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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报告一半用什么字体 辞职报告字体要求

时间:2023-04-08 19:05:09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如今年龄在六、七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在中国和平年代发生的既惊天动地又变幻莫测的那段岁月。我们称那个年代为“毛泽东时代”、“火红的年代”,或者叫“激情燃烧的岁月”。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再回顾往事,不论你是惋惜它,还是怀念它;那段岁月都将永远让你难忘。在深圳市葵花公寓四楼展厅,由深圳市拓荒史研究会与深圳市民俗摄影学会联合主办的《火红的年代》——任永健临潼纪实摄影作品展,把我们的视觉时空一下子又拉回到了五十年前的那年那月……。


中国有句古语,叫“往事如烟”,但那是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的说法,自从有了毫毛不差地记录人和事物的摄影技术之后,凡是重要的往事,都应该留下实实在在的影像,永志后人,就像将史实深刻在竹片上的“齐太史简”。这就是“纪实摄影”。

而任永健前辈,还是一位真实地为历史写照的纪实摄影家,他经历沧桑岁月但无怨无悔,因为他用照相机将那段时光的许多瞬间形成了实在、朴实、自然的影像,活脱脱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真实面目,让心虚的人想掩饰但不能,因为它不是任人改写的文字。任前辈的作为实在可贵得很,不愧是我的前辈。称前辈不光因之年长,他的纪实功夫和阅历才更值得我敬重。



前辈是临潼人。因为上过一年初中,少年时便被乡政府招聘为文书。他也喜欢画画,常常给报社投稿插图和漫画。1957年原本想报考西安美院,却被阎良区领导推荐到《临潼报》当美编。从1959年开始拍照片。后来报社关闭,重新回到乡下人民公社当基层干部。到了1964年,任永健有幸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此他的摄影生涯转入记录农村革命、农民生活的大道。从1964年到21世纪初,大凡临潼农村发生的所有运动和事件,比如社会主义教育中的“忆苦思甜、阶级教育”、“大唱红歌”;“学大寨”,“修梯田”“民兵训练”“学习小靳庄赛诗会”……几乎都被他一一拍摄,很少遗漏!

可以说,任前辈库藏了对中国“农村革命”比较全面、细致的记忆图像。


任前辈祖居的临潼,曾是盘龙卧虎的京畿之地。远在3000年前,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曾在骊山上点烽火戏诸侯。后来,秦始皇死了,也被埋在骊山下。接着项羽为刘邦摆设的鸿门宴;唐明皇和杨贵妃共浴的华清池,都在临潼县境内。家乡历史的厚重,或许曾经激发过老任“纪历史之实”的萌动?再回溯中国史学界的精英,会发现陕西人的纪实意识是有传统的。比如韩城人司马迁作《史记》,那是拼了身家性命和忍受奇耻大辱所换来的“纪历史之实”巨作。后又有陕西扶风人班固,也曾因为纠正史书之误而被诬告“篡改国史”而下大狱。最后,终于和妹妹班超一起成就《后汉书》。

这些执着和坚持,很可能和陕西人耿直、倔强、认死理的遗传基因有些关系。比如和外省人加以比较,比如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为例,当时河南、皖北、苏北一带上报的亩产粮食已经上万斤,钢铁产量也早已“赶英超美”,刮起的“浮夸风”有如热带海洋上形成的飓风。但陕西人却相对“保守”,因而躲过了饿死成千上万人的厄运。



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陕西人又发动了一场回顾总结共和国建立40周年的《艰巨历程》摄影公开赛,仍然以“纪历史之实”为主旨。我曾有幸过目了数万张来自新闻社、报社和民间的照片,又见识了反映建国以来三个重要历史阶段震撼人心的真实写照,这才大彻大悟:原来纪实摄影最不寻常,我们绝不能把它与一般“风花雪月”的摄影艺术混为一谈!

二十多年来,见识了外面的许多图像,又参与了《中国人本》的纪实展览,才逐渐明了,这纪实摄影本是一种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赋有强烈实验性的人文行为。


如果话说扎实一些,就该这么讲:如果没有科学态度,没有历史意识,不认识真理,再缺点儿胆识,那你就永远与纪实摄影无缘!而任前辈的纪实摄影生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尤其“农村社教”那一部分,表现得特别充分。我初见到那些照片,禁不住暗自喝彩,庆幸我们中国近代重要的一段历史终于有了图像佐证!

“图说变迁,见证历史”。这就是在科学态度指引的纪实摄影最根本的功能。

我们要感谢任永健前辈因为他于历史、于摄影,都功不可没,他留给我们的是一部摄影的《史记》!


—— 石宝琇 陕西省人文地理摄影协会会长; 西安美院、西安理工大客座教授



▲“庆六一”儿童演出


▲谭家公社万先大队社员交售新棉(1972年)


▲晒玉米


▲共大学员宣誓 (1975年摄)





▲1965年,解放军总参首长孙毅下乡调研





▲北田公社尖角大队民兵训练


▲兵谏亭


▲春耕


▲敲钟上工


▲代王公社召开干部会


▲党代表们在讨论大会报告


▲地区组织参观临潼农田建设


▲地头评工分


▲地头学毛主席语录


▲二郎担山


▲发奖金


▲发毛选


▲反修水库


▲丰收的果实


▲副县长在一线


▲改土大会战


▲改土会战小学生把战参


▲干部下乡


▲公社干部在一线


▲夯土队


▲下乡知青在一起学习


▲护理唐山地震伤员


▲华小教师普及科技教育


▲华中校办工厂


▲欢迎工宣队进学校


▲机关干部在挖坑植树


▲集体上工


▲集体学毛选


▲检查棉花育苗


▲讲革命传统


▲开会路上


▲看电影


▲抗旱浇麦


▲快板书表演


▲劳动模范


▲老太婆合唱队


▲栎阳生产的延安牌钻井机


▲练基本功


▲两个队长带头大干


▲零河水上塬了


▲零口公社在零塬会战中浩浩荡荡上工地


▲领导班子会


▲马额公社在改土工地演出


▲麦收场上


▲棉花现场会


▲民兵防化演练


▲民兵练射击


▲民兵师游行


▲农机现场会


▲欧阳海班战士支农返部队


▲签合同


▲庆“六一”节


▲赛诗会


▲三落实大会民兵演练表演


▲磨豆腐


▲三运司马车队


▲桑园小学上阶级斗争课


▲晒棉花


▲山区学生参加劳动


▲诗社社员怀念王老九


▲收割小麦


▲收工


▲书记和知青交流玉米经验


▲送饭到地头


▲送肥


▲送女下乡


▲谭家公社农机站


▲唐山地震伤员在临潼


▲同吃


▲渭河大桥合拢时


▲文化站老少象棋赛


▲文艺演出


▲武屯公社抗旱打井


▲夏收忙


▲县妇联召开妇女代表会


▲县机械厂工人加强理论队伍,深入批林批孔


▲县机械工人在机床前交流机床操作经验


▲县教育先进工作会


▲县委领导下乡扶贫


▲县委组织干部参加劳动


▲县药材公司职工收听新闻


▲现场教学


▲相桥公社红医班在农村宣传计划生育


▲斜口柳树大队地道打通了


▲新丰公社姚家队妇女忙织布


▲新兴公社张大夫生产队夜间扬麦


▲修理农业器械


▲训练生产相结合


▲晏寨公社 社员大战焦家滩


▲爷孙学毛选


▲迎接唐山地震伤员


▲油槐公社老艺人自娱自乐


▲幼儿园户外音乐课


▲愚公移山造田


▲支农送化肥


▲知青养猪


▲知青在工地


▲纸李公社社员大战陵园


▲纸李乡社员大会战场面


▲驻地部队支农改土


▲今日临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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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永健,临潼人。1936年12月出生,原临潼文化馆馆长、原西安市临潼摄影家协会主席、现任西安市临潼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任永健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阎良区新兴乡南康桥村,因为家里穷,小学五年级辍学,辍学后在亲戚家的杂货铺做小伙计,因为爱学习,在自己的坚持下,继续读完了小学,毕业后,考到三原水利学校,但是因为家里条件限制,最终没有完成学习,回家务农。

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上面派工作组进村指导,因为父亲是村长,任永健先生负责接待、跑腿工作,最后因为勤快,头脑灵活,被工作组提名加入了共青团。那个年代上过学的人不多,因为能写会算,1953年3月,任永健被调到临潼县阎良区一个乡政府当文书,主要负责起草文件,管图章,接待等工作。这期间因工作关系,平时就爱写东西、画画的任永健就开始给《临潼报》投稿,经常有作品刊发,当时他的理想就是考“西安美术学院”,就在决定去实现自己理想报考美院的时候,任永健被收到了调令,因他爱写能画的特长,被调到临潼报社。

当时任永健的女朋友(现在的爱人),刚考上西安卫校,权衡之下,他放弃了自己了理想,资助女朋友上学。到报社后,因为摄影记者辞职,任永健一边从事文字工作,一边自学拍照,因为没有人带,只能一边干一边学。就这样,任永健先生,拿起了相机,这一拿就是一辈子。

在1962年,任永健参加了中国摄影协会陕西分会,1963年因经济困难《临潼报》撤销,但四年的自学和锻炼,已经能让任永健熟练地掌握相机、运用相机。在当时的年代,他不可能自己购置相机,至此也就再也没有机会碰触相机。

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任永健作为临潼唯一会用相机的人,因为“特长”,又一次的被调到临潼县从事社教运动的拍摄工作,时隔两年,本以为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拍照的他,终于再一次的被相机“选中”。

当时文化馆有一台“海鸥相机”,专门搜集革命素材,因而拍摄了大量的社教运动照片,临潼县阶级教育馆办好后,又到蓝田县继续筹办展览,在蓝田社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任永健被当做“黑五类”揪出,又因为给《陕西日报》投过一张《蓝田县委书记和机关干部看批判三家村专栏》的照片,当时县委书记已被打倒,所以涉嫌“连带”,他被认作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穿一条“连裆裤”的人,不容分说相机就被没收了。他不得不再一次放下相机。虽然“放下”了相机,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摄影”的爱好,他开始提起笔画画,在画画中,他把笔想象成镜头,继续着自己的爱好,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记录。

文革开始后,社教运动也停了,1965年后期,又因会照相,任永健被调入临潼县文化馆,那时,文化馆一台海鸥相机是两个人用,1967年,临潼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造反派头目叫我去照相,我没有相机,他写了张条子,让我到华清池造反派那里去借,后来我借到一台禄莱福莱,拍摄了革命委会成立大会的壮观合影,也是第一次找到了摸相机的感觉。”任永健笑着说。之后任永健用上了文化馆的海鸥相机,当时整个临潼县只有这一台,所以那时拍摄的照片也就成了临潼的“孤本”,从1967年到现在43年,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摄影,也没有停止过拍摄。

任永健在临潼成立了西安市摄影家协会骊山分会,任职协会主席,候登科任副主席。因为共同的爱好,任永健与候登科成了忘年之交,1986年在任永健的帮助下候登科第一个个人摄影展在临潼文化馆举办。任永健说:“我喜欢扶持热爱摄影的人。”如今骊山分会已更名为“西安市临潼摄影家协会”。

2001年元旦,在临潼举办了任永健40年个人摄影回顾展,展出作品160多幅,其中六七十年代的有120幅,展出10天中,观众达数千人,从他的照片中看到了临潼发展的文献史料,而他正是这些瞬间的见证人。

从1959年到1986年,任永健先生拍摄并保留下一万多张照片,六七十年近5000张,今年80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干了一辈子摄影,他还在继续,从未放弃!

一个人和历史有很多交汇点,而时代给了我记录的契机,我很幸运。任永健先生开心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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