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一支穿着军装的工程队来到了辽东太子河畔，在数十平方公里的现场开始施工。正值7、8月间，荒凉的河边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全部都睡在草地上，好在天气还不算冷，这帮年轻人还扛得住。

从法国德西尼布.斯贝西姆公司引进的国家重大工程项目——辽阳石油化纤厂，在这群风餐露宿的军人手中拔地而起。其中一员就是30岁的技术员任正非。

随着工程的进度，任正非和战友们住进了土坯房，但既不抗冻，也不防风，最低温度达到零下28度。当时肉和油的供应极少，东北老百姓每个月供应的食用油是3两，军人们好些，但也高不了多少。

没有任何新鲜蔬菜，任正非他们吃的是酸菜和酸萝卜，一吃就是半年。主食是高粱，而且是很难吃的杂交高粱。很多年后，提起这段经历，任正非的感慨是，接触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也吃着世界上最大的苦。

化纤厂从法、德、意引进设备，自动控制水平非常高，堪称当时全中国最先进的工厂。

学习先进技术，让任正非过得很快乐。在那个特殊年代，读书太多是要受批判的，唯有在这个工厂还可以读一读书，因为作为连队的技术员，不学习不读书就完全搞不懂这些现代化设备。

在这种土坯房中，任正非一边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一边过着最原始的生活，真是“冰火两重天”。

多年之后，谈及辽阳建厂，任正非显然对自己的这段军人生涯感到骄傲，也颇为自得。没有哪位中国的企业家像他那样，身上有那么多军人的印记。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讲话中频频使用军语。

对于使用军事术语的原因，任正非在采访中回应称，是因为军事"术语最简单，容易让大家明白"，而且，要解释商业上的行动，没有好的名词来形容，所以就借用了那些军事术语。

任正非的演讲充满了军事化风格，让许多华为员工充满了干劲， 也吓跑了不少人。截至2019年，华为历年离职员工的数量为16万，现在拥有的总员工数超过18万人。

任正非经常使用的一个军事术语叫：范佛里特弹药量。指的是朝鲜战争中美军将军范佛里特攻击阵地时，往往不惜投入庞大的弹药量进行密集轰炸，以达到对敌方的毁灭性打击。

任正非使用这个词语，想要表达的是，聚焦在特定的领域，投入压倒性的资源，从而在这一特定领域领先于西方同行。

任正非用充满军味的语句形容企业参与教育的问题：“我们是主战部队，‘坦克大军’在前进时，拖着几个孩子、拿着几个识字本，就不可能冲得上‘上甘岭’。”

不仅在言谈中，任正非对华为公司的经营，也透露着明显的军人风格，网络流传的内部讲话邮件《不懂战略退却的人，就不会战略进攻》写道：

“改变作战队列的排列方式，形成‘弹头+战区支援+战略资源’的队形。让‘将军’排在面对客户的最前列，实行‘将军+精兵’的结构，增强前方的项目决策能力和合同关闭能力；

让有经验、有能力、善于‘啃骨头’的中低职级的骨干进入战区支援；让领袖与低阶少壮派进入战略资源及干部后备队。”

可见，在1968年至1983年的从军经历，对任正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言谈举止，甚至是思维和价值观，都打上了深深的军旅印迹。事实上他只在部队干到技术副团职，从未直接指挥或管理过超过30人。

1967年，任正非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正值文革混乱时期，一年后才开始分配工作。恰逢中国刚刚成立基建工程兵，急需专业人员。于是，任正非幸运地入伍参军，穿上了“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绿军装，成为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军人。

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任正非父亲在国民党军工厂当过技术员，在文革开始就遭到批斗，他究竟是如何通过严格的政审而入伍参军，到现在都是一个谜。

基建工程兵，简单点说就是穿着军服的建设施工队，是比较辛苦的。入伍不久，任正非所在部队奉调参加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工程，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在西南地区进行三线备战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工程就位于任正非的家乡贵州安顺地区，这使他非常兴奋，虽然因为忙于施工不能随时回家。

后来在建设辽阳化纤厂时，任正非的知识积累逐渐显露出来，很快成为技术创新的佼佼者，但无论他如何努力，因为出身的问题，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他无缘。

在任正非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功受奖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他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也不被批准入党。他后来总结说："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培养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

客观地说，任正非也并非一次奖励也没得过，那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他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熟读多遍，而研读最深的还是文革时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很多年后，他活学活用，写出了《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样具有典型毛式风格的发言稿。

正是在建设辽阳化纤厂时期，部队急需一种仪器，国内还没有研发出来。任正非得知仪器的大致样貌后，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把仪器设计制造成功了。

这个仪器叫“空气压力天平”，这一发明被国内广泛报道。如《文汇报》的标题是《我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术员任正非在仪表班战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为我国仪表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这种仪表是最近几年刚出现的，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能制造。”

这一年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在饱受压抑的严冬之后，任正非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此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任正非34岁时被选为解放军科技人员的代表，参加了1978年3月的全国科技大会。与会者6000多名代表中，35岁以下的只有150多人，占比2.5%。

名气越来越大的任正非，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又被选为了军队的代表。此前，为了能参加这个党代会，部队查清了他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突击让他入了党。

在军中，任正非达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峰：有两项发明填补国家空白，在某建筑研究所当副所长，技术副团级，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前途不可限量。而此时的任正非，却做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

正是在十二大召开的1982年，解放军开始第七次大裁军，首先裁掉的就是属于“非战斗”部队的基建工程兵。次年，任正非决定离开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

作为军中不可多得的科技人才，即使基建工程兵被裁掉，还是可以分流到其他部队继续从事技术工作，任正非为什么要轻易放弃部队的前程？

据说，当时任正非随部队在四川绵阳搞国防建设，当地教育条件很落后，很多军官子女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每年高考都是光头，最好的是两个考取了大专。

有一天，任正非的女儿——也就是孟晚舟，跟他说：“爸爸，将来我要考不起大学，你要为我的前程负责。”这句话打动了任正非，他决心承担起父亲对女儿不可替代的使命和责任，主动提出转业。

很多年后，任正非与当年的战友们见面，在一片赞扬声中，他惭愧地说，我任正非是一个逃兵。

1983年，任正非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拿到3000元左右人民币的复员费。

4年后也就是1987年，历经挫折的任正非筹集2万元，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现在的华为公司。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接下来，就是转业军人任正非与华为的传奇故事了。

（图片均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