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6日，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家“塔可贝尔”连锁快餐店外挂着“招聘”的标牌。美国劳工部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空缺岗位数量持续上升，10月职位空缺从9月的1060万个升至1100万个，企业持续面临“招工难”。视觉中国供图

继“大萧条”“大衰退”之后，又一个新词被写入了词典。美国得州农工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安东尼·克鲁兹创造的“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一词，在社会上迅速引起共鸣，成为美国2021年年度热词。

在“大辞职”浪潮中，美国年轻人成了绝对的主力军。对他们而言，通过个人奋斗获得对等回报的“美国梦”早已变了样。迫于种种压力，他们对未来有着更实际的认识和期待。

除去通胀因素，美国人薪资实际一直在下降

所谓“大辞职”，是指美国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的员工大规模主动辞职浪潮。今年4月，美国有400万人辞职，是去年同期辞职人数的两倍，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7月、8月、9月又打破上月纪录，到9月时辞职人数已达440万，空缺工作岗位达1040万个。这是美国过去20年从未经历的事情。

超市和商场高峰期的收银台前排起的长队，物流公司和港口堆积如山的货物，商店门口张贴的招聘启事，都印证了“大辞职”的存在。一家甜甜圈店的窗户上贴着告示：“今天我们人手不够。如果你没有耐心（等候）的话，就来应聘吧。”另一家店铺紧闭大门上的告示写道：“抱歉，我们没有员工，现在没人工作了。当然，我们也不是好雇主，只发最低工资，没有任何福利。但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

辞职潮让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陷入党派之争。共和党多次指责说，联邦政府提供失业补助是“高福利养懒汉”，遏制了人们重回就业市场的意愿。民主党则辩称，高昂的托儿费、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惧才是导致人力短缺的罪魁祸首，因为联邦失业补助到9月就已结束了，但辞职潮仍然没有减缓的迹象。

《商业内幕》指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忽略了一个或许最简单的事实：美国人早已厌倦了增长低于“标准”的工资待遇。

过去50年里，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美国人的薪资收入实际上一直在下降。1969年，美国人的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例为51.6%，此后逐渐递减，到2019年跌至43.4%。换句话说，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者从国家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越来越少。此外，越来越多的外包和零工工作让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没有出台对带薪休假的保障性政策，无论是怀孕还是接种新冠疫苗，员工能否休假完全取决于雇主的心情。

多年来，美国劳动力市场一直是买方市场，雇主拥有绝对话语权。然而，截至今年9月底，美国每100个岗位对应75个不在岗员工，劳动力市场开始朝向卖方市场转变。为了填补巨大的岗位缺口，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得不提高待遇。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第三季度平均工资上涨了1.5%，涨幅为20年来最高。求职者第一次占了上风，在薪资、福利、工作时长等方面有了更大的议价能力。

年轻人是“大辞职”的主力军

“‘大辞职’的背后其实是‘大不满’。”盖洛普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导致辞职潮的除了收入待遇，还有更深层次原因。疫情改变了工作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工作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工作对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己想从工作中获得什么？

这或许正是思维活跃的年轻人成为“大辞职”主力军的原因之一。据调查，在18岁至39岁的受访者中，27%的人在过去一年中炒过老板鱿鱼；在18岁至25岁的年轻人（即“Z世代”）中，这一比例高达54%。被问及为什么辞职时，“工作不利于我的心理健康”和“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失去了平衡”，是最常见的两个答案。

许多研究者在分析年轻人辞职潮现象时，都提到了“倦怠”这个词。青年调查机构“Ypulse”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8岁至39岁人群中，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因工作感到“身心疲惫”。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一些行业尤其是服务业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要求都更高；另一方面，把工作从办公室搬到家里，在很多年轻人看来意味着工作和生活之间没有明确界限，雇主对员工“一直待机”的期望也会水涨船高。远程办公带来的“数字化倦怠”，对一些刚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个挑战。领英编辑乔治·安德斯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他们很难找到自己（在社会组织中）的位置，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正常情况下的入职、社交和培训过程。”还有一种说法是，一线劳动者和低收入劳动者辞职的可能性远大于拿着高薪的办公室白领，而年轻人的收入在各年龄段劳动者中是最低的。

数字市场经理帕特里夏·迪亚兹在领英上发表的帖子，则道出了美国年轻一代对社会的失望，为当下的辞职潮现象提供了部分答案：“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两架飞机撞向大楼；进入大学后，我们的同龄人为一场毫无必要的战争上了战场；毕业时，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学生贷款债务；在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我们进入了就业市场。我们目睹了无辜的人在社交媒体的直播中死去；我们已经被（节节攀升的）房价打败；当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们又不得不在自己的健康和所爱的人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我们早已疲惫不堪。辞职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有分析指出，实际上，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之前，由于经济衰退、气候变化等问题，美国年轻人就普遍感到“倦怠”。

“美国梦”涵义已发生颠覆性转变

“‘大辞职’的背后，并不是人们不愿意工作。它标志着一种思想的觉醒——在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梦’已死。”《思想的瓦解》一书作者、《纽约时报》作家库尔特·艾肯瓦尔德在推特上写道。

“美国梦”一词是作家兼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在其著作《美国史诗》中提出的。根据亚当斯的说法，“美国梦”应当“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或成就赋予其机会，使其过上更美好、更丰富、更充实的生活”，无论其社会阶层或出生环境如何。在上一代美国人看来，一份稳定而高薪的工作、一套宽敞的房子、一辆好车、两个以上孩子，是“美国梦”的标配和人生成功的标志。

但在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观念里，“美国梦”的涵义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大西洋月刊》曾作过一项调查：1996年，美国中西部某州一名高中生表示，“许多出身贫寒或者遭遇困境的人，都靠个人不懈努力走上了人生巅峰……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但能成功的大有人在”；2011年，在同一个州对高中生群体进行的同样调查中，一名学生表示，“你可以不懈努力，但如果你没机会或者没钱继续学业，你就永远没有机会逃离现在的处境”。

年轻人对财富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1996年，受访者认为财富并不是通往幸福的门票，财富的匮乏甚至有助于品格的塑造。到2011年，受访者普遍认为财富能让人幸福，因为能给他们带来物质，也能让他们得到同龄人的尊重和关注。

研究者卡罗尔·霍斯泰特称之为“美国梦2.0版”。“在这个版本的‘美国梦’中，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学，前提是他们要有资源，愿意举债，能以任何方式获得奖学金，愿意接受社区大学，或者来自富裕家庭。”更悲观地说，年轻人已不再相信“美国梦”。

艾肯瓦尔德也指出，对年轻人来说，工作不再是实现财富繁荣和个人成长等人生目标的途径；美国社会的贪婪文化，让工作对普罗大众而言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多年来，工资收入停滞不前，医疗保险令人无力承担，带薪休假遥遥无期，育儿成本高企，买房更是奢望。许多年轻人看到，40年来美国社会几乎没有变化——除了让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这样的制度教会人们，脱离它也能活下去。”

另一种说法是，年轻人依然相信“美国梦”，只是与上一代相比，他们不再把房子、汽车、子女等物质性元素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有调查显示，对这一代年轻人而言，能否在工作中追寻自己的热爱才是更重要的。

加州音乐家戴恩·德鲁维斯最近辞去了金融工作，成了一名全职音乐人。尽管他过去的工作收入丰厚，但他觉得，是时候顺应自己内心的呼唤了。“老实说，我厌倦了整天和EXCEL打交道。”德鲁维斯说，过去，对未来的不确定一次次阻止了他投入音乐事业，老实待在熟悉而安稳的金融领域；但现在，他准备突破安全区，全身心地投入音乐。

这样的事例，给想要留住年轻人的雇主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对“Z世代”员工而言，理想工作应该既有意义又有目的，如何使他们对工作产生“使命感”和“成就感”，是留住他们的关键。正如领英首席执行官瑞安·罗斯兰斯基所言：“‘大辞职’不仅仅涉及工作的方式，还涉及工作的意义——这是雇主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报北京12月15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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