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今年5月辞去北京市委委员、团市委书记职务的熊卓，已回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

在各地纷纷抛出重饵、清华北大学子纷纷奔赴官场的热潮中，这则清华出身的高官“逆行”回归教坛学海的新闻，引发了大家的极大关注。

作为清华高材生、工学博士、年仅43岁的正厅级官员，熊卓无疑拥有很好的仕途预期，但他为何挂冠而去，重返书斋？作为当事人，熊卓目前并没有披露自己的心路历程。

10年前，北京市也曾有一位正厅级领导干部离开仕途重返象牙塔，而且恰巧也曾担任过团市委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关成华，男，满族，1968年8月出生，辽宁建平人，1986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93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法学理论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1999年底，关成华从北京大学团委书记任上就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2001年11月，关成华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5年多后，关成华任北京市昌平区代区长、区长，后任昌平区委书记，2010年上半年，关成华辞职，赴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目前担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为何在仕途非常光明的四十年华辞职搞学术？关成华曾公开发表一篇文章，细述自己辞去北京昌平区委书记以及搞学术的具体内情。读完这篇文章，我们或许就能洞悉熊卓辞官重返清华的缘由了。　

我辞去区委书记

以及搞学术的原因

关成华｜文

一、科研梦常伴左右

离开北京大学刚刚一年多，我就萌生了重返大学校园的念头。我在1999年底被调往北京团市委任副书记一职，由此开启了在常人看来前景光明的从政生涯。

相较职级待遇的变化和对官场升迁的期待，当时的我，更珍惜和在意的是终于有了实践和锻炼的机会：憧憬着自己通过完成从校园文化到社会文化的适应和超越，来检验和印证在论文中和课堂上形成的认识和想法。

我怀着激动愉悦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心情投入这一岗位带来的全新挑战之中。奔走于无休止的忙碌和应酬，习惯了不间断的掌声和笑脸，经历着很普遍的煎熬和挣扎，看似春风得意、顺风顺水的我却时常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内心滋生了不可抑制的再次突破自我的念头。

要找回简单自然且充实明亮的快乐，要在年富力强时从事真正热爱的事业。这个愿望并没有因为2001年底升任团市委书记而消失或减弱。

我在2003年夏天最终决定重返教学和研究岗位。当时虽很少对人提及此事，却已悄悄开始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告别是必然的，要选择的无非是时机和退出方式；回归是明确的，要调整的无非是机构和科研方向。

2005年夏天，顺利通过北大法学院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我正式向市委主管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并且争取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那时的计划是：先到海外访学一年，延续攻读博士期间开始的电子政务立法问题研究，待归国后再决定发展方向和去留问题。

二、既然接受，就做到最好

然而，事情突然在2006年春天发生了变化。我在事先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派往昌平区工作。面对领导和组织的信任，昌平区干部和群众的期待，我在半年后的正式谈话中向市委主要领导做出承诺：先搁置访学和重返高校的想法，全力做好昌平区的各项工作。做出这样的承诺，是完全发自内心且自觉自愿的。

我一直坚守的信条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实施到极致，不允许有任何遗憾；把承担的职责履行至优秀，不遗留一丝后患。何况北京共青团和昌平区是我挚爱无比且值得倾力付出的工作岗位！此后在昌平工作的近四年时间里，我未再提及访学之事。当然，我也从来未放弃当初的想法。

我终于在2010年6月圆了重返大学校园的梦想。昌平四年，经历了区长、书记两个岗位，完成了承办奥运项目、服务国庆60周年大典两项历史性任务。我于2009年11月份正式向上级组织和领导提出了申请：希望离开现在工作岗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后重新加入高校教师队伍。

2010年上半年，我先是辞去昌平区委书记职务，再去市委党校参加区县局级领导研修班学习，最终前往北师大出任教职……此过程看似一帆风顺，其实颇多周折。但总体上说，我是幸运的。能在争取最大的理解和引起最小关注状态下完成身份变换和职业转型，殊实不易！

三、大洋彼岸找到心灵的故乡

飞机平稳着陆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几天前，台风过境新英格兰地区，虽未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但一出候机楼还是感受到了夏日暴雨的肆虐。新的生活就在这风雨如晦的异邦之夜开始了……

通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忙碌，我基本上安顿了下来。朋友也如约而至，帮我运来了六纸箱近三百本中文图书。我在哈佛大学中国基金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到后的第一份感言。应邀参加晚宴的为哈佛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机构负责人，许多还是名声显赫的“中国通”，我与其中多位学者后来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日后的交往中，他们也屡次提到那个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感言。

“……我的领导当时问我‘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写了那么多的书和文章，可有谁真的听他们的意见呢？你又何苦非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此次转型做学者，并不是特别在意自己的意见被别人采纳或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我只想在追求知识中得到快乐和满足。’现在，每天看到‘以真理为友’的校训时，我认为到哈佛，我是来对了地方……”

哈佛大学，被很多学人誉为“心灵的故乡”，现在也终于成为我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新起点！

此后我还逐渐认识到，岂止哈佛，整个大波士顿地区、麻萨诸塞州乃至美国东部地区，的确是观察和思考美国创新问题的风水宝地！国内学术界所谓美国“东部谈政治，西部搞创新”之论，实在是失之偏颇和肤浅！

我为自己头两年的哈佛生活定下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

我阅读了近十年来“有钱买而没有时间读”的中文图书百余本，选修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相关课程十二门，参加了大小学术活动近百场次，搜集整理了写作所需的书籍和文献资料，初步形成了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我考察了美国十余州的城市和乡村，进行了五十余次的交流和访谈。我还有幸借得朋友的一套闲置住房，得以深入美国社区了解到居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大女儿来美后的求医和就学经历，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美国医疗体系和教育制度的认识和思考。总之，两年的收获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少了电话，没了应酬，终于能够尽享自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脱身诱惑，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更是个恩赐。有朋友特意来美探望，想了解和考察我的访学生活和精神状态。

经过几日的体验和畅谈，朋友临行前对我讲：“当时对你的选择，我们都捏了把汗，甚至有悲壮之感；现在，亲身感受你的学习和生活，不禁为你的选择喝彩，又生豪迈之情！”我内心里十分感谢朋友的理解和关爱，但我还是对他讲：“其实别时本无悲壮，聚时亦无豪迈。我只是在年逾不惑后选择了正常和平凡。”这句话，自认为是我两年访学生活的真实写照！

四、研究方向定位——创新

我把来美后从事的课题定为：创新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以美国为例来探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我的计划是从现在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形成一本有一定份量的学术专著，暂定名为《论美国的创新》。

这样的研究方向、思路和计划是我于2009年初在昌平工作期间最终形成的。我到昌平工作一年后，逐渐确立了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区域创新体系的工作思路。围绕这一思路，我动员和组织力量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的同时，我也痛感这一领域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匮乏，有许多空白地带。

继续深入下去，与国际学术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学术界对创新问题的研究成果雷同且欠深度，很难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远目标。我个人的特点是，事情可以弄透之后不做，但不能未弄清楚瞎做。随着对创新问题的深究，我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通过重新思考90年代中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我决定把转型学者后的研究方向定位在“创新”上，欲竭尽心智来探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我研究生毕业留北大任教后，有五年时间从事高等教育及其校园文化的研究工作，发表过论文和专著，也发起组织过学术研讨会。

我在北大百年校庆和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期间曾经发表文章，呼唤当代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做有创新意识的建设者，这形成了我志于打造“开拓创新，超越激情”的理性建设者的工作主轴。到北京团市委工作后，我又提出“建设、服务、创新、发展”的工作理念，主张把共青团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和服务型青年组织，并以此实现青年工作的现代化。

从北京大学到团市委再到昌平，对“创新”的尝试和探索构成了我的工作主线。把对其他理论及实践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整合在“创新”大框架之下，就成了我在昌平工作后期孜孜以求的目标。有了这样的思路和方向，也进一步坚定了我离开党政管理岗位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方向正确，起步晚、速度慢都构不成障碍，日积月累终有滴水石穿之时；方向错误，速度快、起点高麻烦亦大，平步青云中暗藏倾覆之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北京团市委六年青年工作及昌平四年的地方工作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不仅让我尽已所能把智慧和汗水倾注在挚爱的热土上，也为我从事科研工作重新校正了方向，更让我以彻底无畏的态度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我永远感激北京团市委和优秀的北京青年群体！永远感激昌平和昌平人民！

在昌平，我还养成了爬山、散步同时进行思考的习惯，并常常在路边小店和农家院里享用简单而美味的食物。每当我行走在查尔斯河边或者随意步入哈佛广场的风味餐厅点份方便食品的时候，体会到了非常近似的快乐！这是美食美景带来的愉悦，也是追逐“创新”收获的满足！