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忠

一、在刘伯承元帅领导下 参加创办军事学院

一九五〇年十月中旬，中央军委任命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校务部长”，我于十月二十二日到南京向刘伯承元帅报到，在刘伯承元帅的领导下，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的筹建工作。当时，我们办学校没有经验，邀请了苏联顾问。我到南京后，苏联的几十名顾问也到了南京。刘帅要我去见苏联的首席顾问，并指出，陆军大学第一项工作是组织体制问题，首先要确定校名。苏联首席顾问说：学校是培养陆、海、空军合成军队指挥员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叫陆军大学不确切，建议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院在院长、政委的领导下，设三大部：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先设两个系，即高级速成系，学制一年，基本系，学制两年半。我把苏联首席顾问的建议向刘帅作了汇报，他说，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后，并任命刘帅为院长兼政委，陈士渠任训练部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我任院务部长兼政委，朱有芹、刘君雅为院务部副部长。院务部设部党委，我为党委书记。

学院的组织体制，刘帅要我负责同首席顾问再商量，这是我在军事学院的第一项工作。到一九五二年春，学院完全接受了苏联首席顾问的意见。即院直属四大部：训练部、科学研究部、政治部、院务部改为物质保障部，教授会改为教研室，直属院领导，教务处改为教保处归训练部领导。学员系有高级速成、情报、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政治系，以后又设战役、战史、函授、防化学兵等共十二个系，均属院直接领导。我们物质保障部设政治、行政管理、军需、财务、供给、营房、卫生六个处及一个演习团（辖坦克、炮兵、工通、警卫四个营）。基本上仿效了苏联伏龙兹军事学院的组织体制。刘帅说，这个体制是：“横宽纵短，单刀直入”。经院党委讨论通过，可即报中央军委批准执行。接着，刘帅指示，体制确定后，着手搞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

第二项工作是设立联华公司（即做生意）。刘伯承院长给我的任务是：六大任务七个字“衣、食、住、行、健康、用”。但他又明确了我的工作重点，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吃的问题搞好了，就完成了院务工作百分之七十的任务。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东西是一句空话。因供给制度有限，有必要做生意赚点钱来补贴、改善生活。因此，刘院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去北京总后勤部找黄克诚部长解决。军委首长很快就批给了一百亿元人民币（旧币，一万元折新币一元）给学院设立联华公司。部党委研究由朱友芹副部长专门负责。于是，在东北、天津、上海、广州等市，从北到南都有军事学院的联华公司，名字很响亮，赚了不少钱。这些钱主要用于补贴、改善学员、教员的生活。

在改善生活中，对炊事员的烹调技术，刘院长也有具体的指示。刘院长说：“这不能简单地看，吃饭问题一天三顿人人有份，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面，江西、湖南人吃辣椒，四川人吃麻、辣，山东人吃大葱，山西人吃酸醋等等。我们的学员是胜利之师，来自全国各地，如吃饭问题能基本上做到大家满意，这是一门大学问。”遵照刘院长的指示，院务部党委作了详细认真研究，并分工刘君雅副部长重点管理伙食生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后勤顾问向我提出建议，学院应该设面包房，菜要讲究营养，而不要搞太复杂的口味。根据刘院长的指示，没有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我说，顾问同志的意见好，但在我们中国行不通，请顾问到我们食堂看看尝尝，征求学员的意见好吗？他同意了我的看法，去食堂看了后，认为我们有一套管理伙食的办法，表示满意。同时他们也愿意吃我们的饭菜了。

对学院的伙食生活问题，学员普遍反映比较满意。一些学员见到我说：“部长同志，伙食办得很好，应该表扬你、感谢你！”我说：“希望你们学习好，当好你们的司务长是我的职责。”当时学院一些领导提出，“教好、学好、吃好、玩好”。并说教好是训练部的责任，学好是教、学员的努力，吃好是院务部的问题，玩好是政治部的事情。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教好、学好是应该的，吃好、玩好是无底的，吃好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我发现有个别学员在大红楼看越剧时，跑到后台去喝一百块钱一杯的香茶，这是玩好吗？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第三项工作是解决教室等问题。我们军事学院的院址，是设在原蒋介石的国防部大院，北极新村、炮标、马标，励志社、盐务局等均拨归我们。房子是漂亮，但不宜于教学之用。因此，立即要修改大、小教室、专修室、图书馆等。大礼堂是蒋介石的讲演堂，花了不少劲改建，设冷、暖气，用去八十余万元新人民币。学员系不断地增加，到一九五五年初，建立了十二个系。如：战役、高级、基本、情报、政治、海军、空军、装甲、炮兵、战史、防化、函授等系。为了解决房子问题，刘院长给南京柯庆施市长当面打招呼，得到了柯市长的大力支持。如战役系、函授系是最后设立的，并且都是高级干部，柯庆施市长就把宁海路、天目路、琅琊路、莫干路等这些过去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住宅区，全部拨给我们了。

我们在国防二院、马标、小营等地区修建了十几栋教职员的宿舍楼。添建和改建花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今天回想起来，当时要不是刘伯承院长亲自出面，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的。

第四项工作是教学物质保障问题。教材、教具，实物见学等项是当务之急。军委决定除建立演习团外，还抽调了各种类型的坦克及大口径的火炮作为实物见学之用。但还有印刷厂、教学使用的吉普车没有解决。于是，刘伯承院长给曾山同志写了亲笔信，请他帮助解决。曾山同志当时是上海市财经物资委员会主任，是专管财经物资调配的。我拿刘院长的亲笔信去上海见了曾山同志，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是陈毅元帅兼任，曾山同志请示了陈毅元帅，他非常慷慨地批调了一个完整的印刷厂给学院，包括所有的设备和人员；又批给缴获来的美国吉普车二十辆。曾山同志问我，“还缺什么？”我说，还希望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印刷用的纸张和汽油，他亦一一解决了。对学院的教学工作非常关心，特别是对刘伯承院长十分尊敬。我代表军事学院常委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一九五一年秋，在蚌埠市以东的临淮关，组织了一次见学演习。在演习前，刘院长指示，要我负责解决野外见学的折叠桌、帆布凳、行军床、望远镜和教、学员装学习材料的手提包，全院的教员、学员每人一个。解决上述的教学保障用具，经费全由军委报销。军委还配给学院二百部望远镜作为学员野外见学用。这批野外见学用具，是军委领导的重视和关心而办好的，否则很难解决。

关于教职学员的物质生活和健康保障问题，我们做到了每月的薪金和夏、冬季服装发到每人的手里，医生看病是送药上门，直接到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出诊，这些工作，教、职、学员都比较满意。

一九五四年三月，军委任命我为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物质保障部长。一九五五年五月，为创建高等军事学院摸索经验，中央军委决定学院成立战役系。战役系学习的五十二名学员都是兵团和军级干部，我是被调入战役系学习的学员之一。一九五五年九月授衔时，战役系学员均授将军军衔，其中上将五名，中将二十三名，少将二十四名。战役系学习二年半，一九五七年十月毕业。

关于我的工作分配问题，在快要毕业时，原确定我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但命令公布时改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当我准备去兰州军区到职时，陈伯钧副院长从北京奉刘伯承元帅之命给我打来电话说：刘帅向军委提出还要我到高等军事学院工作。我表示：个人服从组织，听从中央军委决定。于是总政干部部回电：不去兰州，遵照刘帅指示，参加筹建高等军事学院的工作。

二、参加高等军事学院筹建所担负的任务

高等军事学院是一九五三年开始筹备。军委确定高等军事学院负责全军战役、战略的训练内容，即陆、海、空军正师以上干部选调高等军事学院培训；陆军副师、团、营干部由南京军事学院培训；其海、空、装、炮等分别创办军、兵种专门学院。中央军委确定高等军事学院设在北京，地址选在红山口。一九五四年开始建筑，一九五七年秋基本建成，开始接收第一期学员。我是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后，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上旬到职工作的。

高院是由南京军事学院划分出来的。刘伯承任院长、陈伯钧任副院长、唐延杰任教育长、解方任副教育长，南京军事学院党委的六位常委，仅留钟期光副政委在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结业后，全套机构和所有人员、车辆、教材、教具和生活用具等全部搬到北京作为高院的基础。我一九六一年任高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长，分管高院的行政管理、物质保障工作。现将院务部的组织建设和工作任务分述如下：

（一）院务部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

院务部的组织机构设行政、供给、营房、卫生和政治五个处。上述机构的设立是为教、学员、全院人员服务的，为保障教学任务的顺利进行，为保障全院人员的身体健康，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军委的各项规章制度，为建设正规化的院校打下良好的基础。一九五八年中央军委任命我为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院务部长兼政治委员，张洪山、李治为院务部副部长。院务部设部党委，我为部党委书记，学院党委常委。

（二）创建时期院务部抓了几项主要工作

第一、 植树绿化。中央军委确定高院建在红山口，主要是西北面靠山，离中央、军委机关较近。如中央首长来院视察，警卫安全有保证。但当时的红山口是光秃秃的，风沙很大。因此，必须很好地绿化，改造自然环境。我到职后，责成营房处做出绿化规划，并派人到各地去买树苗。如山东的冲天杨树苗，东北的朝鲜洋槐树苗，还在北京周围的苗圃买了大量的苹果树、梨树、桃树、葡萄树苗等。这样，一方面绿化了环境，美化了大院，另一方面在 三、五年后还可以吃上自己种的水果。动员全院人员每人栽种五十棵树，划分到各单位管理，“包种保活”，共种各种树五万多棵。当时，受到了北京市园林局的表扬。

第二、生产建设和生活保障。供给处搞的副业，养有奶牛、肥猪、羊群、鸡和北京填鸭等。号召全院的教职员工开荒种地瓜，向供给处副业生产地送饲料，这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的灾荒年间确实解决了部分自给的问题。

院务部党委研究，为了解决学院人员的供应保障，使教学任务能顺利进行，决定建设农场。一九五九年，在天津附近的汉沽垦荒六百余亩，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汉沽农场”。一九六一年收稻子三十万斤，到一九六四年收割稻子五十万斤，为学院解决了大问题。但在一九六四年冬的第十次院校整风中，规定院校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搞好教学，不要经营农场。一九六五年春，军委决定交给部队耕种。

办这个农场费了很大劲，买了两台拖拉机，接通了电，挖了水渠，修建了简易住房和打谷场等等。原来我们计划垦荒一千亩，亩产一千斤，每年收割稻子一百万斤。这样对学院供应就有保证，能自力更生解决部分粮食，使教学员生活有保证。但是上级规定不办，只好服从。

高院初建时，没有物质基础，加以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的大灾年，对生活保障是大问题，我们院务部确实是千方百计地设法做好这项工作。除自己搞副业生产外，一是组织打猎队去内蒙打黄羊，五八年至六〇年都组织了打猎队，每年打黄羊两千余只，每只杀肉二十五至三十斤，即每年五万斤左右，三年共吃黄羊肉十七万斤；二是派人去东北沈阳地区买黄豆，三年共买黄豆二十万斤，豆腐坊能天天做豆腐送食堂；三是一九五九年冬派伍兰英生产助理员(我妻子)去四川买腊肉一万五千斤，广柑四万多斤。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由于我们的后勤供应做得较好，所以，能使教学任务顺利进行。当时有些单位生活保障没有跟上，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我们高院没有发生这种病，生活保障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迎接十年国庆。这项工作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准备，主要是抓了除四害、讲卫生和建设露天剧场两项工作。北京市设了总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我是高院的爱委会主任。学院的各部、处、室均设立了爱卫会，各支部有爱卫委员，各栋楼房选了楼长，负责督促检查。我们同兄弟学院订了竞赛条约，定期与不定期地互相检查，北京市总爱卫会组织过全首都大院检查评比，我院是被评为除四害、讲卫生的红旗单位之一。

高院的营房设计有大礼堂，报军委审批时，把大礼堂修建给取消了。一九五九年的十年大庆，各省市和军队文工团都要来院演出，但没有演出场所，受到了限制。于是，学院动用本身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五八年秋就开始动工修建露天剧场，于国庆十周年前夕建成。许多省市和军队文工团都来我院露天剧场演出过，特别是以我院为主的将军合唱团在露天剧场排演收到很好的效果。露天剧场能容纳四千余人，同志们都称赞这件事办得好，为大家解决了文艺活动的场所，全院人员都能受益。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军政大学

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以总参谋长黄永胜兼校长，调海军副政委张秀川任政治委员，刘忠任副校长。“军大”校址设在原高院。组织编制设三部一室，五个大队，即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一、二、三、四大队收全军陆、海、空三军高中级干部，第五大队为外训大队，收亚、非、拉美军队的高、中级干部。

军政大学第一期于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开学，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毕业，学习时间四个月。主要学习内容是毛主席有关著作，十大军事原则，和马、恩、列、斯的一些理论著作及解放战争中的典型战例。第一期学员中，除陆、海、空军各部队的军、师、团干部外，还有“九大”代表二十一名，战斗英雄、模范干部三十名，先进单位的代表四十五名，各大军区、军兵种的学习积极分子代表七十一名。军政大学办的第一期，当时，总部、军兵种、各大军区的评价是很高的。说：“军大是抗大式的军大，城市能办，乡村能办，平时能办，战时能办”，学员毕业后回队对部队建设起着骨干作用。这就是第一期毕业准备办第二期时，我到部队去开座谈会收集的综合性材料。

一九七一年七月，我去沈阳军区搞调查研究，向部队征求怎样办好第二期的问题，找了一些学员和部队的同志开座谈会，大家提了不少办好第二期的意见。但因“九一三”事件军大第二期未办。我还参观了珍宝岛和外长山列岛等，了解军事布署，解决学为了用的问题。

四、对院校行政管理教学保障工作的体会

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建设是院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年代，军队后勤工作以保障战争胜利为主要目的，集中人力物力对作战进行保障，从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院校的后勤保障虽然没有战争年代那样复杂，把后勤保障工作搞好了，同样对教学、科研和院校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

院校建设既要靠国家，又要挖潜力。五十年代初，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办院校。所以，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搞好生产经营，以此来调解军队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保障院校建设和教学科研的需要。充分挖掘院校自身的潜力发展生产，自力更生，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军养军，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在军事学院的初建时期，我们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增加资金来源，如学院办的联华公司，赚了不少钱，用于改善学员、教员的生活，高等军事学院时在天津的汉沽垦荒屯田，办了“汉沽农场”，一年收割稻子几十万斤，自筹资金修建露天剧场等。这样，既为国家减轻了负担，又为院校本身解决了困难，为教员、学员有更多的时间来搞好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保障。

后勤保障工作还要树立为全院人员服务的思想。后勤人员的素质提高了，就能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保证各项保障任务的完成。院校的后勤保障工作千头万绪，衣、食、住、行样样都管，容易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事情。有了这样的思想、保障工作就很难搞好。针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对院务部的同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我以身作则，为大家作表率，严格要求，牢固树立为教、学员服务的思想，为全院人员服务的思想。

从一九五〇年十月我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校务部长起，至一九七九年二月，总政通知我离职休养止的二十九年时间中，我一直从事军事院校工作。在我一生五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有三十多年是在军事院校中度过的，其中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红军学校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我从事院校工作的时间长，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与教学保障工作比较熟悉，考虑到院校工作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准备专门写一篇有关我军院校行政与教学保障工作方面的文章。因此，在这篇回忆录中对这方面的问题就不准备多谈了。

摘自《从闽西到京西——刘忠将军回忆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西书局 2016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