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省通许县朱砂镇36名村医的集体辞职信，成为网络热点。当地的县政府立即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并在详尽调查的基础上给出了官方回应，称“村医被克扣现象”“基本药物价格成倍加价”“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年年加码，村医工作不堪重负”等问题均不存在。

通许县政府称，目前，全县村医都在坚守岗位，积极工作。然而舆论对这份调查结果，却仍有一些疑问，归根结底是引起调查的“全体辞职”和调查结果的“全体坚守岗位”，反差过于强烈。

更加尴尬的是，几乎在“全体坚持岗位”的调查结果发布的同时，通许县大岗李乡全体村医辞职报告再现网络，这份报告中有28名村医集中签字并按下手印。该辞职报告内容与朱砂镇36名村医辞职报告内容一致，仅抬头、落款更换为“大岗李乡全体乡医”。

面对调查结果给出的数据，舆论难免要问一句：如果种种问题皆不存在，那么集体辞职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这36名村医真的是有组织有预谋，为搏眼球，编造不存在的情形，制造“集体辞职”的噱头，炒作网络热点，那么这样的行为显然不该轻易揭过，应该彻查原因，杜绝再现。

但如果辞职信并非彻头彻尾完全编造，两个村子的村医所反映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存在，那么真正导致村医集体辞职的原因，也该彻查清楚，有个明确的交代，而不仅仅是用“不存在”概括一切。这样的回应不仅不足以回应关切，而且让大家心中的疑虑继续发酵。

9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也表示，对该事件国家卫健委已注意到有关报道并且高度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公众的关切在各级部门的调查下将会得到满意的答案，在得到答案之前不妨多些耐心。

而从村医集体辞职信的内容来看，“我们村医在医院管理下工作的很开心”“更非常荣幸的成为村医中的一员”“一生宝贵的财富”等表述，表明村医们对这份工作有着认同感和热爱，但随之出现的“生活不能自理”则是其集体辞职的最直接原因。

虽然“难以自理”的表达略显夸张并有情绪化因素，但根据回应“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至今一分未领取”的表述，说明整个上半年的补助都有“延迟”。对不少村医来说，生活补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基本意味着其全部收入来源，由此来看，集体辞职不难理解。

其实，村医的诞生及待遇问题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随着60年代我国医疗服务的重心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一大批“赤脚医生”活跃在农村，为农民防病治病作出重要贡献。而随着国家队从医资格逐步规范化，“赤脚医生”通过考试转变成了乡村医生。

但称谓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村医“农民”的身份，致使大部分地区的乡村医生在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教育培训、职称评定等诸多方面遭遇歧视。而作为与村医同为乡村福利和社会服务提供者的民办教师，其身份则由1979年开始逐步转变为公办教师，从此身份、待遇得到了彻底解决。村医问题也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当前，对村医问题，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极为重视：2015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保障乡村医生合理收入、提高艰苦边远地区乡村医生待遇、完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等多项措施。我们还看到，江苏作出择优选聘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纳入事业编制管理，甘肃宣布对村医实行乡聘村用等“转身份”的举措……村医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然而解决村医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如何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做到合理有序至关重要。例如本次事件，村医待遇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受到关注，本身就应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与反思，而不应等到问题进展到无法沟通、无法解决的情况时，导致集体辞职的出现，并且通过网络才能引起关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村医更是紧系农民健康的关键环节之一。“不存在”的问题、连续的集体辞职、留不住的村医……这些既需要一个更好的调查与回应，也需真正去面对和解决那些“存在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央视网《见识》栏目，可订阅公众号“央视网”查阅。作者储殷为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