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张羽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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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级职业经理人江宁军出走明星Biotech（生物医药初创企业）基石药业-B（02616.HK），加入老牌药企恒瑞医药（600276.SH），消息一出引发业界讨论。

1月9日，恒瑞医药召开董事会会议，正式宣布原基石药业创始CEO、董事会主席江宁军加入恒瑞医药，成为恒瑞医药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之一，同时担任首席战略官，全面负责其创新药国际化、临床研究和商务拓展工作。

实际上，早在一周前的1月2日，恒瑞医药管理总部签署的江宁军任命文件《恒瑞医药管理总部恒管总字[2023]1号》便已在业内流传。文件显示，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恒瑞医药副总经理、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江宁军将组成“新铁三角”，全面负责恒瑞医药的战略与研发决策。该消息也在上述董事会会议上得到确认。

江宁军跳槽是过去几年里医药行业高端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一种延续。据《2021上半年生物医药领域人才招聘报告》显示，2019年，生物医药中高端人才平均跳槽周期为4.1年，2020年为3.87年，而这一数字在2021年为3.65年。

“早前一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工作年限为3~8年，但现在最多3年。”医药猎头张帆（化名）曾对时代财经表示。

医药行业的人才流动已屡见不鲜，而这与资本、政策、企业的发展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高级人才是项目研发、临床进展的重要推手，但对于不同的企业规模，影响是不同的。高级人才进入Big pharma（大型制药企业）大概率是被同化或适应不了而离开，但在Biotech创新药企是高管塑造企业文化。”满天星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公司负责人杨旭对时代财经解释道。

自2015年以来，当政策渐开，热钱涌入医药市场，人才亦随之成为市场争夺的焦点之一。但2016-2022年，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历经高峰和低谷，人才与资本的“蜜月期”被打破，资本趋于泡沫化，融资渐难，人才流动的周期亦在缩短，医药人才市场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2022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我们感受到企业用人特别挑，优秀的人选能拿几个offer，也肯定鸽掉一些企业，但是企业也不愿轻易降低一点标准。”杨旭对时代财经称。

每1.3天就有一位药企高管离职

时至2023年1月初，孙飘扬回归恒瑞医药执掌近600天。在这近600天之内，已有多个高管职位发生变化，同时企业内部也在逐步降本增效。恒瑞医药2021年年报显示，2021年初公司员工的数量、机构设置与业务发展规模不匹配，造成公司运营和人员成本高。

据时代财经统计，2022年，恒瑞医药已有张月红、邹建军、陶维康、张晓静四位副总经理先后离职，他们在恒瑞医药的就职时间最长不超过8年，最短不足3年。

详细来看，2022年2月25日和4月12日，恒瑞医药前副总经理张月红、邹建军先后离职，随后邹建军加入Biotech头部创新药企君实生物（01877.HK，688180.SH），出任副总经理兼全球研发总裁，全面负责君实生物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原恒瑞医药子公司副总经理张晓静接替邹建军职务，提拔为恒瑞医药副总经理、首席医学执行官（肿瘤），但仅8个月后便选择离开，加入德琪医药-B（06996.HK），任首席医学官一职。

年末，江宁军从基石药业跳槽至恒瑞医药，并与孙飘扬、张连山组成“三人小组”，成为恒瑞医药从外部引入的“新鲜血液”。

“江宁军的出走说明了资本对Biotech的掌控力和催化作用，某个行业高度繁荣是不可持续的。这些因‘18A规则（即港交所18A章节规则）’上市的医药企业，都面临着相似的考验。”杨旭对时代财经解释道，尽管生物医药是相对长周期的行业，但4~5年也应该有阶段性的成果，显然，有些公司并没能交出成绩单。

硬币的一面，是资本泡沫一朝催化一朝破灭，“卖地”“瘦身”“求生”是本能，而硬币的另一方面，则是医药人才流动也变得愈发频繁。

据一度医药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医药行业共262位高管离职，其中203位已到新岗位走马上任。这意味着，在医药行业中，平均每1.3日就有一位药企高管离职，而他们当中不乏跨国药企的大中华区高管、传统药企的管理层，以及生物医药企业的研发带头人、创始人。在这之中，有27位是CEO、董事长级别的人物，他们或因“个人原因”，或因“工作变动”离开。

此外，领英《2022全球大健康领域人才趋势洞察》显示，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期间，全球大健康领域有12%从业人员职位有所变动，其中，制药产业CXO、创新药、仿制药、化学药、生物药五大细分领域人才流动率为14.3%。在生物药领域，人才稳定性相对最低，而仿制药领域人才稳定性最高。具体而言，17.1%的生物药领域人才在报告期内职位有所变动，其次则为创新药领域，职位变动人员占比为15%。

“上述人才的变化，对猎头来说意味着单量变多，这或许是好事。但对行业来说，尽管用人企业可挑选的人才增多，但也间接增加了猎头成单难度，同时也不利于医药行业的长期发展。”杨旭对时代财经称。

资本要盈利，医药却未必有尽头

当医药人才的发展与资本互动，与政策捆绑，就注定了受其裹挟，与之相伴发展的命运。

2015年以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发布《关于征求加快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问题的若干政策意见的公告》、《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等若干文件，医药行业分水岭阶段由此开启。

政策推动，叠加热钱涌入，创新药企纷纷登陆资本市场，迎来高光时刻。

据证劵日报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有62家医药生物公司登陆A股，募集资金总额超926亿元；而这一年，在港交所成功上市的医药生物公司为33家，募集资金总额超70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606.9亿元）。

然而，行业却在2022年行至低谷期，截至当年12月26日，登陆A股的医药生物公司为48家，累计募集资金总额为737.7亿元。同期，仅有20家医药生物公司赴港上市，募集资金总额仅超9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78.03亿元）。

在这个过程中，人才的走向也随之跌宕。“无论是市场上行期，还是市场下行期，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都会影响人才流动的变化。”医药资深投资人黄凯（化名）对时代财经分析道，上行期时，有些公司会花钱挖人，高管离职或因外部发展，或因工作变动，人才在主动流动；而下行期时，市场发展前景不明朗，公司难以融到资金，高管或因此被动流动。

尽管政策依旧是医药行业的方向标，但资本与医药市场变革之间的关系由磨合转向冲突，毕竟即便是足够厉害的科学家，在医药行业也需要相对充足的时间与金钱，或许才能获得好的结果。

“资本要盈利，但医药却未必有尽头。”杨旭对时代财经解释道，资本与科学合作之初，往往是“蜜月期”，大家能够相互赞美和维护，但是资本无法忍受长期无回报，科学也不能长期包容来自外行的指导。此外，当下一级市场谨慎投资，二级市场活跃度也在降低，上市或融资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未来一年，医药市场的低谷期是否过去还不好说，这要看春节之后的1~2月内的发展状况。”黄凯告诉时代财经，不稳定周期之下对于人才流动的影响仍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