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拍》第341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我

王静/口述

墩墩/撰文

祖一飞/编辑

我叫王静（@静静在瑞士），六零年代在南京出生，九零年代在深圳打拼，如今定居瑞士已有20余年。

前半生，我经历了和亲人生离死别、婚姻一地鸡毛，疲惫不堪地品尝着人生的苦酒，从未生儿育女。 直到40岁遇到了现任先生，我才开始体会幸福的滋味。在国外这些年，我们一直是两个人过，虽然身边没有儿孙绕膝，但我从不觉得这样的人生有何遗憾。余下的时光，我们会继续相依到终老。

我一直觉得，人这辈子有两杯酒是总归要喝的，一杯是苦酒，一杯是甜酒。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先喝苦酒，再喝甜酒，这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甜。

在瑞士退休后，享受旅途的我。

相比大多数六零后，我的出身还算幸运，从小并未吃过多少苦。我出生在南京的一个体制内家庭，父亲是参加过抗战的老革命，转业后到江苏省物资局工作；母亲是位大家闺秀，毕业于南京女子中学，解放后在南京逸仙桥小学当老师。他们一共生养了4个孩子，无一例外都是女孩。

我排行老四，在我出生的1960年，国家正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印象中，有很长一段时间物资都是凭票供应，肉要肉票，米分大米、中熟米，我喜欢吃大米饭，母亲说大米少，只能熬粥喝，每天给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胡萝卜。在那个年代没饿肚子，按说也算是幸福之家了。可实际上呢，我们家是非常不幸的，原因是父母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在我看来他们完全没有感情。

父亲年轻时十分英俊，对待外人很热情，经常邀请男女同事到家中吃饭，每招待一次家里粮食就吃紧，母亲对这事意见很大，结果惹得父亲反感。从我记事起，父亲就经常发脾气，母亲不敢回嘴，只能一个人生闷气。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可以气到那种程度，母亲气得浑身颤抖，吓得我们四姐妹只能围在一旁哭。

每次回家前，我都会听一听屋里有没有摔东西的声音，我害怕父亲，更害怕看见母亲那种无助的样子。这种痛苦压抑的家庭氛围，让我很早就萌生了不生孩子的想法。从父母身上，我看不到爱情能够天长地久，担心万一将来婚姻不幸，自己的孩子会非常可怜。

仅有的一张全家福，中间的小女孩是我。

1971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南京市梅园中学继续读书。高中一年级，学校把我们班定为了半工半读试点班，一个星期学文化，一个星期当工人。在学校里，我学会了车床、翻砂，还经常被派去工厂里刷油漆，动手能力练得很强，学习却荒废了。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正好轮到我们这一届毕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没一会儿又都垂头丧气。学业耽搁了这么久，谁也没信心能考上大学。后来果不其然，我们全班只有一位同学上了一所工农兵大学 ，还是推荐去的，其余多数人都选择了参军这条路。我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好，只好先回家待着了。

母亲看我在家没事做，说不能就这么闲着，学点适合女孩子的东西吧，以后找工作也拿得出手。没几天，她帮我请到了一位江苏省艺校的退休艺人，这位老师姓吴，60多岁，负责教我弹琵琶。学了一年，我就可以熟练弹奏《十面埋伏》。那年二姐刚刚参加工作，她拿出第一个月工资，托亲戚在苏州民族乐器厂花36块钱给我买了一只琵琶，一直保存至今。

在我学琵琶的第二年，国家出台了一项新政策，规定年满18周岁的职工子女在父母退休后可以顶替工作。母亲觉得我不上班也不是办法，跟我说：静子啊，要不妈妈退下来给你来工作吧？我呢，也非常喜欢小朋友，就接了母亲的班。1978年6月1号，我正式成为南京市逸仙桥小学附属幼儿园的一名老师。

当幼儿园老师的时候带孩子们去春游，穿灰色裙子的是我。

同年9月，南京幼儿师范学校恢复招生，为了拿到幼儿师范的文凭，我报考了一个在职班，一边工作一边求学。正当一切慢慢步入正轨的时候，命运却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在我读幼儿师范期间，母亲被查出直肠癌。

母亲住院后，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她，几乎把医院当成了家。冬天，三张方凳子一拼，就睡在病床旁边。夏天，病床下的地板就是我的床。对我来说，只要能在妈妈身边，心就是暖的。遗憾的是，当时的治疗手段受限，熬到两年零四个月的时候，母亲还是离开了人世。

母亲去世第三年，父亲选择再婚。当时我三个姐姐都已成家，只有我还和父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从后母到家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虽然我不会跟她发生任何矛盾，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但每次看到她跟我父亲两个人一起琴棋书画、有说有笑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起妈妈。

如今的我早已释怀，这是后来我在南京为父亲过80岁大寿。

1987年，我27岁，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年纪不小了。 那阵子正好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从部队转业的男人，对方带着一个叫珊珊的小女孩。珊珊的妈妈以前是军医，不幸得了尿毒症，在她两岁的时候去世了。那个年代呢，不生孩子的想法很难被人接受，能找一个有孩子的男人也是个办法，所以我就没拒绝，想着先看看再说吧。

相亲那天，男人骑着一辆单车，后面带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我见了特别喜欢。小姑娘刚开始学钢琴，我在她家跟她交流了一个小时音乐，期间都没顾得上跟她爸说话。最后要走的时候，我说，珊珊，阿姨要走了。孩子抬起小脸稚嫩地说，阿姨，你不要走，住在我们家好吗？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阵难过。我一直觉得自己家庭不幸，过早地经历了我不应该承受的。看着眼前这么乖巧可爱的孩子，也和我一样没了妈妈，我知道她有多么渴望有一个母亲——因为孩子的那句话，我决定嫁给她爸爸。直到结婚当天，我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从那以后，我身边就多了一个小姑娘，每天跟着我上下班。

1987年，因为这个小女孩我做了后妈。

结婚过日子毕竟没那么简单，面对柴米油盐、人情是非，后来的一切都没有我想得那般美好。由于孩子的外公外婆家住的不远，我们每周会将孩子送去住一天，日子久了，问题就出来了。孩子每次回来，都会告诉我外婆又在哭，我说怎么了？原来外婆总跟孩子说她死去的妈妈。本来孩子已经开始依赖我了，外婆又不断提起伤心事，这对一个逐渐长大的孩子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不敢想。

后来，姗姗逐渐出现叛逆心理，有一次我因为写作业的事情教育她，她哭着冲我大声喊，“你不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XXX！”这让我很震惊，这样孩子怎们能健康成长呢？没办法，我跟她爸爸商量，我说为了孩子的教育，我们把她带走吧，等她大一些能理解的时候，再把关于生母的一切都告诉她。

孩子的爷爷奶奶离休后都在广州生活，我们之前也去过几次。1990年，我和姗姗爸爸决定搬去广州，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娘家人都不同意我放弃教师的“铁饭碗”，这点我倒不是很担心，当时的广州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不愁找不到工作机会，这点对我来说也很有吸引力。

1988年春节，我和孩子在广州的爷爷奶奶家。

当时孩子学期尚未结束，由我负责打前站先到一步。原本计划好好的，结果去了广州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前夫妹妹的介绍下，我进入了深圳著名的三九大酒店的营销部工作。这座酒店实力很强，作为筹建阶段的员工，发展前景也不错。不过在丈夫和孩子搬来广州之后，为了一家人能在一起，我还是果断辞职了。

团聚之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却慢慢出现了危机。当时我们在广州一家宾馆重新找了工作，他做保安，我做仓库保管员。夫妻两人在同一家单位朝夕相处，难免会听到同事的闲言碎语，导致我们之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矛盾。为了避免这些难堪，我又换了一家酒店工作。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人只要有一双勤劳的双手，一切都会有的”。那时我没有太多想法，就觉得埋头去工作就好了。我丈夫却总抱怨工作不如意，他没有文凭，做什么都觉得不称心，我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争吵不断。

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1992年，我们决定离婚。离婚那天，我把身上唯一值钱的一枚金戒指留给了女儿。除了仅有的1000块钱，我连一件行李箱都没拿，只提了两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塑料袋。家里两位老人一直通情达理，看我拿东西出门以为是出差，还问我：小王，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忍着泪水几度哽咽，终究没有说出话来。

想当初，我满腔热情地扑进这个家，现在却是这种结局。孤身走在广州街头，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见我没地方住，同事帮我找了个临时宿舍，很简陋，除了几张高低床和一张桌子，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我白天忙着上班，下了班就回到这个小屋，饿了就泡点方便面充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心情不好，后来，我一个人去了趟新疆天山，看着天高云阔的风景，好像一切都释然了。

我在天池旁骑马的照片。

旅游回来后，我把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还开动脑筋做起了一门副业。当时我在酒店做市场营销部经理，南京的一些朋友出差总会联系我住我们酒店，其中有个朋友是开汽修厂的。90年代能买车的人也不多，干汽车修理的人更少，而广州是全国汽车零配件最全的一个城市，受限于物流和信息渠道，很多配件转运之后不是价格特别高就是买不着。

我和朋友聊过之后主动提出合作，说由我负责帮他在广州采购配件，只收取他一部分佣金。朋友一听很高兴，因为这样即可以节省经费，又提高了效率。我们两人一一拍即合，此后他需要哪种配件，就把型号传真给我，我第一时间去找货、发货。

刚开始我只能利用午息时间，顶着太阳，打着摩的，一趟一趟跑到广源路汽配城去找配件，一家一家地对比价格。后来跑熟了，整个汽配一条街上所有批发零售店的电话我都记下来，还自己做了一个名片簿，不仅沟通效率更高，价格也能谈得更低。

那个年代快递业刚刚起步，我就无意中开辟了一条小型“航空快递”渠道。有一次，朋友跟我说有个零部件明天一定要送到南京。这时候快递公司已经下班了，而且按当时的条件，所有快递公司都不敢保证能在第二天送到。我突发灵感，拿着配件以最快速度跑到白云机场，到处找要飞去南京的旅客。

我看到一个男的手上没行李，又正好飞南京。就跟他说，麻烦你，我有一个很急的东西想让你捎带到南京，到南京机场出口会有人找你拿，给你200块辛苦费。那人犹豫了一下，看到我让带的东西是汽车配件就同意了。从那以后，遇到急用的配件，我就以这种方法送过去。

1995年的我，在事业上如鱼得水。

除了打理酒店的业务，我不是在找配件，就是在去送配件的路上，真是累并快乐着。我在酒店拿一份工资，一年还能有4万多副业收入，很快就攒下了人生第一桶金。我这人生活又比较节俭，吃住都在酒店，也从来不穿名牌、不买贵重饰品。攒下来的这些钱，更大的意义是成为我面对生活磨难时的底气。

1996年，深圳三九大酒店的总经理突然找到我，说酒店想在广州开展业务，需要成立一个办事处，他说负责人的职位“非你莫属”。这短短的四个字，让我感觉很受认可，便接受了跳槽的邀请。

公司在广州租了一套房子，作为办事处的办公场所，这样我也有了稳定的住所。为了工作方便，公司还给配了一辆老式伏尔加汽车和一名专职司机，我整天奔波在广州各大酒店宾馆推介我们酒店，集团领导看我这么勤奋，对我更加认可。一年之后，又把我调回深圳本部任营销部经理。

39岁生日，我收到同事送的鲜花。

正当我的事业顺风顺水时，由于酒店领导层更替，中层管理人员全部被调整到普通岗位，明摆着不用我们这批人，我只好辞职不干了。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初入人生舞台的小幼儿园教师。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生活，更没有所谓的铁饭碗。唯一能以不变应万变的，就是自身所具备的能力。

辞职之后，很快我就在另一家酒店应聘上了总经理助理的职务，月薪也涨到了4500元。1998年，我手头已经有了28万元积蓄，当时房价一平方3600多元，大家都在讨论说深圳房价会越来越高，我就赶紧用这笔钱在深圳买了一个两房一厅，至此，我才真正觉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九十年代的深圳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灯红酒绿的世界让很多人迷失了自我。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接触一些很有钱的男人，曾经有人跑到我跟前问，小王，如果我跟我老婆离婚，你会嫁给我吗？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可能。对方说我这么优秀，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愿意呢？我说你现在能够扔掉你的结发妻子，是因为我年轻漂亮。等将来有一天我变老了，还有更年轻漂亮的跟上来，你这种见异思迁的男人，我敢嫁吗？对方听了悻悻而去。

我是女人，永远不会去为难女人，更不可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有时候忙了一天，独身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万家灯火，我也会特别孤独，也会莫名伤感。只有忙起来才不会想那么多，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

孤独的时候我就回南京和几个姐姐相聚，右一是我。

1998年，我的一个朋友从瑞士飞回国探亲。为尽地主之谊，我招待她吃住，开车带着她在深圳玩了一个星期。临走的时候朋友问我，静子，你人那么好，怎么不再找一个呀？我说，哎呀，没有合适的就单着呗，总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她说，你给我几张相片，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朋友心里已经有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她在香港大学当老师的同学，另一个是她在瑞士认识的一位中餐馆厨师。两个人拿到我的相片后，都觉得很满意，也都跟我电话联系过。我当时没有手机，只有座机，或许是应了那句“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香港大学的那位先生打过几次电话我没接到，他便没有再打。

远在瑞士的那位写了一封信，寄到了我以前工作的酒店，但当时我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信被一位跟我熟识的小姑娘看到后转到了我手里。我拿到信，发现内容写的很真挚，信里也留了电话号码，想着礼貌性地回个电话吧。结果忽略了时差问题，连打两次都没有人接听。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想着再打最后一次，打不通就算了。电话嘟嘟响两声之后终于接通了。我说，你好，你是杨工吗（先生信里留的名字）？他说是，我说我是王静，他听了一下从床上跳起来。原来那边是半夜两点钟，他白天出去工作，也就这个时间能接到国内电话。

后来细想，这份缘分真是阴差阳错，哪个小环节出了情况都有可能联系不上。就这样，我们建立了联系，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越聊越投机。信件不停地你来我往，每隔几天，还要忍不住打一通电话。我觉得国际长途电话费太贵了，总提醒他挂电话，可一打起来总是放不下。后来他告诉我，他一年光打给我的电话费就7000瑞郎，按照当时1：5的汇率，折合人民币三万多块钱！

我说你怎么会舍得花这么多的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就想听到你的声音，每次一看你的相片，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应该是我夫人。神奇的是，那两年时间，我们仅仅通过电话和书信联络，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就认定他是我等的那个人，义无反顾地决定嫁给他。

2000年元月31日到达瑞士，在机场老公来接我。

2000年的1月31号。我坐上飞机来到了瑞士。2月11号，我们正式办理结婚登记。也就是说，我们去登记结婚的时候才刚刚见面10天，当我把这段婚姻讲给别人听，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人家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如果这个男人不是你要的男人？你怎么办？

当时我家里所有人都不同意，因为我在深圳已经买了房，工作也很安定。可我就是这样，自从没了母亲，所有事情我都想自己做主。第一次婚姻，我赌错了，但收获了一个女儿。第二次婚姻，后来的22年相处证明我赌对了，收获了一生的幸福。

2000年2月11日，我们结婚当天的照片。

我先生也是再婚，他的前妻和女儿都在美国生活。当初通过书信和电话，我把自己所有经历和不想要孩子的想法都告诉了他，他很尊重我的意见，说，“我爱的是你，只要你高兴，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我就毫无顾虑地奔他而来了。

先生出国前曾在国内大学工作，到瑞士后为了生存，选择了当中餐厨师。婚后我在家闲了两个月，也忍不住想找点事干。先生说，要不然你跟我去做帮厨吧。我们两个就每天坐一个小时的火车，一起去餐馆上班。

餐馆老板是瑞士人，实行家庭式管理，他的爸爸妈妈都在店里帮忙。有时候餐馆后厨不忙，老板娘看我闲着就会说：请你去烫一下抹布吧，请你去把厕所打扫一下吧，请你去把楼上的玻璃擦一下吧。说心里话，我特别难过，我以为自己是来帮厨的，没想到所有事情都要让我干，但工作机会难得，你不干马上会有别人来干，我只能忍着。

到瑞士之后，先生为我过40岁生日。

有一次，先生看我辛苦悄悄告诉我：你再忍耐一下，等我考下开餐馆需要申请的经理牌照， 我们就自己开餐馆，你来当老板娘。我很感动，问他，你当初找我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目的是找个人跟我一起开餐馆呀。我一听就笑了，我说那你算找对了，我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年的酒店经理，再不懂厨房怎么做，起码也懂管理。

2001年，我们的中餐馆开业了，餐馆名字叫“瑞士春城酒家”，虽然我们两个之前的工作都与餐馆有关，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等我们自己当了老板，才发现经营餐馆需要操心的地方太多了。我们两个就齐心协力从零开始，专程到上海请来厨师，一点点树起了口碑，后来生意一直不错。

我们的餐馆，我负责前厅，先生负责后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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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们所在的城市开了一家中医诊所，诊所的翻译是中国人，经常到我们餐馆来吃饭。一来二往，我们成了朋友，我对瑞士中医诊所的经营模式也有了了解。那几年，中医开始在西方国家流行，一些海外华人甚至外国人都尝试用中医治疗。而且开中医诊所比开中餐馆方便，只需要申请诊所的名字，租个房子，请个医生，再找一个翻译就可以做起来了。

有了这个想法，我就跟先生商量，他非常支持。我说干就干，马上买了机票，飞回中国寻找合适的中医医生。很快，我开了第一家诊所，接着又开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瑞士有个规定，每位中医只能在瑞士待两年，期满必须离开瑞士。所以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找医生，找到之后，全程指导办理签证，一切安顿好下来，至少要三个多月。

那几年，我每年都要回国找医生。有一年回国，一个月连续跑哈尔滨、跑浙江，全国天南海北地考察医生，疲劳过度，腰病就犯了。有的医生到瑞士之后呢，又因为各种情况待不下去了，还要再接着找。曾经有一个南京的医生是教授级的，刚到瑞士干了三个月，就跟我说，王姐，我想回去。原来他是忍受不了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寂寞。

2008年的时候，诊所开了四年左右，钱也挣到了。但我觉得这样太累，不想再用生命去挣钱。跟先生一商量，我们逐步把诊所都关掉了。

我们在瑞士的家，相比做生意，我每天与花草为伴的时候心情会更愉悦。

2020年，先生在65岁的年纪正式退休了。当时我们手上还有一家中餐馆，他跟我说决定不做了。我非常赞成，我们有退休金，还有一些积蓄，完全足够生活，而且钱是永远挣不完的。以前，我们每年都会回国一趟。近两年由于疫情原因，回国也成了奢望。这更让我们意识到人生有太多不确定性，不能只顾埋头挣钱，要及时享受生活。

现在，我们遵循着科学的作息时间，过着规律的生活，我们坚持锻炼身体，让身体保持健康。我们相敬如宾，不吵不闹。每月至少两次旅行，最大的心愿是周游世界。

现在的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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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我们在瑞士一直没买房子，这和国内的观念不同，瑞士支持租房，很多人一辈子都是在租房子住。瑞士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租客不搬走，房租是不会变动的，哪怕你是30年前租的房子，房租也会一直按30年前的价格计算。而买房的话，涉及到以后的继承问题，也比较麻烦，我们又不需要给任何人留下遗产。

按照瑞士的养老制度，男性65岁，女性64岁达到退休年龄，可以提前两年退休。我先生已经退休了，所以今年我刚过完62岁生日就申请了提前退休。虽然会少领一些退休金，但比起两年的自由时间，这不算什么。

年轻的时候我们努力挣钱，就是为了老了有钱花，况且手里还有足够的积蓄。我们坐火车旅行，火车就是我们的家，坐飞机旅行，飞机就是我们的家。等哪天跑不动了，我们就找一家养老院安享晚年。

旅途中的我们，有彼此在身边，哪里都可以当作家。

在瑞士，很多老年人即便是有儿女，年纪大了之后也会选择到养老院去养老。瑞士是老龄化趋势比较严重的国家，这里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养老模式。据我们了解，一般的养老院里，护工和老人的比例基本可以达到1：1。而且实行好似开放式的管理，有行动能力的老人完全可以自由进出。

这样的养老院一般每月收费6000瑞郎左右，折合人民币每月4万多，乍一听很高，几乎是全球养老收费最贵的。不过，瑞士也是全球平均薪资最高的国家，一般最低月收入就有4000多瑞郎，所以这个价位在瑞士不算高，一般人都可以接受。我们可以用养老金和个人积蓄支付，还可以申请政府补贴。

旅途中我随手拍摄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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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国内很多同代人都抱上了孙子，开始享受天伦之乐。这边的家庭习惯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父母和子女的生活都相对独立，我们周围独居的老人非常多，这种氛围也让我们不至于觉得很孤单。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当然也很渴望得到温暖。我一生没有自己亲生的儿女，幸运的是，出国后我与前夫的女儿取得了联系，如今她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不过仍会亲切地叫我一声妈妈。

有一次我们聊到以前的事情，她说，妈妈，当初是不是我连累了你呢，如果没有我出现，你会不会是另一种人生？杨叔叔对你好吗？如果不好，回来我养你！我告诉她，当初确实是因为你的一句话让妈妈做出了选择，但我不后悔。妈妈找到你不是为了让你养老，是因为我一直很爱你，找到你是为了可以温暖你，同时，你也可以温暖妈妈。

2005年，分开十几年后我和女儿相聚在南京夫子庙。

回忆起这些旧事，我还是忍不住掉眼泪，想想自己从南京到广州、深圳，又来到瑞士，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纵然有许多曲折，我还是不后悔做出的每一次选择。

生活总是环环相扣，过去的事不必纠结，至于明天会怎样，我选择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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