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带孩子？这是当下很多家庭面对“生育”话题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羊城晚报记者日前走访了不少托育机构发现，看似解决了带娃难题的托育机构也面临着招生难的困境。这厢是家庭带娃难的刚需，那厢托育机构并没有想象中门庭若市。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落差呢？

现状

托育有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

国家卫健委8月1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介绍，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各方研究和国际经验也表明，发展托育对减轻家庭负担、提高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效果。

托育服务并不是新事物，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许多女性在生娃之后，走入工厂、单位成为生产力，为了分担职工孩子的抚育工作，托儿所应运而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托儿所渐渐消失了。

2019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来开展婴幼儿的照护服务。不少早教专家认为，《意见》的出台可谓托育行业开始进入政策规范化发展阶段的“标志”。因而，托育机构在2019年迎来新的“元年”。

但是，市场上0—3岁的托育机构与托儿所有本质的不同。30年前的托儿所一切经费都来源于工厂、单位的营收，属于社会福利性质，所以几乎所有托儿所都是免费的，即便需要一些其他费用，数额也会非常少。而市场上的托育机构每月收费至少2000元，有的甚至高达上万元。

“谁来带孩子”是摆在不少家庭面前的难题。职场妈妈最多六个月的产假，产假一结束，就面临着带娃的难题。有些家庭有老人帮忙，有些家庭会请保姆帮忙带孩子。对于那些既没有老人帮忙，又不放心保姆带孩子的家庭来说，托育机构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问题

托育机构“有点难”

招生难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我国新设立早教和托育相关中心点达1964个，其中经营托育业务的1528个，经营早教业务的489个，意味着我国托育行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2021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我国0至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调查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需缺口还很大。

根据OECD Family Database(经合组织家庭数据库)的数据，2016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由38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成员中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3.2%。有10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丹麦达到了61.8%，比利时、冰岛、法国、以色列、荷兰、挪威等国家也接近60%；有7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不足10%，其中最低的土耳其仅为0.3%；东亚地区的韩国和日本分别为53.4%和22.5%。我国的入托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成本高

家住广州市海珠区的卢女士半年的产假在9月份即将结束，最近一段时间，她在家附近物色合适的托育机构。据她讲述，由于夫妻双方的老人家在老家都还没退休，自己也不想全职带孩子，所以就想到把孩子送去托育机构。“可是小区里开设的四五家托育机构，我都觉得不合适。”对于她来说，关键是看得上的托育机构价格太高，价格便宜的托育机构实在接受不了那样的环境，不放心把孩子送过去，“我现在真的在纠结，我是不是全职在家带孩子会好一些？”

与卢女士有同样纠结的家长不在少数，家住天河区的王女士最近也被高昂的托育费吓退。作为一个职场妈妈，王女士不敢轻易辞职，毕竟孩子各方面的花销摆在眼前。孩子一岁半时，婆婆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帮忙照看孩子，而孩子要到3岁才能上幼儿园。王女士白天只能找托育机构帮忙照看孩子。

王女士去家附近的托育机构进行考察，有一家每月收费5000元的机构在环境、课程、师资等方面都让她比较满意。但是她自己一个月收入税后只有8000元，夫妻俩每月的房贷月供要1.5万元，加上托育费，每个月2万元的硬支出，她和先生两人的工资基本要“月光”。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市场上公办托育机构数量较少，主要以民办私立托育机构为主。从价格上看，民办托育机构也可分为高中低三类，高端托育机构价格往往在每月8000元—1.5万元左右；中端托育机构价格在3000元—5000元左右；低端托育机构价格在2000元左右。

尽管托育机构的市场需求旺盛，但家长对价格的承受能力有限，这也是托育机构招生难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位于广州海珠区的贝安斯国际婴幼托育中心罗马家园校区园长郑晓群告诉记者，该机构2019年下半年才装修好投入运营，没多久便遇上疫情，“这对托育机构简直是毁灭性打击”。

郑晓群坦言，以他们园为例，前期装修投入有200多万元，每个月租金要9万多元。该中心日托平均每个孩子收费4000元左右。郑晓群说：“每个月扣除租金和人力成本，基本上收支平衡，如果当月招生不理想，一不小心就亏本了。我们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

一家托育机构老板直言：“这行没想象中那么赚钱。除去各项支出，有时我连自己的工资都赚不到。”

好老师稀缺

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调查显示，选场地难、办证难、师资缺乏、营运成本重等各种制约性的因素，严重影响着社会托育机构的健康有序发展。这其中，用地问题尤为突出，在人口密集居住的社区，因为土地用途受限或不能达到办园要求，无法开办机构，从而满足不了社区家庭婴幼儿托育需求。

好老师的稀缺也成为行业良性发展的掣肘。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广外艺”)早期教育教研室主任冀秋阳在调查中发现，师资是家长择机构时最担心的因素之一。当前，整个托育行业存在着教师任职资格不统一，从业人员无需特别资质，上岗前由早教机构自行培训的问题。资格认证类型多样但专业化程度低，教师实践经验少，新手教师占多数。早教专业毕业或接受育婴师培训的教师不足10%。很多早教机构无法招聘到专业培养的师资，往往培训应聘者一至两个月，就让他们匆匆上岗。

分析

专业师资匮乏制约托育事业发展

托育要实现“善托”，离不开优质师资的培养。记者了解到，我国婴幼儿照护人才培养已初步建立起从中职-高职-应用本科的体系。考虑到托育的发展需求，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中进行了专业调整，中职教育阶段在“幼儿保育”专业基础上新增了“婴幼儿托育”“母婴照护”专业；高职教育阶段则将“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更名为“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应用型本科专业名称则为“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尽管从中职教育到应用型本科不同的培养层次打通，但真正开设早教专业的应用型本科寥寥。可以说，当前针对3-6岁幼儿教育的学前教育专业相对成熟，人才培养体系从中专覆盖至博士，但针对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专业仍集中在专科层面上，所以针对0-3岁婴幼儿的师资培养有限度。

早期教育和学前教育看似都是照顾学龄前儿童，但专业差距并不小，甚至可以说，早期教育对老师的要求更高。冀秋阳说，在早期教育专业中，医教结合是专业设置的一大特色，婴幼儿生长发育、卫生保健、发展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知识都会成为专业课程内容；此外，由于0-3岁宝宝还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需求，早教老师还要有些“看不见的素养”，比如耐心、爱心、对婴幼儿情感的识别和呵护等等。

广外艺学前教育学院下设的早期教育专业主要培养0-3岁婴幼儿师资，2016年开始招生，如今保持着每届2个班、100人的招生规模，2019年首届毕业生达到100%的就业率，几年来，绝大多数的毕业生都进入早期教育领域，当中的部分毕业生已成长为行业的佼佼者。即便如此，根据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的数据，2019年，广东省婴幼儿托育机构总数为4525间(所)，人才培养的数量和机构总数相比，悬殊巨大。

“专业托育师资的匮乏将成为制约广东乃至全国托育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冀秋阳说。

与此同时，一批批新的学校将在早期教育上发力。今年9月，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将迎来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首批50名学生。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负责人席小莉说，这个专业的定位就是要利用学校学前教育的优势和专业大背景，来培养能够服务于0-3岁婴幼儿，甚至是托育机构管理的整合型、综合性人才。

今年招生虽然满档，但席小莉发现，相较于学前教育专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受欢迎程度并不是最高的:“我们现在第一批招生的规模也不大，但是入口的问题其实更多是在出口，如果出口好的话，用事实说话，入口可能就不成问题。”

建议

托育未来开启普惠探索

今年8月17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指出，发展托育行业，将着力增加普惠性服务。发展公办托育机构，带动社会力量投资，支持用人单位举办，建设社区服务网点，探索家庭托育模式，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通过以上多种渠道，鼓励多方积极参与，有效扩大普惠性服务供给。

事实上，早在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提出，增加3岁以下婴幼儿普惠性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冀秋阳分析认为，当前托育人群中，普通工薪家庭占多数，他们面临着工作生活压力，将孩子送去托育机构，这样的“被动性型托育”会随着托育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享受更多政策照顾。

席小莉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想要托育机构进入良性发展，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标准、机构建设标准就要越来越成熟，国家监管和给予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成体系，行业的专业性会更强：“国家应该增加0~3岁公益性的投入。有了国家托底，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质量、行业稳定性、社会机构之间的关联会做得更好。”

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标准化专委会主任冯荔雯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广东托育机构处于复苏回暖阶段，从2019年的5100多家发展为如今的6000多家，这得益于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及各级党委党政府重视，各地相关政策推进落实。但她同时提醒，机构需要非常客观地研判行业发展现状，重新布局发展新策略。当前，大多数机构都为民营，而目前不少政策都在鼓励公办医疗机构、工会、企事业单位提供普惠优先的托育服务，建议托育机构在优化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将新的发展规划朝向开放普惠托位、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办托，探索更多解决“没人带娃”问题的广东特色方案。

冯荔雯说，托育机构要首先注重规范经营，加快申请通过登记备案；围绕标准实施服务，让科学育儿“有据可依”。“所有托育机构都要做好‘保暖’的准备，”她提醒，“控成本、保托位、承接补贴，不要盲目扩张，在稳经济的前提下，发展质量、稳定生源，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持续提升机构整体服务水平。”

他山之石

德国鼓励全职妈妈开设幼儿托班

记者在线采访了定居德国的华人妈妈潘女士。她是两位孩子的母亲。据潘女士介绍，在德国，幼儿园老师属于稀缺的专业人才，其入职门槛并不高。德国政府鼓励新移民，尤其是全职妈妈在家或者和其他人一起开设幼儿托班，或者去幼儿园当老师。

在为17个月大的大宝寻找托育机构时，潘女士全面了解了德国托育行业的情况。她说：“德国每一个城市的青年局每年都会提供为期6个月的早教职业培训。整个培训免费，如果修完了全部课程并且考试通过，政府还奖励400欧元。”

早教培训的上课时间一般在晚上和周末，课程内容包括怎样在德国成为托班老师、职业要求、怎样在家开设托班、地理位置要求、儿童语言、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儿童的权利、安全指导、营养卫生制度、各种涉及托班幼儿教育的法律责任、怎样和家长沟通等等。对于参加者的语言要求是达到德语B2水平，健康状况是打过麻疹疫苗，学历要求是中学毕业，且无犯罪记录。

半年的早教培训毕业并考试合格者，就可以在家开托班了，也就是成为德国人口中的“天妈”，也可以和其他“天妈”一起合作开一个正式的幼儿园，或者去幼儿园当老师。潘女士说：“这是一个不会让你暴富，但是能保障独立生活的固定职业。”

据了解，德国的托育机构一般接收8周到6岁的孩子。托育费用各个州不一样。定居德国莱法州的华人妈妈Rebecca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宝一岁多时，她就把孩子送去了托育机构。她说：“我们州的孩子2岁以上，不管是送去托育机构还是幼儿园，都是免费的。2岁以下也可以送去托育机构，费用根据家庭实际收入而定，一天不到20欧元。确定了托育机构，我们是跟政府签合同，所以一旦涉及维权问题，可以直接找政府。”

心声

选择托育：从“下策”到“上策”

每一位新手妈妈应该都有过谁来带娃的思虑，丽丽(化名)也一样。即将返回工作岗位时，面对还不到半岁的宝宝，她的内心也有过激烈斗争——带娃是个体力活，长辈年纪大，估计难以胜任；找保姆，让一个陌生人单独带幼小的孩子，自己实在不放心；辞职带娃，貌似对孩子成长最有利，但等孩子长大之后，自己还能顺利重归职场吗？

现在的妈妈们都深受“科学育儿”理念影响，带娃路上“顾虑重重”——

儿科医生说：母乳是宝宝最好的口粮；心理学家说：3岁前建立的安全感，将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影响；早教专家说：孩子90%的大脑发育将在3岁前完成，错过智力发育黄金期，后期弥补事倍功半……一言以蔽之：3岁前父母的高质量陪伴，非常重要。但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实现如此理想的婴幼儿照护，难！

如此这般，送托育机构似乎成了“下策中的上策”：白天有老师科学养育、早教，晚上由父母高质量陪伴。

丽丽选择的这家托育机构配置不是最高大上的，但却是当下最优选择：离家近、收费合理、老师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这家机构能接收4个月以上的宝宝，而市面上很多机构只收1岁以上的娃。

每个工作日的白天，丽丽都提着吸好的母乳，用背带背着宝宝坐公交车前去“上学”。和娃分别后，自己再赶去工作。下午下班，再把孩子背回家，和宝宝游戏、玩耍。周末则是全天带娃，有些辛苦，但也能应付。

丽丽起初最担心的是，孩子能否适应陌生的环境，但她发现，孩子的适应能力超出成年人想象。半岁的宝宝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吃饭、睡觉、做游戏。在集体环境中，孩子“有样学样”，慢慢养成了中午睡整觉、独立吃饭的好习惯。而丽丽也终于能从全天带娃的辛苦中走出来，回归职场，白天专心工作，夜晚享受亲子时光。

丽丽曾偷偷观察过自家孩子在托育机构的状态：和其他孩子们在一起运动、玩耍时格外积极，状态非常好，吃饭、喝奶都主动且独立；而在家时，有时父母疏于照顾，孩子只能“自娱自乐”，显得有些孤独。

和丽丽一样将孩子送托育机构的妈妈，还有很多。她们有的是家里无人帮忙照料，有的是在家里有长辈照料的情况下主动选择送往托育机构。一位二胎妈妈告诉丽丽，自己生大女儿时，夫妻俩工作繁忙，便将孩子送回老家请父母帮忙带，但婴幼儿时期远离父母的一系列问题在青春期开始暴露出来，如今大女儿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这让夫妻俩决定，再苦再累，老二都要带在身边。选择托育，就成了这位二胎妈妈的首选。

现在，丽丽非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当年迫不得已送托的“下策”如今也成了育儿“上策”。（记者 崔文灿 何宁）

来源： 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