结果已经有了预感。学院评奖学金的政策是：科研成果占60%，学习成绩30%，社会实践10%。我鞍前马后跟导师做了一年的项目，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奖学金评比结果公布当晚，我和实验室一位相熟的博四师兄到校外喝酒。

师兄很不容易，博士前两年半跟一位博导做单晶叶片，快要出成果时，导师却被深圳的一所高校挖走了，实验数据也被导师一并带走，课题没办法进行下去，只得改方向、重新开始。

酒过三巡，师兄半是宽慰、半是发泄地对我说了很多：“既然选择了读博，就要做好当孙子的准备。你去找个工作，干得不顺心就可以离职，可读了博，那就由不得自己了，不上了，之前花费的时间精力怎么办？我快30岁了，已经没有退路了。”

跟师兄碰了一杯，他又劝道：“你的导师我也听过，历来如此，既然遇上就只能自认倒霉，好在也就还有两年，拿到毕业证，此生不再往来就是。”

7.

研二上学期末，临近小年的一天，夜里12点，我还在实验室里。

电脑显示屏上的涟钢的项目结题报告我已经修改到第三版，不知道明天是否仍会被导师打回来。我揉揉发酸的眼眶，很想回宿舍休息，可一想到导师指着我报告中的错误训斥的表情，我只能强打起精神再检查一遍。

这是我写的第二个项目结题报告，也是我完整参与的第三个项目。这3个项目的累计金额为450万，导师一分钱补贴都没给我，也没给他手下的任何一个学生。

时间很快到了研二下学期，2019年3月底，又到了新生找导师的时候。李师兄要毕业了，“招学生”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

一天下午，我在食堂吃饭，接到了导师的电话：“你有没有相熟的师弟师妹，可以介绍过来，我这边还有两个名额。”

我本不想搭理，可为了维持表面的融洽，只好回道：“好的，我回头在考研群里问问。”

一起吃饭的同学问“谁的电话”，我跟他讲了，他一脸嫌弃地说：“他啊，像他这个搞法，整天把学生折腾得累死累活的，了解情况的，哪个愿意找他？”

我没有接话。

6月中旬，导师通知我们4个研二的同门依次去办公室找他，排到我时，已经下午3点。

导师穿着西服和皮鞋，应该是刚从外地出差回来。读研两年，课题主要通过读文献、自己摸索，导师一年四季在出差，别说是指导了，见一面都困难。

见我进来，导师问道：“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吧？走之前，不给组里、老师留点什么吗？”

“老师你有什么活，尽管吩咐。”我清楚自己没有选择说“不”的权利。

见我态度诚恳，导师收起板着的脸孔，说：“坐，快坐，站着干什么？”我坐下后，他感慨道：“你们一届的，你算用功的，做出来的实验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怎么样，对读博有没有想法，要不，我给齐老师提提，再跟我干几年？”

我想放过自己，也希望他能放过我，便堆笑道：“有老师您把着大方向，组里谁进来会不成材？我主要是年纪大了，要不肯定跟着您继续读。”

导师已经不是第一次跟我提读博的事情了，看我心意未改，他也不再纠结，拿出一张A4白纸说道：“上次跟你提的SCI论文的事，怎么写，琢磨出个思路没？”

“我回去再好好想想。”

“不是‘好好想想’，而是必须写出来，”导师边说边在A4纸上写上“2019年6月14号XXX欠三区SCI论文一篇”，“这就相当于是军令状，到时候交不出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不给你签字。年底前，你先给我交个中文版的出来。”

说完，他不等我反应，又紧接着说：“你课题里面是不是有一章节的实验与‘减量生产技术’相关？这个完全可以写篇专利。”话音刚落，只见他又在纸上写“2019年6月14号XXX欠专利一个”。

写完后，导师拿出另外两张纸，将3张叠在一起装订后，递给我：“在右下角签上你的名字。”我瞄了一眼，另外两张纸上，是前两个研二的同门立下的“军令状”。

从始至终，我没有在导师脸上看到一丝为难与羞愧。

我努力做实验，是为了留出时间去实习，可当我在那张A4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我就明白了：我注定要为导师的项目、论文奋斗到最后一刻，直到他在我的毕业确认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8.

从办公室签字出来，收到了刘佳的微信——他毕业要离校了，喊我出来聚一下。

到了地方，刘佳早已点菜上桌，他摆着手招呼我坐下：“今天就咱俩，简单吃个饭说说话。”

我木然地坐下，刘佳看出我情绪有异样，便问：“把你叫到办公室，什么事？”

“除了派活，还会有什么。”

刘佳“哦”了一声，沉吟半刻，转而说道：“你知道吗？你李师兄终于如愿以偿，要读博了，跟着齐老师。”

李师兄当时招我来的时候，并没有明言导师的真实情况，我心里是很埋怨他的，可是后来，我和刘佳聊到这个问题时，他告诉我：“你别看导师喊他亲切，训起来也是什么难听的都说得出口，有时候开会，要是他忘记通知你们，导师会直接当着我们的面骂他‘我不是要招一个蠢材，来做机械劳动的’。他其实也不容易，一直想硕博连读，不听导师的话，好好表现，名额就两个，会轮得到他吗？”

我知道刘佳说的都是心里话。记得研一上学期的时候，导师推荐李师兄评上了3000元实验室的奖学金，钱并不多，可难度很大，一般都是院士、主任的学生才可以获得的。钱到账后，李师兄请我们吃饭，席间，想起这半年一直被导师训斥的痛苦，我有些羡慕地说：“师兄果然最得老师看重。”

我本以为他会谦辞，不想李师兄脸上并无半点喜悦，语气淡淡的：“你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少辛苦才换来的。”

“师弟，你要明白，既然选择了读研，那我就是为了教授的长江、‘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各种称号，公司企业的各种项目去付出的。我跟了导师3年，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一个努力的笨蛋。你李师兄就做到了。”刘佳最后总结道。

前几天，我在中国知网上查到了我写的那篇核心论文，张副处长和导师，一个“一作”，一个“通讯”，没有我的名字。我把它下载下来后，全篇翻阅，没有找到导师修改的地方，如果说有，应该就只是题目下面的第一行字（编者注：作者名字和信息）。

今年6月底，舍友课题组的博六王师兄毕业加订婚。餐桌上，师兄端起酒杯，两行眼泪就流了出来：“我26岁就跟着导师读博，他当时刚评上教授，今年我32了，他也评上了‘杰青’，在他看来，这是国家对他的肯定、给他的荣誉，可是在我看来，这个称号里流淌的是我们师兄弟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血汗！”

师兄抹了一把泪：“我不恨他，是他教会我如何把一个人的价值榨干、榨尽。”

我听了心中很是黯然。可是我更明白，只要导师还握着学生的签字大权，这种情景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想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刘佳说那话的良苦用心。

（文中人名、单位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